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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侯 上甲微实现了父亲没有完成的愿望，占据了有易部落，并从这里继续向南发展，一直到汤建立商朝。而留下的部分继续留在保定北部一带，镇江营——塔照、易水北部和七里庄一带，成为土著的古燕国。 上甲微领导开始的燕部族开始沿着太行山东侧，向南进发。迁徙过程，一路播撒着燕文化，并通过巫师贞人口耳相传，将本族的产生，播迁、发展（也就是父系氏族社会发生和成长的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和祭祀的方式传播下去。这种传说传了数百年，一直到形成系统文字和规范的祭祀仪式的产生，以及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完善，才开始出现在甲骨文和青铜器上面，有的也记载在竹简上。吕不韦前后和司马迁前后的时代，还有很多流传，被他们记录了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透过神话和传说的色彩得以窥见当时生活的一斑。特别是甲骨文、《竹书纪年》等发现，使我们得以将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逐渐复原真相。使我们这种有历史癖好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万分。 上甲微带领一部分人迁徙，留下的人们还要生活。相信此时的有易部落河伯部落和燕部落的联盟又在运行，三个部落三种图腾，三种祭祀也都在进行，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反映在制作陶器上面，逐步趋于统一。这种过程，同样也发生在迁徙的人群中。那时的迁徙，并不是我们现在这样，有固定的目标，联同运行方式都事先设计好了，而是试探着走，不断放弃，不断开辟着行进。遇到水草丰茂的地方，就住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也不罕见。这就为我们今人留下了“遗址”。他们扔掉的垃圾，被我们如今的考古人员发掘出来称为“灰坑”，探宝一样的分析研究。寻找当时文化、生活、生产的蛛丝马迹。有时，当时曾经相遇的部落，友好相处，技术互相交流，两种文化就这样碰撞了，两种甚至多种的陶器产生了。令我们今人遐想无限。这样的遗址，灰坑，包括墓葬，在拒马河通往漳河和安阳的路上，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太行山东麓有着上百处发现，和早期燕文化相关的叫做“保北文化”——保定北边的遗址遗留。镇江营——塔照遗址白保北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于是，大范围的古燕文化的范围基本确定，就是保定北部。 在这个范围内，关于有易至古燕国的地望，《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因为这种记载都来源于中原地区，可知不周山在北方，且与幽都为邻，如同幽都的大门一般。山海经同时记录了太行山、不周山及水寒之水(古易水)，说明三者相距不远，目前只知道古易水起源于太行山东侧，太行山东侧恰恰是大防山。大房山的东侧偏北的幽都自古以来就是指的北京小平原，此处说的“不周山”则很可能就是拒马河十渡、野三坡一带的山岭，乃至包括大房山在内，也就是今天太行山的余脉。这里的山，就是现在看着也“不周”，地理变迁一般至少以10万年计算，我们所说的古燕文化，最早也就四千年左右的时间，山形应该变化不大。过了不周山，也就是过了拒马河，进入幽都之门，就进入了北京地界。 历史的叙述本该止于此。但是后来生发出来许多事情，值得一记。 为什么王亥和上甲微要联盟，要迁移？而且迁移绝不仅仅是游牧式的少量车马，换一块草场。几乎是一个部落成千上万的人在迁移。因为当时半农半牧，传至王亥已经是第七代，镇江营一带的资源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农业手工业原始文化宗教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部落向外发展和迁移是必然的事情。还有两个重要的事情是霸占耕地和寻找铜矿，如果没有耕地和铜矿，农业和手工业都发展不起来。 是否类似后来的部落那样，迁移时，只是青壮年有战斗力的人带走——鲜卑从大兴安岭迁出时就是只把青壮年带走，而且走一段时间，寻找到可以放牧之处，再留下一批老弱病残。笔者看来是应该这样的，为了民族的发展空间，和意识到的理想形态，采用这种手段是最佳的选择。
这里，“振”（王亥）是以地支为名字的最后一人，微（上甲）是以天干为名字的第一人。从这姓名中可以看出，上甲微是第一位离开玄鸟生蛋的古燕地的首领。
《诗·商颂·长发》所说的“韦顧既伐，昆吾夏桀”。《孟子·滕文公下》说成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但“韦――顧――昆吾――夏桀”大体勾画出了成汤从亳地出发的经略路线。成汤与东夷的联盟以及“韦――顧――昆吾――夏桀”的经略，与下七垣文化向豫东的发展以及郑州地区出现含有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两种因素的南关外下层类型相吻合。 也大约就在此时，燕部族放弃了燕图腾，自称为“商”。而在甲骨文、传说中出现的燕，主要是指上甲微离开后的镇江营塔照以及相类似的保北文化，中心店应该是北易水、拒马河直至燕都。虽然燕都的城址不过是西周前期的，但是，发掘时还能看出有明显的叠压着更早的城址（建筑物）。
商朝建立后的燕文化
这个范围包括，从北易水——距马河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与先商――早商文化的分界。早商时期，早商文化的一支曾一度向北推进到壶流河流域，但很快退回到了距马河附近，形成了张家园上层文化，这就是以镇江营上中层文化为代表的。 至晚商时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向南有所扩展，这一带基本上仍然是其晚商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区，但是，能够看出文化上面的明显进步，其青铜器铸造技术和中原文化相比较，虽然落后一些，但是也有自己的特点。 大抵在商朝兄终弟及时代中期，当地土著的燕文化产生了一个人物，他就以本族的名称——“燕”，在商朝担任了“贞人”。而当时的贞人是参与商朝王室甚至决定商朝王室事物的重要成员。“燕”是代表他的聚落或者是酋邦进入的商朝上层，由于他权势在朝中越来越大，他终于得到了“亚”字的徽号。
以“汤”为首的部族强大起来，占领了中原，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神权奴隶制国家。但是，很多地方的聚落和族团并不是由它来封邦建国的，比如位于京西房山为主的这个地区的聚落，只和商朝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当土著的“燕”在这种历史变革中，由聚落发展而成“酋邦”，就是有了联盟长之后，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和商朝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成为商朝认可的一个邦国。当“燕”以自己的族名进入朝廷担任贞人，燕国的女子成为商王妇之后，得到了“亚”这个土地封号。从此开始，“燕”和“亚”便开始结合在了一起。
应该说，就在这百人拒绝投降，后来被周武王被“法办”的时候，是土著文化的几次耀眼的闪光，并留下绵长的经久不衰的记忆。 虽然，燕地派往宗主国的“妇燕”、“燕贞”和一百个工匠被杀掉，但土的燕著文化并没有终结。她还在燕地强韧的存在，其精神内涵，一直在其血液中流淌，兴旺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延续至今。不但成为文化课题，也是重要的社会课题。
她究竟是怎样流变的，是很值得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看到，燕地的土著文化和后来的诸多文化融合，发展，成长起来，那只小燕子，更加一飞冲天了！
余论：考古学上的一点思考
上承史前时代，青铜时代的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关于两大文化区之间互动的主要通道，或者说联结的主要中间环节，苏秉琦先生曾多次着重指出是以汾河谷地为主线的Ｙ形联结通道（东北通桑干河地区、西北通河套地区）。这种论点毫无疑问。但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广泛和深入，太行山东麓地区作为两大文化区之间的另一重要的互动通道，已经愈来愈得到考古研究的证实。换言之，太行山脉东西两翼地区，均为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的互动的重要通道。不仅如此，太行山脉东西两翼之间，也同时存在着东西向的互动与融合。 如果单从政权中心的角度看，青铜时代的中原似乎即是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先后更替。但如果放宽与纵深历史的视野，青铜时代的中原的实质是一座舞台或熔炉。夏商周可以说是舞台上的先后主角，但他们各自的登台之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曲折的复杂性。对这些复杂性的探寻，其中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面向北方。北方对建构青铜时代的中原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同样，北方在这一过程中也从中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基本上已成为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两大区系各自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 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的互动，可以说即夏商周文化与北方诸多文化之间的互动。互动的通道主要有二：太行山西麓的汾河谷地、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同时，两条通道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其通道主要是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河谷地。中原与北方的互动主体是南北向的，局部同时还存在着东西向的交叉，总体上即呈网格状：南北为主纵筋骨，东西为辅助脉络。
太行山东麓南北狭长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可称之为一条走廊，西靠太行山脉，东临古黄河，是南北方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这条走廊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地貌单元，又是文化意义上的交流地带，其正处于北方、中原、山东三个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也就是说处在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系间的走廊地带，它直接影响着史前到青铜时代文化的分布、交流，进而影响到文化的内涵与面貌。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互动在这一地区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两种系统的文化在平面格局上的对峙与摆动分布。 夏代时期，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下至拒马河畔，占据了太行山东麓的北端地区，代表性遗址有房山塔照（一期）、涞水渐村等。有学者将永定河流域到燕山南麓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称之为大坨头文化，代表遗址有大厂大坨头、蓟县围坊和张家园等。拒马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地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南北互动的中间地带，文化内涵与性质介于两者之间，有人曾据此称之为下岳各庄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易县下岳各庄和七里庄、容城午方、唐县北放水等。滹沱河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南部地区，则为下七垣文化的领域，代表性遗址有邢台葛庄、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鹤壁刘庄、淇县宋窑、新乡潞王坟等。事实上，所谓大坨头文化和下岳各庄文化，恰恰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互动的最好证明。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互动，则需要通过大坨头、下岳各庄、下七垣这些个中间环节。这其间的复杂关系，恰恰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内涵之中的某些共性的复杂根源。如果单从陶器群的宏观层面观察，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下岳各庄文化到下七垣文化，可以说大致都属于一种鬲甗类袋足器系统文化，其间的差异在于鬲甗形制的细部区别及比例构成等等，此与二里头文化的罐盆类平底或圜底器系统文化形成鲜明区别；而下七垣文化之中占据第二位的罐盆类平底器，可以看作正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互动过渡的中间媒介器形。 商代时期，中原的商文化占据了太行山东麓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可能曾一度拥有了太行山东麓的全部，代表性遗址有定州北庄子、藁城台西、邢台东先贤、邯郸涧沟、安阳殷墟等。太行山东麓北部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是以花边鬲为特征的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房山塔照（二期）、易县七里庄（三期）、涞水炭山等。中原与北方在商代的互动无疑是直接的和面对面的，前期是商文化的势力较强，一度将北方文化驱至燕山脚下，但北方文化很快又卷土重来将商文化南压至唐河流域，这一界限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南界要向南远得多，说明了北方文化的强势。 西周时期，周人的分封与殖民使得中原周文化迅速进入太行山东麓地区，但周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全面占据经历了一个逐渐拓展的进程，大约在西周末到东周初期中原文化最终在这一地区完全取代了北方文化。这一复杂历程的突出表现是，周文化在北部地区与花边鬲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一个此长彼消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燕文化驱赶、融合土著文化的进程，是中原与北方互动的一个具体实证。这一历史进程在考古学上，在镇江营遗址（七期）和七里庄遗址（四期）均有鲜明突出的体现。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文化在太行山东麓地区的互动前沿，主要是在拒马河到滹沱河之间的广大地域，最终是周文化系统的燕文化逐渐扩张而全部占据了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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