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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诗钟是盛行于清末民初的一种诗歌游戏，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诗钟结社活动。诗钟社虽以娱宾遣兴为表，但借游戏笔墨寓风雅之意才是文人结社敲钟的主要目的。诗钟集中记录了诗钟社活动的具体内容，如制题、体格、唱卷等；取尚雅洁的诗钟作品从侧面反映出近代文人群体的思想状态。 诗钟亦称建余体、织锦体，由嵌字偶句、改诗、折枝、百纳琴、羊角对等名演变而成，是文人雅士结社聚会时限时作诗、各擅诗才的一种游戏。兴起于清代中叶①，最初在福建、广东等地流行，久之播及全国，至光宣、民初而大盛其风，名流文酒之会率为诗钟。诗钟热绵延近百年，自闽粤而至江南燕北，及至台湾也较多此中作手。近代很多知名人士和诗词名家，如林则徐、张之洞、陈宝琛、严复、林纾、梁启超、樊增祥、易顺鼎、唐景崧、潘飞声等都参加过诗钟雅集并有诗钟咏作存世。 诗钟分上下句，每联一般限七言②。主要有笼纱、嵌珠两格；又称分咏、嵌字体。笼纱者，取毫不相干的两题，以上下句分别题咏。嵌珠者，取两个不相类的字，分嵌于所限之第几字。《诗梦钟声录》中概述诗钟的特征为：“以二题决不相类者合作一联，又以二字决不相类者分置一联中，而又用竟陵王故事，刻烛成诗，限以晷刻。”[1]前即笼纱格，后即嵌珠格。“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文心雕龙·丽辞》)，以语工而成速者为上。 关于诗钟名称的由来以及其与对联、击钵吟的文体差异，学界已有专文论及，兹不详述③。本文拟对近代诗钟社活动及诗钟作品集进行初步的考察和分析。 一 诗钟既属游戏，与独白式的自吟自咏不同；是与他人比试才思，属于即兴、集体式的创作，多以结社的形式开展。其形式也因参加人数的多少而较为灵活。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随意式。参加人数三、五人不等，多为亲朋好友，遣兴娱宾，以诗钟为乐，往往即聚即散。诗钟的“竞技”色彩较淡，不以胜负为意，更多地是切磋诗艺，聊助谈兴。如《百衲琴》诗钟只有秦云、秦敏树二人，也就无所谓品第甲乙。二、群体式。此类诗钟社即可视为诗社之一种，多为趣尚相近的文人群体，有较为成熟的社规，定期举行雅集。如雪鸿吟社“期每十日一集”[2]，参加成员一般较固定。如樊园战诗主要有樊增祥、梁鼎芬、陈三立等。这种诗社多由有一定名望或官职较高之人主持。如易顺鼎主持的吴社诗钟，王以敏主持的湘烟阁诗钟，蔡乃煌主持的絜园诗钟等。参加者层次相近，棋逢对手，往往苦思竭虑，力求一胜，时有佳作，故而敝帚自珍，选辑成集保存。三、诗钟会。此类为大型诗钟活动，参加的人数动辄数百，甚至上千人。一般是先公布题目，然后在约定日期内将收集上来的诗钟作品进行品评。“就庙宇结社，标二字，限以箝于第几字，成七言对偶二句，分左右两房评甲乙”[3](P152)。允许思考的时间较长，虑迟者也可一试；故而参加者众，趣味性极强。在公布甲乙之日更是当地一大盛事，会在公布已投卷的优劣等次的基础上，再举行现场诗钟大赛。即兴创作，限时投卷：“以香钓二寸内外，以一联为一卷，随投筒中，不拘作若干卷，限时截止，不得再投。”[4]诗钟会热闹非常，尤以福建为盛。在诗钟会当日的现场比试中亦不限于点香、击钵等形式，“拈字为偶对，……多人相聚，片刻即成，举快手录之，……每日可有六七次”[5](P470)。比较三种诗钟活动形式，诗钟会的社会影响最大。不拘籍贯，不限身份，贵贱长幼皆可自行或托名投卷，往往成为一时一地的风尚所趋。但因参加者的流动性较大，宦游四方者什六七；其他或迫于生事，仆仆奔走，或过客才焉至，止一集辄去，倏来倏往，其优游闾巷、无官私之牵率者，无数人焉。”[4]如此“倏来倏往”的即兴创作，作品良莠不齐，不易成集，流传下来的不多。今天能看到的诗钟集多是前两类。如《榆社诗钟》、《樊园五日战诗记》、《樊园战诗续记》、《絜园诗钟》、《絜园诗钟续录》、《百衲琴》、《吴社诗钟》、《湘烟阁诗钟》、《鹊华行馆诗钟》、《诗梦钟声录》、《陶情社诗钟选》、《雪鸿吟社诗钟》、《诗畸》等。如下表：
从以上所列十个中小型诗钟社(集)可大致了解近代诗钟社的盛况⑥。此类诗钟社活动地域性较强，社内同仁多为乡籍本地人，“如雪鸿吟社“敝庐社中皆吾豫人…。”[2]《诗畸》中所录多为福建人，又以闽县和侯官为冠。陶情社则大都是杭州人⑦。近代寓居京沪的文人墨客较多，“与朋辈作文字饮，而诗钟之聚为尤多”[4]，故而在京师的诗钟社，多为客籍流寓之士，但影响声势较大，如寒山社。据《新世说》：“同光以后，盛行建余体，逐字对嵌，周而复始，名一唱以至七唱，都人士结为寒山诗社，月必数集，雅歌消遣。”[9](P147)寒山社成员较多，有郭春榆父子、杨杏城兄弟、梁鼎芬、赵芝山、梁启超、冒广生等共八十余人。鲸华社也是近代规模较大的诗钟社，且持续时间较长，自光緒辛丑四月(1901)，讫癸卯十月(1903)，历时三年，凡四十集。在众多的诗钟社的名册中，记录了各地的诗钟爱好者，如蒙古诗人三六桥，“喜为诗钟。有马褂、羊叔子分咏云：'三字译名契尔伯，千秋绝对骆宾王。’契尔伯蒙古语马褂也。”[7](P1938) 此类诗社型诗钟社活动，“钟”是诗钟社活动最主要的道具，也是诗钟之“趣”的外在载体，体现出文人游戏的精巧性。近代翻译家陈季同之弟陈寿彭家的诗钟为：“制一盒，上立一架悬钟，以线系磓，中系香注，下连盒。盖香残线断，钟响盒闭，后成之卷不得入。”[3](P153)若无悬钟则点香为限：“拈题时，缀钱于缕，系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其声铿然，以为构思之限”。[8](P4007)限时虽为诗钟社活动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也难出佳作。故而诗钟社成员敲钟时，往往择字觅句，费尽思量。陈士芑《诗钟九友歌》[6](P148)就生动地再现出寒山诗钟社成员机敏与思迟的吟咏诸态： 龙阳才子钟中仙，摇笔思攫榜花元。忽然攫得喜欲颠，一生夺魁数累千。(易哭庵)王郎清纯俗尘捐，粥粥耻与人争先，偶探骊珠众称妍。(王书衡)瘿公选句如选钱，收拾寄零一一穿，命题择字争新鲜。问鼎不得心茫然，嘲甲评乙舞翩跹。(罗瘿公)。曾侯苦思殊可怜，伏案独吟如秋蝉，呕心镂肾百虑煎。(曾伯厚)谁其匹者高阆轩？哆口瞠目绕室旋。轩然一笑得佳联，骎骎欲度钟王前。(高阆轩)…… 诗钟靠积蕴丰富且临场心智锐利，“虽游戏笔墨，然非聪明不能裁时，非博洽不能俗题使雅。”[5](P472)极易激发诗人好胜之心，一改诗社创作的严肃面孔，显示出诗钟的游戏之趣，也成为吸引诗人结社敲钟的主要原因之一。湖北诗人樊增祥《樊园五日战诗记》(战诗即诗钟)序云：“七月望，余方起……节庵持伞徒步而来，……约吾两人战诗。”“方起”即战诗，不可谓不痴迷；且七月天气“极热，暑表一百零四度”，夏日炎炎，但梁鼎芬、陈三立、蔡乃煌等在樊园敲钟持续五天，“自打钟以来，无连战五日者，斯会可谓谐畅矣。”[9] 晚清士大夫结社敲钟并不仅为了娱宾遣兴，诗钟社在同光宣年间如此盛行，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近代国势衰微，民不聊生，个体的抒发往往显得尤为单薄，期以这种集体创作形式抒写世态炎凉，期针砭时弊之效。“竞愤时而嫉俗，辄大鸣其不平。……思平生壮志止消耗于雕虫小技之末，以此冀斯世之赏音。”[10]“可以群，可以怨”，借游戏笔墨寄寓风雅之意，这才是晚清士大夫们结社敲钟的真实目的。在诗钟社的集体创作中，既可赢得众人的认可，又藉此抒心中不得志之抑郁。《诗梦钟声录·跋》云：“以之涤烦郁，沦性灵；亦游艺之一助，正未可以旷废訾也。予性不喜角逐，官场无聊，……假借往往得佳句，同人互赞亦颇自喜。乐此不疲。”[1]借游戏遣忧，来躲避飘摇世事。诗人借此聚会之际，吟诗讽世，是以长歌当哭。抒郁塞之情。蔡乃煌曾不无感慨：“伤心别有怀抱，……此亦流连之物，断章取义，敢居风雅之村？”[11]此时诗钟就成为寄意遥深之酒杯了，这种心境在民国二年易顺鼎《诗钟说梦》中表现得更为沉痛。 晚清一些高官也热衷于诗钟活动，如内阁学士陈宝琛，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阁学公袁保龄等。应该说，官吏主持诗钟社大有笼络人才之意，而文人也存扬己显才之心，故而诗钟成为文人结识显贵的方式，诗钟社就慢慢发展为人才汇集之所。张之洞就常召幕僚于其避暑小园结社敲钟⑧，其地位和影响无疑促进了诗钟活动在官员中的流行。此类诗钟社作品，较文人之间的才思较量不同，多带官场特色，在制题上也以官员字号、官职为戏，“所传诗钟，勾心斗角，巧妙无伦。”[12](P108)不免有借诗钟而阿谀谄媚者。小型诗钟社多为诗坛沙龙的娱兴活动，大型诗钟会则还可为地方作诗文比赛博彩之用。就庙宇结社，悬诗题于街衢，参与者众，花费亦多，为加强诗钟会的趣味性和竞赛性，往往要求参与者交纳一定的费用，并从中摊出对胜者的奖励。如此优者便可获一定物质报酬，这也算晚清时期稿费制度的萌芽罢。以诗钟流行的闽中为例：“以瓷器、文具、洋货、珍玩为彩，每卷卷资十余文，每唱，有多至数千卷者。”[3](P152)《诗畸·诗钟凡例》中记：“投卷有纳费者议定，凡投稿一卷纳钱若干，……即以诸卷所纳钱，接正副两本。所取高下，摊给有差。”[4]如上按每卷卷资十文计算，多至千卷时，摊给头奖的所得应较为可观。因为诗钟在晚清的广泛盛行，诗钟社、诗钟会甚至成为闺阁女子进行社会交往的途径之一。近代著名女诗人薛绍徽十四岁时，就曾托兄之名往投卷，尝列上选，得优彩，人咸异之。既而知作者乃一弱龄小妹，遂播为美谈。“寿彭诵其句，喜而请委禽焉。”[13](P1827)光宣时期，文人若无功名，除了舌耕以外，做诗译文皆可度日。诗钟也可为谋生之助，前面提到的陈寿彭就是如此，当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后，入冬窘涩，谋生之道竟为诗钟，“陈、薛则造意炼句，必以奇胜”，“由是日赢数百文，夜则购酒肴行乐，且得存余酒度岁。”[3](P154)日诵诗钟，不仅供家用，且有存余。靠诗钟此等“雕虫小技”而养家糊口，不必有“退耕力不逮”之愧，斯为晚清文人之幸或不幸？ 二 晚清戏曲、小说等以往被谓之俗文学的文体样式因其娱乐性、平民性、社会性而赢得瞩目。大量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在清末民初盛行亦是表征之一。既可为游戏遣怀，又可登大雅之堂，由纯个人的创作转变为集体的抒发；由皓首穷经无人识到一联吟成众嗟赏，诗钟无疑适应了这种趣尚。诗钟社、诗钟会之所以能吸引诸多中下层民众，恐与此不无关系。 更重要的是，随着诗钟逐渐被世人认可，诗钟社、诗钟会成为下层官员或文人借以炫博逞奇之处，更为平民学子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所”表见的场所。《诗畸·序》中，唐景崧喟叹：“独余此钟鸣漏尽呕心数语，尤为天下人得以一寓目，则固呻吟时之所不及料，盖亦极可悲而复可幸者也。”[4]晚清科举考试的废除虽几经反复，但在社会上已失去平民阶层进身之阶的实际意义。因诗钟活动中官员参与较多，是以诗钟具有同科考行卷、温卷的自荐效用。也正是出于对科举考试存在不公平选拔现象的矫正，这种民间诗文才学展示的严肃性也慢慢得到提高，其趋雅化的倾向也愈加强化。 如上所述，近代诗钟已由纯粹的诗歌游戏附上许多功利性色彩，兼诗钟本身具有的”战诗“性质，故而品第甲乙成为诗钟社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小型诗钟社由诗友共同约定，而大型诗钟会或成员流动频繁的诗钟社则由发起者结社之时议定。为防阅卷时作弊，将所交诗钟卷糊去作者姓名，誊写正副两本，且为免誊写时手民误植，“每唱以二人为校对，免有漏写误写之卷”[4]，钞写本则分别送呈两位阅卷官评阅，要求甚为严格。光绪年间的《诗畸》中就明确的提出诗钟评卷的八点法式，其中有：“正副本中送正副阅卷，分别取高下，不得互商。”“阅卷者禁视诸人底稿，亦禁与诸人交谈。不得向阅卷者询问。”“事虽游戏，规矩宜严，否则懒散。”[4]这些阅卷制度虽仿自科举考试，但公平性应过之。同时阅卷者还需就排名缘由加以说明，《樊园》战诗中，梁鼎芬所作“困学深宁成玉海，论书和仲爱环肥”被樊增祥评为“眼”，因“案诗钟中通例，雷同不得高例，故玉海环肥两联，和甫置之榜末，举世不得而非之也。”[9]言之凿凿，尽量避免妄评误判。对于夺魁者，众人呼之为“钟王”“钟圣”，或径以“状元”誉之。成为下次“阅卷官”人选，“先以二人为阅卷，第其甲乙，……其次阅卷即以首次取之者为之。”[5](P470)如此循环如许，既是品第高下，也为初学者指示门径：“辩论蜂起，终无畦畍。……不能诗而好弄喜，诸君子不弃也[2]。” 诗钟集编排与诗歌总集的体例大致相同。或以诗钟社成员入社先后为次序，或以地域来排列作者姓氏。随意式的诗钟社因为雅集次数仅一至两次，故而若在序中注明，则不再列目录。诗钟作品的收录有分课收集和分体收集两种：如《樊园战诗》，每日每课都录题目及评卷之人，按元、眼、花等排次收集。此种体例多为小型诗钟社作品集，详细记录了每次敲钟的细节。分体收集的按分咏、嵌字、别格等体收，因所嵌的位置不同，而有凤顶、燕领、鹭颈、魁斗、鸢肩、蜂腰、鹤膝、雁足等格。名称在各本中未有定式。形式变化最丰富的是《项城袁氏家集》中收两卷《雪鸿吟社诗钟》，出现了“对成”“骈体”等多种文体类型的诗钟之作，并在各诗钟作品后录作者字、号。因作品量大，编选成册时则需删繁汰芜，《吴社诗钟》、《湘烟阁诗钟》等都为诗钟社作品的选本。诗钟作为一种诗歌游戏，随题要求作事对言对，似乎很难有完整的诗歌意境；但诗钟之作，因难见巧，以速为工，极尽文字之娱。制题的灵活性，吟咏的宽泛性为创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抒发空间。兹举之万一，聊作赏析。 (一)制题求奇：制题的求奇主要是为了加大诗钟创作的难度，诗词中不写之“俗”题，诗钟却无所顾忌。愤世嫉俗之士，每于诗钟出题时，寓其嬉笑怒骂，无物无事不可入题。无论雅俗，不分贵贱，悉入笔端，表现出强烈讽刺意味。如宋太宗与终南；汉武帝与自来火；木屐与炀帝；天子与兽；亦可用官职戏谑：如鼎山寺与中书令；凤凰与太守；官与蚁。科考：新翰林与破寺；乡试与猴戏；不应试与牛肉。为加大难度，制题每每别出心裁，或用代词入题：如我与堂；或用形容词入题：如楼与热；高与犬；或用日常事物入题：腊与芥；月晕与布袋。有的制题则直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态度：如钱与仆；乞丐与西湖；桃花与骷髅；骑马与鸦片；出题吟诗者皆能一吐为快。随着晚清国门渐开，琳琅满目的新事物、新名词涌现于日常生活中，在诗钟的题目中此类新词作为分咏之题所占比重较大，如：火车，电报，教官，千里镜，电线，机器，教官等，对这些新词及所对之题也寄寓了或贬或褒的评判态度。 (二)吟作尚雅：与制题时不避其俗，一味求奇不同，作者更为注重用语的雅洁和微言大义。“亦由书卷及古人名句、平生阅历酝酿而出，若一味滑稽习见则生厌。”[5](P472)如“口孙”七唱，出题颇为离奇，樊增祥之作为：“因惩诗案防兄口，每读投壶想帝孙。”前句用苏东坡被贬赴黄州，其弟子由送之郊外，都无一言，但指其口之典；下句用范书祭遵传典。在此作中毫无题目之随意悠闲，此例可为体会制题与咏作之不同趋尚。社中诸友即兴取材，内容广博，表达的思想情绪各各不同，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如“神女生涯原是梦，落花时节又逢君”，(“女、花”二字为燕颔格)，见于《雅堂文集》。此两句原属名句，神思缥缈，“以之自作，犹无此语，乃出于集句，且系嵌字，真是天衣无缝，巧逾织女矣。”[14](P266)另如写初春：“门延柳色和烟入，径着梅花雪酿成。”(魁斗：“成门”)“延”字“径”字宛见春意殷勤；“花飞四座春如雨，茶话一灯影飐风”。(碎联：“如话、坐风”)空灵天然，不见纤尘；“西风瓜豆垂垂老，南浦菰蒋淡淡秋。”(分咏“水架”)则萧散疏逸。陶情诗社诗钟秀丽温婉，犹如苏杭一带风光。“曲院荷风思旧地，小庭梧雨冷初秋。”(分咏：“杭州、新凉”)“枫江叶落霜天信，蓼岸花疏水国秋。”(雁足：“信秋”)诗钟中除了此类“南宗”笔法作品之外，也有许多慷慨激昂以抒忧国之怀的作品。最有名的当属林则徐之作。《雅堂文集》卷四《诗荟余墨》载：“闻林文忠公少时，曾与诸友小集，偶拈'以’'之’两字格，众以虚字，颇难下笔。文公先成，联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见者大惊，以为有大臣风度。”另如台湾著名爱国诗人邱仙根(逢甲)的“冠胆”四唱两联：“几族衣冠过江左，一生肝胆向平原。”“胜将诗胆雄当世，误戴儒冠腐此身。”时有影射现实之作：“布衣忍竟忘臣本，玉玺愁看出后宫。”(“本宫”七唱)“穷鸟应增元叔感，白鹇亦殉秀夫忠。”(“穷白”一唱)俨然为诗中断句，可资诵咏。 (三)跟联：在诗钟社聚会中，各逞才思，各见机巧，往往存异者多，求同甚难。但小型诗钟社因参加者或为亲朋好友，或为同僚幕属，背景、身份有许多相近之处，所吟所咏“同声相应”，就会有吟作内容相近的“跟联”。诸联文脉一致，大有文人惺惺相惜之感。如《雪鸿吟社诗钟》卷二有嵌字体“泪皋”蜂腰唱(两句一联，不著作者)。如： 狱讼惟皋能淑问，英雄有泪肯轻弹。 各联虽咏不一，却是一般心情，同样愁肠。用典无痕而沉痛有加。所咏苏轼、陶潜、谢眺、萧何、寇准皆是深意相属。参加诗钟的均为晚清官员：如太史李宪之、张致夫，户部吴毓甫、吏部吕喧樵，邑令吴幼岑、周子兰等；主持诗钟社的袁保龄位居一品阁学公。同僚敲钟，虽非唱和之体，但有唱和之意。故而吟作意蕴相近，意脉相连。新亭高会之涕，神州陆沉之感，尽于其中。 近代诗钟因文人结社的倡导，取尚雅洁。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群体的思想状态。近代诗钟社作为研究晚清民国时期诗社活动的一部分，伴随着百年近代而负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对于观照晚清文人群体及晚清文学无疑具有重要作用。黄濬曾担忧“更十数年，则必成广陵散，后生更瞠目结舌，不知旧人酸寒咕哔之趣矣”[15](P309)。惜相关诗钟社的材料散见在近代浩繁的笔记、报刊中，亟待进一步地整理和系统研究。 注释： ①徐珂云：“诗钟始于道、咸间，殆仿制艺之截搭题而作，盖截搭合二题以制一文，诗钟亦合二题以制一联也”。(徐柯编《清稗类钞》[M]，第8册，P4007，中华书局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李嘉乐辑.诗梦钟声录.清刻本. 作者：刘兴晖 原载：《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1期 整理制作：恶人谷珠楼 转贴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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