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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礼记讲读》、上古本《礼记正义》、儒藏本《礼记正义》 下期预告 第五期：《<礼记>研究四题》、古汉语教学、经学文献研究 8 《<礼记>讲读》 王锷：没关系。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您的《<礼记>讲读》一书，请您来讲讲此书撰写的情况。 吕先生：《<礼记>讲读》又给我一个机会，就是第三遍读《礼记》，我算是满心高兴的。但是它是个节选本，这本书我感觉很多地方是提高了，就是这个《礼记》上头添加了很多扩展，其中涉及到词的理解，我和现在最权威的《汉语大词典》做一下比较。 王锷：我给我们的学生开一门选修课就叫“《礼记》导读”，就介绍您的《礼记讲读》，基本上上过这个课的学生，他们都会人手去买一本，他们觉得很好用。这本书里面有选文，有注释，后面有文化史的拓展，还有对某一篇的一个集评。为什么当时会是这样一个思路？ 吕先生：这样做不是出于我自己的脑子，这个是华东师大出版社他们自己有体例。为了让我明白这个体例，他们特意给我寄了一册《<周易>讲读》。就是说，如果你对“讲读”这个体例不明白，《<周易>讲读》就是一个样板，你就照着它来做。我是亦步亦趋，也可以说是萧规曹随。当然，《周易》是《周易》，《礼记》是《礼记》，二者的内容是大不同的。我做的是《礼记》，在文化史拓展的时候也觉得比较有趣。有些问题还是有点意思的，比如“三年之丧”的问题，现在我一下也说不全。你们用了以后你们有什么感觉啊？特别是不足之处。 王锷：学生们觉得您的这个书可以极大地拓宽他们的视野，还能提出问题让他进一步来思考。也就是说这一套书整个的体例都是一样的？ 吕先生：是的。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出版社，或者说，是这一套书的主编的设计。我作为《<礼记>讲读》的作者，除了遵循它的设计外，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还是有的。我做的过程中，我要让读者思考，我自己就要首先动脑筋思考。所以，这样的设计，不仅读者受惠，首先是作者受惠。 王锷：这里面有些比如关于“死亡”的称呼，除了前人提到的，你又举出那么多，几十种。 吕先生：《导读》中的《漫谈古代“死”的别名》一文，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补充了182个别名。这篇文字是我与我的学生冯好杰一道作的。清人梁章鉅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浪迹丛炎》卷九《人死别称》条列举了19个死的别名。近年，龚延明先生《古代“死”的别名》一文(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4期)列举了67个。龚文虽然大大超越了梁文，但我们认为还很不够。本文在梁文、龚文之外，又补充了182个。可以说，截至目前，关于“死”的别名，搜集之多，仍是这篇小文。但我们在该文中又说：“‘死’的别名，是不是就这么多了呢？肯定不是，希望有心人继续来补充。” 王锷：那里面已经勾稽很多了。其中包括称谓，也包括一些对字词的解释，还包括哪一家对什么问题的看法。这显然不是你搜计算机就能搜来的。 吕先生：您说得对。此文初写于1989年，那时候我们一般人还买不起计算机，至于电子版图书，更是闻所未闻。靠的就是随时留心，读书时看到了，就作卡片，随手记录。譬如说，1981年初，《中国语文通讯》发表了我写的《释“移时”》一文，那时候，我研究生还没有毕业。《释“移时”》一文，纯粹是靠书证说话。那些书证也是三四年的积累，一张张卡片的积累。那时候就是这样，你是研究什么的，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在读书时自然十分留心，遇到了，就随手记在卡片上。对我来说，20世纪结束以前，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办法来积累资料。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电子版图书的问世，这种积累资料的方式就不太使用了。 王锷：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个书。 吕先生：对，那时候条件就是那样。 王锷：吕先生，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礼记》当中有《大学》篇，从先秦以来一直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就您的观察，觉得《大学》篇的“大学”究竟指的什么？ 吕先生：我对这个问题是相当胡涂的。如果放到唐代以前，我感觉还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宋儒对它另眼相看，把《大学》和《中庸》拿出来，把它提到那样一种吓人的高度。对我来说接受起来还有些困难。所以我现在只能说，我对朱熹他们那样去理解，我要是去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其中的微言大义我讲不出来，讲不到那种高度。 王锷：那要是给学生讲，你是讲哪一种观点？“大学”指什么，会怎么讲？ 吕先生：他把《大学》拔到那样的高度，我的思想，我的知识储存，我觉得都不够。我给学生讲，肯定是很死板，干干巴巴的，不生动。有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王锷：《礼记》当中那么多篇章，你最喜欢哪一篇？ 吕先生：《礼记》四十九篇，其中讲到丧礼、葬礼、祭礼的内容很多。祭礼犹可，读有关丧礼、葬礼内容时，是硬着头皮在读，是为了读懂它，但不喜欢它。从这四十九篇里挑一篇最喜欢的，我一下子还说不出来，必不得已，我觉得《儒行》篇还是可以的。 王锷：哈哈哈，为什么？ 吕先生：譬如说，宋代皇帝就命人把《儒行》刻印下来，发给新科进士和有关官员。这说明，宋代皇帝是把《儒行》篇看作培养士大夫精神的教材的。《儒行》篇里有的文字看着似乎有些迂腐的味道，但总体来说确实是很精粹的。像清代禁烟英雄林则徐，他那脍炙人口的两句诗是什么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诗中的“苟利国家”四字，就出自《礼记·儒行》。《礼记》当中励志的词语最多。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微斯人，吾谁与归”，显然脱胎于《礼记·檀弓上》“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 王锷：您这个想法我听到我很开心。 吕先生：我也有同感。再举个例子，自古至今，读书人都很欣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这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微斯人，吾谁与归？”他这个“微斯人，吾谁与归？”肯定是从《檀弓下》“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学来的。所以，这就慢慢扯到了“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吃香”这个话题上。我认为，《礼记》越来越吃香，靠的是它的内功，不是揠苗助长。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知识分子的榜样，范仲淹是可以的了，林则徐也是可以的了。这两个人肯定都是受到《礼记》影响的。范仲淹是新科进士，曾经得到皇帝赏赐的《儒行》，不必说了。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就是林则徐写的序啊！ 王锷：对。我读《礼记》，就越来越觉得《儒行》篇蛮有意思。结果再后来因为做《五礼通考》的原因，就要看《宋史》的《礼乐志》啊，包括相关的本纪的一些内容。发现宋代新考中的进士，他去拜见皇帝的时候，临出门皇帝都会送给他们一册《儒行》篇，单刻的。皇帝送他这个显然不是随便送的，而且这个时间很长，持续很多年。 吕先生：对，大概是从宋太宗时开始，包括范仲淹中进士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待遇的。 王锷：对，送《儒行》篇。有一次在山东大学跟刘晓东老师聊天，我也向他请教这个问题，刘老师跟您的回答是一样的，说是《儒行》篇。完了他反过来问我，我说我也是一样的，也是《儒行》篇。所以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吕先生：你说的是。《礼记》中的有些篇，说不客气话，就是有点杂乱无章。清代学者姚际恒，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收了他说的这番话。说咱们现行的《孝经》啊，很不够意思。他说真正令人感动的《孝经》啊，可以从《礼记》里辑出一篇来。比如说《内则》啊，《少仪》啊，等等，都是有血有肉的，非常现实。比现行《孝经》中的那些“天子孝”“诸侯孝”“大夫孝”啊，有意思多了。 王锷：我现在给学生们上课，要上《礼记》。有一个作业，要他们把《儒行》篇全部背诵。他们这里面有会背的，你觉得有道理吗？ 吕先生：那好啊！有道理！我回来给我的学生也说说，说南京师大有这样的作法。 王锷：有些东西背一背对他们会发生作用。 吕先生：是，我小时候曾经也背过一些东西。现在我背东西的功夫就太差劲了，像刚才林则徐的诗，我都忘掉背不出来了。 王锷：我们的学生，我上《论语》课也是两个作业。第一个作业，把《论语》的前十篇，全部背会。背会一篇给十分，背会十篇，给一百分。第二个作业，把《论语》的经文，从头到尾用繁体字抄一遍。抄完以后，哪个字不认识，标上音。哪个字意思不能理解，加上注释。这两个作业合起来两百分，占你期末考试成绩的百分之三十。我执行了十年，甚有效果！ 吕先生：我感觉这是让学生扎扎实实练基本功。 王锷：有一次咱们开经学会，应该是在厦门那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梁秉赋，他是搞谶纬的，另外还有台湾的几位学者，讲到《论语》，我就说了我这种做法，他们说回去以后要推广，觉得很有用。 吕先生：你这个方法我也觉得很好。 王锷：这样的话可以让他脑子里背点东西。另外的繁体字抄着写写，你不就认识繁体字了嘛？你不写不抄，永远也不认识。所以刚才和吕先生说，让你们背《儒行》，吕先生同意我的做法，我很高兴，可见我说的是有道理的。 9 上古本《礼记正义》 王锷：您讲了上学的经历，包括做《周礼》《礼记》的一些想法，其实这几年呢，《十三经注疏》的整理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学界关注很多。但是关于整理的过程，学界了解得很少。吕先生您是亲自参与，请您能谈谈上古本《十三经注疏》整理的背景及大致的过程。 吕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我能够参与，可以说是三生有幸。有这个动议，是在1991年。是两家合作。一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是魏同贤，责编是金良年。一家是西北大学，主编张岂之先生，是西北大学的校长；副主编是西北大学周天游，后来担任陕西博物馆馆长。他们四个人是操盘手，考虑大局。金良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他的硕士指导教师是胡道静先生。应该说是古籍整理科班出身，很多具体的计划，譬如说，校点凡例，都是出自他手。据说，后来调到上海书店当领导去了。整理《十三经注疏》，需要十三个整理者。一经一个。福建师范大学张善文负责《周易注疏》，西北大学黄怀信（后调至曲阜师大）负责《尚书注疏》，华东师大朱杰人负责《毛诗注疏》，北京师大（后调至清华大学）彭林负责《周礼注疏》，在下负责《礼记注疏》……群贤毕至，除了我来自小地方新乡外，大多数来自北京、上海、西安。1992年元月，在西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明确分工，讨论整理方案。 这次会议，让人感到眼睛一亮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很明白地说了：我们不抱阮刻本的大腿。我们自出机杼，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底本的选择，不是从阮元那里来。还有通校本啊，参校本啊，都是走自己的路。上海古籍出版社能想到这一点，我感觉，这说明他们社里面真是有高人。这就意味着，继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之后，将开创《十三经注疏》版本的新纪元。从1992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一套《十三经注疏》，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它的这个特色，两岸的出版物还没有一家超过它的。 这一套《十三经注疏》，从校点上来说，可议之处很多。具体到某一经，又有差别，不可一概而论。这和具体点校某一经的点校者的学养有关系。拿我来说，当时我脑子里想搞的是训诂学，所以，当主事者征求我的意见时，说：“吕老师，《十三经注疏》，你愿意搞哪一经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做《尔雅注疏》吧。”主事者说：“吕老师，《尔雅注疏》，已经确定由华东师大王世伟先生做，你做《礼记注疏》行不行？”我心想，这也没什么行不行的，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从那一刻起，我思想上就已经有了精神准备，这是个很难啃的很生疏的东西，准备打硬仗就是了。一句话，当小学生，从头学起。 从1992年至2016年，中间是24年。这24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是和“礼”打交道，特别是《礼记》。我对《礼记》的理解和认识也逐渐提高，先是小学生水平，继而是中学生水平，现在可能是大学生水平。由我整理的《礼记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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