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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年12月14日，明朝第十一任皇帝世宗朱厚熜在乾清宫驾崩。时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利用自己给皇帝草拟诏书的权力，拟定了《世宗遗诏》，然后公布于天下。在《世宗遗诏》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在系者，即先释放复职。”意思是自朱厚熜继位到他驾崩为止，凡是因为言论而获罪的大臣，还活着的马上召回来继续使用，去世的抚恤其家属，在大牢里关着的立即官复原职。
发生于1528年的李福达大狱案，涉案的40多位大臣被发配充军。《世宗遗诏》一公布，这些大臣就获得了平反昭雪。实际上，这些大臣早在朱厚熜得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就被赦免了。徐阶给这些大臣平反，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说他要报一箭之仇，因为李福达大狱案的审理者是张璁，平反了李福达大狱案，就可以彻底地否定张璁。张璁在“议礼之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嘉靖的立场上，赢得了嘉靖的信任，最后当上了内阁首辅。张璁曾和徐阶发生过矛盾，将徐阶贬到福建延平府。然而徐阶为李福达大狱案的大臣平反时，张璁已经去世30多年了，因此傅小凡认为，徐阶此举并非单纯地报张璁当年罢黜他的一箭之仇，而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
要搞清楚徐阶的目的，还是先要说说李福达大狱案是怎么回事。李福达是山西崞县人，祖上一直宣传白莲教，他自己也成为了白莲教的领袖。1506年，李福达参加白莲教暴动，被官府抓获，发配到山丹卫，就是现在的甘肃山丹县充军。不久，李福达从山丹卫逃回了老家，之后再度遭到逮捕，后又被发配到山海关卫充军。李福达便从山海关卫逃到了陕西富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富县和洛川一带，化名李午继续宣传白莲教，组织老百姓造反。后来，李福达被官府逮捕并被处死。
几年之后，一个叫薛良的人来到太原知府衙门，说他在太原城发现了李福达，他摇身一变成为了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太原知府派人抓了张寅的二儿子张大义，张寅前来和知府对质，他说自己不是李福达，还把自家的《张氏族谱》拿给知府看。可是薛良说李福达是用重金买通了张氏家族族长张宾，认为同宗，入籍落户，改名换姓为张寅。由于张宾早就过世了，死无对证，太原知府就相信了薛良的话，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将张寅逮捕，判其谋逆罪。这就是李福达谋逆案。在傅小凡看来，这桩案件充满疑点，张寅应该不是李福达，他是被薛良陷害的。
张寅和二儿子被逮捕之后，他的其他两个儿子来到了武定侯郭勋的家，恳求郭勋出手相救。因为张寅的3个儿子会道教炼金术，就结识了郭勋，深得郭勋的信任。郭勋立刻写信给陕西巡抚毕昭，让他重新审理李福达谋逆案。毕昭对此案进行了重新审理，最后确定此案是薛良的诬告，同时他找到一位证人，要把证人带到太原，治薛良的诬告罪。可就在此时，毕昭的父亲亡故了，他只好回老家给父亲守孝去了。过了不久，一个名叫马録的御使来到山西，接着审查李福达谋逆案，他的结论居然和太原知府完全一样，说张寅就是李福达。
郭勋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告诉马録，说张寅不是李福达，并请求他把张寅父子马上释放，却被马録拒绝了。马録判张寅谋逆罪，妻子儿子连坐，没收全部家产，同时将此案紧急上报朝廷，还指控武定侯郭勋勾结李福达，图谋不轨。嘉靖皇帝看了马録的上报之后，直接转给都察院，都察院命令山西方面立刻将李福达谋逆案移交三法司共同审理。就在李福达谋逆案移交三法司处理之前，马録来到山西的徐沟县、陕西的洛川和富州，找来一些证人，经过这些人的辨认，一致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
嘉靖皇帝看了马録的上报之后，依然将此案交给都察院。都察院经过一番审理，确认李福达谋逆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按照大明王朝的法律，应该判处李福达凌迟之刑。嘉靖皇帝同意都察院的意见，判张寅凌迟之刑，等候执行。无奈的郭勋让张寅的两个儿子赶快离开家乡，免遭杀身之祸。这番话不知怎么被言官们知道了，这些言官不断上疏弹劾武定侯郭勋，但是嘉靖置之不理。郭勋想，如果把这个简单的刑事案搅到政治斗争中去，也许会有所转机。郭勋在给嘉靖上疏中说，这帮言官这样弹劾我，是因为我在“议礼之争”中坚决地支持您。这些话引起了嘉靖的注意，他下令锦衣卫到陕西把李福达谋逆案的所有材料和张寅带到北京，押到镇抚司等候审问。
当张寅被带到北京之后，皇帝就把张寅交给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和锦衣卫联合会审，结论和以前的完全一样。嘉靖不答应，下令朝廷中所有掌握行政大权的官员一起到朝廷会审。这个时候前任陕西巡抚毕昭也被请回到了会审现场，没想到毕昭带来的证人突然翻供。嘉靖一看，要亲自审理此案，刑部尚书颜颐寿劝嘉靖千万别释放张寅，嘉靖发怒了，指责颜颐寿连张寅究竟是不是李福达都没有分辨清楚。颜颐寿表示会继续对李福达进行会审，就把马録和张寅叫在一块儿对质，结果和以前的结论还是一致的。嘉靖皇帝这回被彻底激怒了，把颜颐寿和所有参与审理此案的官员统统打入诏狱。几天之后，嘉靖任命议礼派代表人物张璁等人，负责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嘉靖的意图非常明确，他是在利用李福达谋逆案对当初反对自己的护礼派大臣进行反攻倒算。
由于审案思路完全不同，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张寅不是李福达的证据。负责审案的官员来到山西，查到户籍簿上李福达的注册时间是1482年，那个时候李福达7岁。到了审理此案时的1528年，李福达应该53岁，而这时的张寅已经67岁了。面对确凿证据，又经过严刑拷打，马録只好承认张寅和李福达不是一个人，他出于个人目的诬陷好人。张璁把马録的口供呈报给嘉靖，嘉靖接受张璁的建议，判处原告薛良死刑，对张寅无罪释放，官复原职。就这样，李福达谋逆案彻底平反了。
可是此案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嘉靖还想利用此案继续打击护礼派大臣们的势力，所以他坚持要求杀掉马録。在张璁的劝解之下，嘉靖才免了马録的死罪，把他发配到南丹卫。刑部尚书颜颐寿被打入大牢，受到严刑拷打。嘉靖又以勾结奸人、诬陷好人为名，将所有曾经参与审理李福达谋逆案的官员和所有曾经上疏弹劾郭勋的言官，统统打入大牢。经过严刑拷打，打死了十几个人，40多个人被发配到边疆，戍边充军，削籍为民。直到嘉靖驾崩，徐阶才自作主张草拟了《世宗遗诏》，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无论徐阶是什么意图，他的这种做法都是正确的。(来源：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厦门大学教授傅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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