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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养气思想资源。在传统的修养论中，养气既是一种身心修炼与欲望治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精神寄托。在天人、物我之间，无论是内在的精神化，还是外在的具象化，养气的功夫最终落实到为人的气象、为文的风格上，经由养气完成的身心修炼是意义世界转换的基础。自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发端，在古代艺术理论领域，历代关于养气与为文的论述极为浩瀚，理论家对于养气与为文者之间的内外、出入、吐纳关系，多有认同发挥，成为传统文艺思想中极具民族特质的一部分。 古人养气的理论，建立在万物一体、知行合一的前提下。气之涵养，包括知、情、意、行诸多方面，经由“养”的实践路径，在宇宙万物的知识体系和主体实践的价值体系之间，搭建起主客、心物之间的互动相生，从而把宇宙世界、人伦世界精神化、价值化了。养气的问题，在本质上体现了主体的价值理想与精神追求，最终涉及主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通往本体之路，需要一番“养”的功夫，事实上，“知言养气”的重要性，就在于从知识和经验中去认识世界和完善自我。换言之，人欲立本体，以求本心的超凡脱俗，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圣贤功夫，其人格才能得以完成，精神境界亦可由此得以充实。这就是孟子“知言养气”的功夫。 道德标准：崇尚浩然正气 古人养气，崇尚浩然正气的价值取向，这是为文的最高道德标准。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弥漫于天地之间的精神存在，集知识、信仰、价值、情操于一体，是长期德性累积、情感约束与道义自觉而达至的一种内外交辉的天地境界。宋代苏轼在评价中唐韩愈的意义时，对此加以阐发。在他看来，“浩然之气”的形成是一个道德提升与境界培育的过程，生理层面的气须经由道德层面的转化，才能“塞于天地之间”，践行于人之“四体”，方能挽救“道之丧”、“文之弊”，从而“参天地”、“关盛衰”，实现精神化、价值化的转换，成为超越生理层面的精神之气。古人强调正气的培养。天地之气有阴有阳、有中有正，故而音乐有正声、中声，正声得正气，中声得中气，这是三代以来天人学、律历学的共识。正气是古人对精神世界理想状态的一种自我设定，核心是仁、义、礼、智、信等德性质素。在古人看来，正气是后天教化的产物，气正，人正，方能文正。所以南宋的陆游认定“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明清之际的李渔也认为，文章之所以流传，并非由于文字，而是“一念之正气使传也”。古人对正气的颂扬，不乏国人耳熟能详者。譬如宋元之际文天祥著名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氏被囚于阴暗潮湿的土室，其间充满七种污秽之气，但他能够凭借正气的巨大力量加以抵御。同样，在正气熏陶下的气节、气骨、英气、豪气，也是为人称道的君子品行。在古人的价值视野中，浩然正气犹如一个巨大的信仰支柱，成为历代人物品鉴、文艺批评的理想标杆。宋代的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清代的魏禧“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均洋溢着浓厚的浩然正气色彩。 审美标准：追求尚中致和 古人养气，追求“尚中致和”的精神境界，这是为文的最高审美标准。中和是一种遍布时空，充溢于天、地、人的普遍和谐关系。《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记载了公孙尼子的养气思想。公孙尼子分析了造成身内之气失常的十类因素：一类是形体上的失衡，如太实、太虚、太劳；一类是情感上的失衡，如怒、喜、忧等。在他看来，“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气之所以“高”、“散”、“狂”、“慑”，是因为“反中”，也即偏离了中和的价值取向。因此，养气之正或不正，完美或不完美，标准在于能否中和。作为道德判断的一个极高的标准，中和具有主导多元、异质协调、对立消解以及事物间相应互涵、各适其位等特质，自三代以来便成为君子阶层的传统，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广泛地体现在古人关于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认识与理解中，也成为古代文学思想形成的一种主导价值理性。古代文论家们无论是主张养阳刚之气，或是主张养阴柔之气，都是在天道性命贯通的大格局下提出的，“尚中致和”是共同的审美价值理想。就一般意义上而言，养气与为人、为文的整体关联，便是为文者的价值实现过程。对于阴阳调和而生和气、而为文章的理想景况，《礼记·乐记》归结为“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这种观念对于传统时代艺术创作、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此，明代宋濂阐发为：“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当与天地同功也。”他认为善养气者，“攻内不攻外，图大不图小”，此气与天地之气、文章之气循环往复、交相辉映，因而意义广大，影响深远。 阅历储备：强调内外兼济 古人养气，强调内外兼济的方法路径，这是为文的知识阅历储备。作为一种实践功夫，养气在实现途径上强调内养和外养、“内游”和“外游”的结合。先秦诸子的养气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孟子高扬主体性，确信气与知、情、意、行等质素的整体融合，在他看来，养气乃是本心由内而外的自我不断提升。荀子强调“治气养心之术”，对于内在的身心修养也颇为重视。荀子并不认为养气可以由内而外地自我主宰，在他看来，礼才是价值的本源，因此，养气必须施以礼法的外在约束。汉代以后的养气思想，强调主体的学习修养与社会人生阅历。所谓人生阅历，包括外在的社会阅历和内在的读书学识两方面，也即“外游”与“内游”。就“外游”的思想资源来看，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阅历，成为激发后世理论家想象的不竭源头，而其所禀受的江山大川之助，也成为“外游”思想的重要来源。齐梁之际的刘勰认为屈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宋代的苏辙认为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在他们看来，增广社会阅历以开阔胸襟是极为重要的养气途径。养气的核心，在于提升为文者的内在修为。因此，读圣贤书也是主要的途径之一。古人认为“畅游”于《河图》、《洛书》、《周诰》、《商盘》、《禹谟》、《舜典》等典籍，以及尧、舜、禹、汤、文、武、周等史迹中，便能有助于主体心性之气的培育。凡此强调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及其对于道德境界、文章修养的意义，便是典型的“内游”思想。“外游”和“内游”是不同的养成方式，由此也产生了内外兼济的养气方式。元代郝经认为：“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明代谢榛也认为：“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著乎外。”便道出了这一层意思。 养气之重，重在养德。养气既是血气的生理存养，也是情志的心理培养，更是知性的积累与德性的提升。养气是一种途径，通向多元的价值本体，无论是偏于德性修养的养气、养性，还是偏于求知问学的养生、养体，除了知识追求、道德修养外，还体现在养情、养威等艺术、诗歌、礼乐等饱含情性的精神创造活动里。在《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一文中，作者徐复观认为：“由修养而道德内在化，内在化为作者之心，‘心’与‘道德’是一体，则由道德而来的仁心与勇气，加深扩大了感发的对象与动机，能见人之所不及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能言……古今中外真正古典的、伟大的作品，不挂道德规范的招牌，但其中必然有某种深刻的道德意味以作其鼓动的生命力。”这一见解是平实公允的。如何在知识世界的基础上，张扬意义的世界，从而达至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完满结合，是历代知识分子自我超越的重要方面，这既是古人养气之最终目的，也是古来为文之价值旨归。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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