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不杀士人：中国历史的“民主”高峰2

liuhuirong 2017-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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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

两宋王朝对文化人的优容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任职之崇、地位之隆、声名之炽，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甚至不过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

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以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上、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咀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作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并认真执行的。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三年》的范、富争论，范多次提及“祖宗以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块誓碑，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范仲淹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

从《退斋笔录》所载元丰年间，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来”四字逼皇帝让步。当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拒绝执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惇，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听不到。

文化历千年之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虽然，辽、金、元、党项、西夏的侵扰战争，对赵宋王朝起到毁灭、死亡、破坏、灭绝的作用；然而，在相对和平、相安无事、相互对峙而非兵戎相见的和平年代，由于赵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发展、文明得大进步、文学与文艺得大繁荣，让我们看到这个辉煌灿烂的王朝，其建设、发展、腾起、富裕，成为基调的另一面。

两宋王朝积三百年的努力，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突飞猛进的科技，高产丰收的农业，富庶活跃的市场；其规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会，诗书礼乐的环境，成为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所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达到极致境界，与这块誓碑所营造出来的大环境，有着莫大关系。

钱穆则说过更仔细些:“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用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

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其余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当代社会所需要。而我们时时刻刻须臾不离的书本、报纸、文件、宣传品，乃至于网络上所使用的印刷体方块字而言，它之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为后世中国人所承袭。或者还可以说，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与汉、与唐，都不甚搭界，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却是最为接近的。严复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