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家里拥有一架缝纫机,是令人羡慕的。 想当年,它主要是裁缝的吃饭家伙,平常人家似乎用不着,也买不起。 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时代,买布要布票,买棉花要棉花票,买线要线票,人们只能找人做衣服,很少买现成的穿,所以裁缝生意特好。 有家姓戴的裁缝店,和我家前后邻居,两家相处得很好,我家所有的衣服都在他家做。 这家裁缝为人不错。母亲患病在外地住院期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我经常找裁缝借钱度日,然后再设法还上。 记得1979年夏天,父亲准备带母亲出院,又写信来要我筹集盘缠。 出于无奈,我再次向裁缝开口,她毫不犹豫地借给我30元(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解了燃眉之急。 我师范毕业后,正赶上国家尊师重教、尊重知识,我的工资涨了不少,使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也就在这年秋天,母亲提出要买架缝纫机,自己学做衣服。 她大病初愈,既然有此意愿,全家人非常赞同。可买什么牌子呢?买名牌“蝴蝶”、“蜜蜂”、“飞人”要票,显然不现实,那就随便买一架吧。 于是,我骑自行车带母亲到10几里外的乡镇供销社买了一架无锡产“太湖”牌缝纫机。 虽然不是品牌,质量不咋的,不吃厚,但看着母亲踩着缝纫机做鞋垫的兴奋劲儿,我别提多高兴了。 如今,母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32年,但那架缝纫机还在为我效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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