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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洪治纲对话:回到现实,回到存在(4)

 雁帛 2017-08-16
 洪治纲:在《兄弟》的上部中,你将历史、暴力、罪恶与人性中最为本质的爱紧密地融铸在一起,使我们在一种历史的“暴力奇观”中,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爱的伟大、宽广与无畏,也看到了生命中某些恒久的、无可匹敌的伦理之光。面对李光头和宋钢的成长过程,尽管苦难、暴力、耻辱自始至终地充斥于现实的各个角落,但是,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扭曲人性的道德化启蒙,相反却使他们在很多不经意的细节之中,领悟到了亲情、怜悯、关爱所具有的坚韧与强悍,无私与无畏。譬如,遭受了抄家的破坏之后,宋凡平拿着树枝教孩子们吃饭,并以“古人的筷子”来化解暴力后的灾难和辛酸;宋凡平的胳膊被打得脱臼了,他却以“郎当了”、“需要休息”来保护两个孩子免受暴力的恐惧;苏妈的“你会有善报的”,终于使两个极度绝望的孩子面对父亲的尸体,看到了人世间最朴素的伦理道义;而李兰给丈夫送葬和每年清明的祭奠,以及她在此后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惊人的韧性,更是让这两个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亲情之爱的伟大与非凡。
 
余华:其实我们认真回想一下,在那个时代中,当然存在着夫妻反目,子女间互相揭发的种种事件,可是更多的家庭,甚至可以说是极大多数家庭都是空前团结,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忠诚,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无法相比的。我想这既是特珠时代的原因,也是我们的传统,中国建立国家的历史都有三千年了,在漫长的封建制社会里是没有"人"的,中国人长期以来无法获得“个人”的身份,也就是说个人在社会里是没有空间,个人只有在自己的家庭里才有空间,所以中国的社会纽带不是个人和个人来联结的,是家庭和家庭来联结的(当然九十年代以后这样的传统已经改变了),我想中国人在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仍然生生不息,家庭之爱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部里如此表达宋凡平和李兰和孩子之间的爱,因为在那个时代里,爱成为了内心深处的自由。到了下部,外部环境不再压抑,开始变得放荡起来,什么自由都在层出不穷了,爱所表达出来的自由自然不重要了,起码不像过去那么重要,爱也就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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