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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族起源新探

2017-08-18  司敬雪书院

 

众说周知,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由夏族建立。因此,研究夏族的起源、迁徙、分布地域等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夏朝建立的社会背景、内在机制及历史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夏族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各家之言,荦荦大者计有豫西说、晋南说、河济说、四川说、安徽说、浙江说等。我们在检阅、梳理各种历史文献,并结合最新考古发掘资料的基础上,从世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夏后氏与颛顼氏族的关系、大禹治水的地域范围、夏朝早期都城的地理位置、夏封国及与国的分布地域、夏与东夷族的关系以及早期夏文化的来源等七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认为夏族起源于河济地区。

    一、世界古老文明大都兴起于大河流域下游地区

公元前四千年纪中叶至公元前二千年纪,在北纬25º—37º之间的大河流域诞生了闻名于世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

古巴比伦文明诞生于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下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击所造成的肥沃平原地区。大约公元前4300年前,从两河流域北部山地迁移下来的人们,在这一地区逐步发展起了生产效率更高的新灌溉农业和新社会制度,而新灌溉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产生了文明。公元前4300—前3500年,这一地区开始进入欧贝德文化时期,世界最古老的古代文明产生了。继欧贝德文化之后的是乌鲁克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3100年。乌鲁克文化发展到晚期,进入了所谓的杰姆迭特·约瑟时期。这一时期,文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圆柱印章大量使用,印章上所刻的图案成为此后两河流域地区重要的艺术主题。此外,两河流域城市的基本组织形态也在此期中逐渐形成,城市里的神庙成为宗教和政治中心,而祭司为此中心的主宰。杰姆迭特·约瑟时期的晚期,也就是两河流域历史时期的开端

古埃及文明发源于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下游地区的河谷及三角洲地带希罗多德曾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前王朝时期是古埃及文明的萌芽时期。象形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发展、与其他地区交流的增加,都是早期文明的标志。公元前3100年前,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了第1王朝,古埃及进入早王朝时期,古埃及文明正式形成。

古印度文明最早诞生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这里平原和河谷盆地辽阔,可耕地面积大,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条件优越。公元前3000年—前1750年,这里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哈拉巴文化”,其鼎盛期约为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和有条不紊的建设安排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成为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色,如哈拉巴古城、摩亨·佐达罗古城等。尽管哈拉巴文化的城市遍及整个印度河流域,但以下游地区的摩亨·佐达罗出现最早保留的遗存最多,而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城市的特征

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可以看出它们都位于大河流域下游地区,因为这些区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且灌溉水源充足,利用农业发展。参照这一基本特征,最适宜诞生华夏文明的地方应为古黄河下游与济水之间的区域,古人称之为“河济地区”。它地处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古代黄河、济水及其众多支流在这里流过,因此造成了该地区丘陵、河网、湖沼池泽交错分布的自然环境。仅濮阳和菏泽地区,见于先秦两汉文献记载的湖泽就有大野泽、孟渚泽、雷夏泽、菏泽、蒙泽等,流经这一地区的河流则有河水、济水、濮水、瓠子河、古沮水、古菏水以及其他一些小的河流。优越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宜人类的居住,文献记载这里是我国古代许多著名氏族的活动地,而考古资料显示这里龙山时代的聚落遗址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密集。因此,这一地区理应较早进入文明时代。那么,作为华夏文明最终形成的标志——夏朝的建立发生在这一地区,而夏族起源于这一地区也不足为奇。

    二、夏后氏源于颛顼氏族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夏后氏源于颛顼氏族的记载。《墨子·尚贤中》云:“伯鲧,帝之元子也。”《世本·帝系》云:“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大戴礼记·帝系》云:“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礼记·祭法》云:“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史记·夏本纪》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从这些记载可知,虽然在世系上某些文献之间略有出入,但鲧、禹为颛顼氏的后裔则众口一辞。因此,夏后氏源自颛顼氏族是靠得住的。

关于颛顼氏族,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其兴于四川雅砻江流域,但考证历史文献,颛顼的生地、葬地以及其氏族的活动地域皆在河济地区。关于颛顼生地,《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可见,颛顼与东方少昊氏关系密切,而少昊氏的都城空桑及其活动地域就在河济地区。关于颛顼葬地,《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山海经·大荒北经》云:“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这里务隅、鲋鱼、附禺,应为同名异音。另有颛顼葬于顿丘广阳里的记载。《大戴礼记·五帝德》云:“颛顼崩于鹑火,葬于顿丘广阳里。”《水经·洪水注》云:“淇水历广阳里,迳颛顼冢西。”《史记集解》引皇览云:“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帝王世纪》云:“颛顼葬顿丘南。广阳里,古冢。”那么,鲋鱼山与广阳里是什么关系?《通典》云:“顿丘有鲋鱼山,颛顼所葬之处,今名广阳山。”《山海经》“务隅之山”下注“颛顼冢”云:“今在濮阳故帝丘也。一曰顿丘县城门外,广阳里中。”可见,鲋鱼山又叫广阳山,位于古顿丘广阳里中,即今天内黄县土山村附近的二帝陵。关于颛顼的都城,文献皆曰“帝丘”。《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故曰帝丘。”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水经·瓠子河注》云:“河水旧东决,迳濮阳东北,故卫地,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汉书·地理志》云:“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帝丘即今天的濮阳高城遗址,因此濮阳有“颛顼之墟”、“颛顼遗都”之称,而濮阳正处于河济地区的中心要地。

除了夏后氏之外,有虞氏、祝融氏、秦人等也出自颛顼氏族,而他们早期的活动地域也在河济地区,只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才迁移至其它地区,这也佐证了颛顼氏兴于河济地区。

综之,颛顼氏族兴起于河济地区,那么作为颛顼后裔的后氏起源于河济地区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大禹治水在河济地区

大禹治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治水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组织各氏族部落的广泛参与,同时要对它们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使它们能够密切联系、团结协作,这必定促使原来松散而缺乏约束力的部落联盟机构过渡到凌驾于各部族之上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在大禹时即已建立,通过它的高效运转,治水得以成功;而治水的成功又使大禹的权力迅速发展,威望大为提高,使其联盟领袖的权力最终蜕变为真正的王权,从而完成了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为夏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那么,大禹治水在哪里呢?

    (一)文献中大禹治水在河济地区

    《尚书·汤诰》有云:“古禹、皋陶久老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河”为古黄河自今滑县北流的一段,“济”为济水北段,“江”应为石泉先生考证的今山东境内的古沂水[]与《史记·封禅书》“四渎咸在山东”记述一致,表明尧舜禹时期洪水发生的地域在太行山以东的河济地区。

    (二)禹画九州的重点在河济流域

    关于洪水发生的地域,近年新出土的楚简《容成氏》在谈及九州时最先说到的是兖州、徐州。九州中有五州位于古黄河与古济水流域,分别为夹(兖)、涂(徐)、競(营)、莒、蓏(并),另扬州、叙州(豫)也与之有关。这样就有七州与该地区有关,进一步说明这里是治水的中心。古文字学家认为《容成氏》是记录大禹治水较早的文献,因此也是可信度很高的文献。《禹贡》等文献记述的冀州这里没有,此外治水的其他地域如荆州和扬州仅是提到而已,可见其认为治水的重点是在黄河下游的兖州一带。

    《禹贡》兖州条下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意为洪水过后,原来宜桑的地方又得以养蚕,人们也从高丘回到平地来居住。可见,洪水滔天之时,人们是躲避到高丘之上居住的。兖州条下另一处为“作十有三载”,这与“禹抑洪水十三年”(《史记·河渠书》)和“禹湮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的记载相一致。徐旭生认为只有兖州条下写洪水,说明洪水只在兖州境内发生,而豫东、鲁西地区正是当时的兖州

    在相当于古兖州地区的今豫东、豫东北及鲁西一带,龙山文化遗址广布于“丘”、“堌堆”、“台”等高地上。因此,我们认为《禹贡》兖州条下的“是降丘宅土”与考古发现的丘和甲骨文以及古文献中的丘都处在同一地区,考古资料反映的洪水现象与古代文献记述完全一致。

    (三)禹治洪水的方法最宜在河济地区

大禹治水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方法的改进。鲧治洪水,以堵为主,收效甚微。大禹治水,改堵为疏,终治河患。《孟子·滕文公上》云:“禹疏九河,淪济、漯,而注诸海。”关于如何疏导洪水,文献记载为开挖沟洫,《论语·泰伯》有云:“(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以大禹时代的生产力技术水平,开挖沟洫只能在土质肥沃、松软的平原地区进行,最符合这一条件的应为河济之间的兖州、徐州地区,诸如冀州、豫州、荆州、扬州、青州等因多属于山地丘陵,想采取塞堵或者开挖沟洫的方法治理洪水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也压根没有治理洪水必要。

    四、夏朝早期都城皆在河济地区

    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都城有禹都阳城、太康斟鄩、相都斟灌和帝丘、帝宁居原与老丘、胤甲居西河和桀居斟鄩。这些都城中,除了桀都斟鄩位于豫西的伊洛河流域外,其余皆在河济地区。

    禹都阳城。此地争议较多,主要有颍川、泽州、大梁以南等说,但沈长云认为应是古代濮阳(在今濮阳以南),我们认为此说可取。因为文献记载古代濮阳有阳城之称,《战国策·齐策四》苏秦劝齐闵王伐宋曰:“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此阳城《史记·田齐世家》作“阳地”,《集解》云:“阳地,濮阳之地。”另外,文献记载的夏族发祥地“崇山”也可佐证。《国语·周语上》云:“夏之兴也,融将于崇山。”此“崇山”应在今山东鄄城东南附近,而并非今天登封以北的嵩山,因为嵩山在先秦时代只叫太室山或外方山,嵩山之名只是汉代才有。既然崇山在鄄城东南附近,那么大禹都城就肯定距此不远,而古代濮阳正好处于这一范围之内。

太康斟鄩。古本《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左传·哀公元年》云:“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斟灌与斟寻为兄弟氏族,它们的居址当相距不远,故过浇能攻杀斟灌后乘势伐灭斟寻。因斟灌位于今范县境内(下文详细考证),斟寻也应在此附近。顾颉刚考证其在鲁西,今山东曹县西北,沈长云据此认为:“斟寻处在斟观(灌)与有仍之间,它的地望在豫东北与鲁西交界一带。”

从《竹书纪年》记载可以看出,斟鄩曾先后作为太康、羿、桀的都城。然而,众多文献记载夏代晚期政治中心已迁至伊洛河流域,河济地区已为商人所据有,这也为考古资料所证明。因此,桀都断不会在河济地区。也许,太康所都和桀都虽俱名“斟寻”,但实为两地,这与商代亳都有南、北、景、偃等不同地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文献也有桀都在伊洛流域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云:“二师围郊,癸卯,郊寻溃。”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寻中。”《水经注·洛水注》云:“洛水又北,经偃师城东,东北历寻中,水南谓之南寻,亦曰上寻也。”《括地志》云:“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另外,杜在忠先生考证斟鄩当在潍、鄩两河之间的今山东省潍坊市西南部,并进一步推断是在昌乐县河西、邹家庄遗址为中心的两处遗址稠密区一带。此斟寻当是作为氏族的斟寻氏故地,夏都斟寻是两码事

    相都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叔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杜预注:“帝丘,东郡濮阳县。”这里的“相”指的是夏王朝第五国王,有的文献也称作“帝相”。《水经·瓠子河注》:“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可见帝丘曾先后作为颛顼、阏伯、夏后相、昆吾、相土以及春秋卫国都城,是为东郡濮阳县。

    相居斟灌。《水经·河水注》曰:“浮水故渎又东南迳卫国邑城北,故卫公国也……又东迳卫国县古城南古斟灌,应劭曰:‘夏有斟灌,即此城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年,齐田寿率兵发我,围观,观降。’”“卫公国”即春秋卫国都城,“卫国县”为东汉所置县名,西汉称“畔观”,即以后的观城县,在今河南范县境内。因此,沈长云认为:“这里正紧邻卫都濮阳东北,因而相居帝丘,又复居此是很容易理解的。”

    帝宁居原。古本《竹书纪年》:“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这里的帝宁即夏朝第七国王予。《史记·夏本纪》记作“帝宁”或“帝予”,《世本》记作“帝杼”。南朝刘宋时代的史学家裴骃《史记集解》引杜预曰:“河内沁水县西北有原城。”清《济源县志·古迹》记其方位“在县西北四里,今呼为原村……济庙(济渎庙)西龙潭东北有遗址存焉”。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发现大型龙山文化遗址,杨肇清据此认为其帝宁所居之原

    帝宁居老丘。古本《竹书纪年》云:“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春秋地名考》记载:“老丘,古地名,在今河南陈留城北。”《左传·定公十五年》云:“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杜预注:“老丘,宋邑。”《大清一统志》开封府条引《太平寰宇记》云:“老丘城‘在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此地在今开封市东,一般认为此老丘即帝宁所居。

    胤甲居西河。古本《竹书纪年》云:“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史记·孔子世家》“妇人有保西河之地”,《索隐》云:“此西河在卫地。”明嘉靖元年(1522年)《彰德府志·地理志》载:“西河,《隋经》云:‘安阳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地。’今西河属汤阴,在羑水南。”《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竹书纪年》云:“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吕氏春秋·音初篇》云:“殷整甲徙宅西河”,是以西河为河亶甲所迁之相,而相正位于内黄东南。可见,西河位于今汤阴至内黄一带。

    五、夏初姒姓封国及异姓与国多在河济地区

(一)姒姓封国

    《史记·夏本纪》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戡戈氏。”郑杰祥推断:“这十二个姒姓方国连同一些异姓方国共同构成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夏王朝国家政权,其中十一个姒姓部族方国与夏朝中央王室既存在着血缘上的宗法关系,又存在着政治上的分封关系和经济上的贡纳关系,从而与夏中央王室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的分布地域自然构成了夏王朝的领土范围。”

有扈氏:《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鄠西汉郡县,即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的户县境内。王国维对此提出质疑,他在《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中指出“雇字古书多作扈。《诗·小雅·桑扈》、《左传》及《尔雅》之‘九扈’,皆借雇为扈。然则《春秋》庄二十三年盟扈之扈,殆本作雇。杜预云:‘荥阳卷县西北有扈亭’(今怀庆府原武县)。”以后郑杰祥等先生均赞同王说,认为夏代有扈氏故地即今郑州以北黄河北岸的原武一带

斟寻氏:《汉书·地理志》北海郡斟县条下班固自注云:“故国,禹后。”同郡平寿县条下颜师古注引应劭云:“古蚪寻,禹后,今蚪(斟字别体)城是也”,即今山东潍县境内。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又引臣瓒云:“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涔。’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可见,斟寻氏故地应在今山东潍县境内,也即杜在忠先生考证的斟鄩当在潍、鄩两河之间的今山东省潍坊市西南部。

彤城氏:彤城氏当以立国于彤地而得名。《尚书·顾命》云:“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孔颖达《正义》引王肃云:“彤,姒姓之国。”《史记·夏本纪·索隐》云:“周有彤伯,盖彤城氏之后。”《史记·魏世家》曰:“(惠王)二十一年,与秦会彤。”具体地点文献记述不详。

褒氏:褒氏当以立国于褒地而得名。褒氏活动地域无考。

有男氏:活动地域无考。

费氏:当以立国于费地而得名。《尚书·周书》中有《费誓》一篇,是鲁侯讨伐淮夷、徐戎时在费地誓师之词。杨朝明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以及商太戊三十一年“命费侯中衍为车正”中的“费”可能都与费国有一定关联。伯禽征伐徐戎、淮夷之时,鲁国东郊不开,故征境内南、西、北三郊三遂之兵,因此费地不会是鲁国东境之费,而是稍西的古费国之费,即今山东鱼台的费

杞氏:《大戴礼记·少间》云:“(汤)乃放移夏桀……乃迁姒姓于杞。”《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史记·陈杞世家》云:“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集解》引宋忠曰:“杞,今陈留雍丘县也。”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云:“杞,《续汉志》:‘陈留郡雍邱本杞国是也。’”商周杞国,当为夏代所分封的杞氏后裔,故地当在今河南开封地区杞县境内。

缯氏:缯与鄫、曾古通用,曾氏当以立国于曾地而得名。《世本》云:“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鄙。”《左传·僖公十四年》杜预注:“曾国,今琅邪鄙县”,即今山东临沂县。

辛氏:当以立国于辛地而得名。《世本》云:“夏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遂为辛氏。”又云:“莘氏,用国为氏,禹后姒姓,文王妃家。”莘国所在,《正义》引《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此外,今山东省曹县北曾有古莘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楚城濮之战时(公元前632年),晋军攻占曹国(今曹县)后,“晋东在七百乘,靷鞅靽(战马披卦精良),晋侯(文公)登(上)有莘之墟(遗址)以观师(检阅军队)……己巳,晋师陈(刊陈)于莘北(城濮又在有莘之墟以北的卫国,约今山东鄄城南的临濮集),胥臣(晋将军)以下军之佐当(阻击)陈、蔡(二国军队)”,与楚决战。我们认为,作为夏代的有莘氏,其地当在山东西南的莘冢集一带。而莘地众多,只不过反映了有莘氏迁徙发展的轨迹而已

冥氏:当以立国于冥地而得名。《世本》云:“冥氏,分封用国为氏。”其地不详。

斟戈氏:当以立国于戈地而得名。《世本》云:“戈氏,分封用国为氏,斟戈即斟灌氏。”《史记·夏本纪·索隐》也云:“斟戈氏,按《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戈地所在,《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戈在宋、郑之间。”即今河南开封和商丘二地区之间。

(二)异姓与国

    《孟子·滕文公下》云:“汤始征,自葛始,十一征无敌于天下。”《诗经·商颂·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这里,葛、韦、顾、昆吾皆为夏王朝的异姓与国。除此之外,见诸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有虞氏、有鬲氏、有仍氏等。

葛氏  《左传·桓公十五年》载:“葛人来朝。”杜预注:“葛国,宁陵县东北。”《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地理志》云:“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汉书·地理志》载:“宁陵,莽曰‘康善’。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后汉书·郡国志》云:“宁陵故属陈留。有葛乡,故葛伯国。”《水经·汳水注》云:“汳水又东迳葛城北,故葛伯之国也……其地葛乡,即是城也,在宁陵县东四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七宁陵县云:“故葛城在县北十五里。”《清一统志》云:“葛在宁陵县北一十五里,古葛伯国。”《归德府志·古封建表》云:“葛,伯爵,夏所封邑。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由上述记载可知,葛国应在今河南宁陵县境。

韦氏  韦也即豕韦,为彭姓。《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豕韦,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水经·济水注》云:“濮渠又东迳韦城南,即白马县之韦乡也。史迁记曰:‘夏伯豕韦之故国矣。’”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可见,韦地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五十里。

    顾氏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云:“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据《读史方舆纪要》,顾即《诗·商颂》‘韦、顾既伐’之顾国,在今河南范县旧治东南五十里。齐地。”《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濮州范县条:“故顾城在县东二十八里,夏之顾国也。”另外,《太平寰宇记》、《诗地理考》、《毛诗传疏》等都有相同的说法。

昆吾氏  《世本·氏姓篇》云:“昆吾者,古己姓之国,夏时诸侯伯,祝融之后。”《左传·哀公十七年》云:“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杜预注:“卫有观在昆吾之虚,今濮阳城中。”《汉书·地理志》云:“濮阳……本颛顼之虚,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后汉书·郡国志》云:“濮阳,古昆吾国,春秋时曰濮。”《括地志》云:“濮阳县古昆吾国也,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阳西三十里,昆吾台在县西百步,相传夏昆吾氏所筑。”可见,昆吾氏故地在今濮阳一带。而《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旧许地望,一般说在今河南许昌,邹衡先生考证在今河南新郑。卫地与郑地(或许地)都留有昆吾居住之迹,应该是昆吾迁徙的结果

有虞氏  有虞氏为姚姓之国,是帝舜的后裔,又是夏后氏的姻亲之国。《左传·哀公元年》载:“(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括地志》云:“虞城县,在宋州北五十里。古虞国,商均所封。”同书又云:“虞国,舜后所封邑也。”其地在今河南省虞城县境内。

有仍氏  《左传·哀公元年》载,后羿灭夏后相,相妻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后缗能怀着孕从斟寻逃出来回到有仍母家,说明有仍距斟寻不远。既然斟寻位于豫东北与鲁西交界一带,那么有仍也应该在这一带附近。顾颉刚《有仍国考》认为,有仍乃有娀,有娀乃有戎,有戎即春秋时期的济水之戎,地在今曹县西北

有鬲氏  《左传·襄公四年》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少康。”杜预注:“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在今山东德州境内。《史记·曹相国世家》正义引用《括地志》云:“故鬲城在德州安德县西北十五里。”《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也持此说。

    六、夏与东夷关系佐证夏族起源于河济

有夏一代,与东夷族的关系可以说是夏王朝的头等大事。夏夷关系既有斗争,又有和平,夏衰则夷盛,夏强则夷服。

大禹时,夷族首领皋陶和大禹皆为舜帝大臣,而皋陶掌管刑法狱讼,《尚书·皋陶谟》就生动详细地记述了皋陶和大禹谈论国家大计的具体情况。皋陶死后,其子伯益曾协助大禹治理洪水,《史记·夏本纪》有云:“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禹死后,子启继立,社会从此进入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时期。按照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禅让制度的规定,佐禹平水有功的伯益当继承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然而启已继立,但伯益并不愿善罢甘休,于是就组织自己的氏族同启争夺王位,结果失败被杀,《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

“太康失国、羿浞代夏”是夏朝早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夏同东夷族的后羿、寒浞等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太康、仲康时,王权旁落,受制于后羿,《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楚辞·天问》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左传·襄公四年》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沮迁于穷石,因夏民而代夏政。”后相时,夏朝有恢复,曾对夷族进行了一定的经略。古本《竹书纪年》云:“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后后相被寒浞所杀,其妻后缗刚好怀孕,逃到有母家,生少康。少康年长,才依靠有虞氏、有仍氏以及靡的力量消灭了寒浞势力,重新恢复了夏朝的统治。《左传·哀公元年》有云:“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少康复国以后,夏人势力日渐壮大,对东夷有了一定的优势,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从少康到后桀时的夏夷关系: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柏(伯)杼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

后芬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荒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

    上可知,夏与东夷的关系贯穿于夏王朝的始终。东夷族是上古时期的一个古老民族,活动于今山东省地区及淮水流域。古代文献中常见夏与东夷的关系,而少见或不见其与蛮、狄、戎族的关系,充分说明夏族与东夷族毗邻,而与蛮、狄、戎族相距较远。既然东夷族活动于山东及淮水流域,那么,夏族就应活动于与之毗邻的河济地区。

    七、考古资料印证夏族起源于河济

从考古学文化角度探讨夏族起源,主要在于辨识何为早期夏文化及先夏文化。目前学术界依据大量碳14数据,基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晚期夏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从何而来,什么是早期夏文化就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长期以来,限于资料的匮乏,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一直处在争议之中。后来,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物中带有明显的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特征,相关学者开始将探索二里头文化源头的目光聚焦在新砦遗址上。赵芝荃先生将煤山和新砦等遗址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遗存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认为“河南龙山晚期文化与二里头早期(一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其沿袭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新砦期为处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然而,新砦遗址“首批测定的14C年代数据有7个,其中,早段2个,晚段5个。其中早段的绝对年代早于公元前1850年,晚段的年代在公元前1850~前1680年之间。”而最新的测年数据显示“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显然,新砦期文化的年代处于夏文化的中期阶段,还不是早期夏文化,而探讨新砦期文化的形成与来源就成为确定早期夏文化的关键。

近年来,随着新密新砦龙山城址的发现,以及巩义花地嘴遗址“新砦期”牙璋、玉壁和带神秘彩绘大型陶器的出土,“新砦期”考古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学术界对新砦期与早期夏文化的关系更加关注。由于新砦期文化中含有很多东方文化因素,而追踪这些东方文化因素的出处,就成为辨识早期夏文化的可行思路。

其实,在新砦期文化以东、以北的河济地区,龙山时代就存在一个统一强大的文化系统。因该文化最初由梁思永先生1931年发现于安阳后岗遗址的第二文化层,故又称之为“后岗二期文化”,而豫东的王油坊类型应为该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或“基本不出后岗二期文化的范畴”

后岗二期文化分布于太行山南麓和东麓的黄河、古济水两岸。西到济源,东至山东菏泽。北到安阳以北,南达开封以南,在这广大地区文化面貌十分相似。陶质以夹砂灰陶、夹蚌褐陶和泥质灰陶为最多,其次是磨光黑陶、磨光灰陶、泥质棕灰陶、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等。纹饰夹砂陶以方格纹为主,篮纹、绳纹次之,泥质陶以篮纹为主,弦纹、刻划纹和指甲纹比较盛行。器形主要有罐、甗、斝 鼎、甑、瓮、盆、刻槽盆、钵、圈足盘、豆、壶、觚、杯、鬶、子母口瓮、碗和器盖等。

后岗二期文化遗址众多,仅濮阳县就有20余处,滑县有30余处,加之安阳、新乡、菏泽、商丘等,将有数百处,而且还有大量遗址掩埋在多次泛滥的黄河淤沙下。目前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安阳后岗、汤阴白营、辉县孟庄、濮阳马庄、菏泽安丘堌堆、杞县鹿台岗、永城王油坊等。

城址分布集中,且形成城邦林立的局面是后岗二期文化的显著特征。仅太行山南麓就集中发现三座,是为辉县孟庄城址、沁阳西金城和温县徐堡,太行山东麓有濮阳市的戚城遗址安阳后岗等。在鲁西北则有阳谷景阳冈、皇姑冢、王家庄,茌平县教场铺、尚庄、乐平铺、大尉以及东阿王集等。从已经发现的城址和遗址来看,后岗二期文化已形成了庞大的聚落群,可以分出三个层次,显示了一个“都、邑、聚”结构齐全的古国模式的存在。 

后岗二期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南部、西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曾改变了这些区域的文化格局。该文化在中期阶段就已越过黄河,来到了郑州地区。换言之,我们认为在龙山中期,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面貌是黄河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向南推进的结果。而到龙山晚期,该文化继续向豫中地区渗透,在新密新砦和巩义花地嘴等遗址出土有相当一部分陶器如大口深腹罐、袋足甗、冲天流鬶、子母口瓮、侧装三角形鼎足、深腹平底盆、折壁器盖等实际就是后岗二期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些器物不仅在豫东王油坊类型广泛存在,而且在豫北辉县孟庄、濮阳马庄等遗址也多有发现。新砦遗址的发掘者认为:“豫西新砦期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元素来自王油坊类型,如子母口瓮、子母口鼎、侧装三角形鼎足、V型镂空鼎足、深腹平底盆、圆钮和倒圈足钮折壁器盖等,占陶器总量的25%左右。”实际上,新砦遗址如果加上豫北、鲁西等地区的文化因素,所谓的东方因素在整个陶器中所占的比例将更大。可以说,新砦期文化的最终形成,正是在后岗二期文化的影响下发生质变的结果,后岗二期文化是新砦期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虽然新砦期文化的来源也有相当一部分继承了本地龙山文化的因素,但是只有后岗二期文化的介入才是新砦期文化形成的关键,才是决定其文化性质与族属的根本所在。由于新砦器文化属于夏文化的中期阶段,那么后岗二期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和先夏文化。

既然后岗二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和先夏文化,那么夏族就来源于后岗二期文化的所属范围——河济地区这与文献记载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兴起,许多古代著名氏族在这一带活动是完全一致的,也与考古发现这里龙山时代的城邑星罗棋布,较其他地区密集的状况是相吻合的,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早期国家——夏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八、结语

河济地处大河下游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大约距今5000年前,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气候的变化,原先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开始恶化,而河济地区开始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原仰韶文化中心区关中、豫西、晋南一带的人们以及大汶口文化的核心地鲁东南地区的人们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河济地区迁徙,使得这里成为当时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到龙山文化晚期,这里已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四方辐辏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以夏后氏为主的夏族就活动于这一区域,起初夏后氏只是尧舜禹部落联盟的一个氏族成员,而随着治水以及对周边部族征伐的成功,大禹的威望不断提高,王权开始形成,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寿终正寝,让位于“家天下”的奴隶主国家制,夏王朝由此诞生,社会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龙山时代,河济地区属于后岗二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严谨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强大的文化辐射力使得后岗二期文化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率先步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国家阶段,其优于周边各区的文化核心地位逐渐得以确立。自形成之日起,后岗二期文化就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强力的渗透、影响。它对豫中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使得该地区的文化格局发生改变,最终形成了新砦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只是夏代中期文化,并不是“后羿代夏”的考古学文化,可能相当于帝宁迁老丘之后、胤甲迁西河之前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而后岗二期文化才是早期夏文化和先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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