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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灾馑兵伐四告，大明元气衰羸。皇帝与臣僚陷入中国历史上最为诡异暴戾的关系。经历三朝侍讲的董其昌，侧身宫廷，无可回避地局蹐于凶昏谄谗之间，忧患不安。四月，老地道深自引远，上疏乞休。崇祯皇帝下旨“特准致仕驰驿归里”。 此后，董其昌的字，流露出一种释然轻松的欢愉。 本文展示董其昌《临淳化阁帖册》部分。依序临王敦《蜡节》、王洽《承问》、王珣《三月》、王廙《廿四日》、谢万《七月》五帖。《宣和书谱》着录有敦、洽、珣三帖。 董其昌临《淳化阁帖》，传世可考真迹有六件之多。晚年临之更勤。崇祯五年，曾耗时半月临书《淳化阁帖》十册全套（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次年复作此《临淳化阁册》。二者字势书迹似互为向背，应临同一帖本。 对比《懋勤殿藏本》，《临册》的行格和顺序与之有差，书体字势突出地显现一种刻意的异样。如道光时期书论家周星莲《临池管见》所评：“古人书间茂密，体势宽博。自思翁出，章法一变，密处皆疏，宽处皆紧，天然秀削，有振衣千仞，洁身自好光景。” 以历史纵向眼光看，晋人之丰华艳逸，非明乃唐宋可及。董其昌曾感叹：“无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然而，从1617年绘画《青弁图》始，其冠之以“仿临”之作，无论画书皆趋一而显着具有一种孤诣重构或原创与旧范的重迭。
晚明，董其昌凭之文宗地位与舆论主宰，以禅宗为喻，线索性地将历代画家划定“南北宗”。这一辩述，吸引崇尚心学的文人士大夫参与，摹古的儒家致知，为玄学思索取而代之，写意传达的灵气与精髓，优越于精准节制的摹仿与质理明晰的技法，上奉自然的内心是感知世界的终极真实。这一主义不可自抑的原创欲望，挟裹士大夫泛道德权威，促成画派蜂起，灼然开启一个“以我为法”的写意时代。 被推为奠基者的董其昌深感争论和江南书画家的创作，与初衷南辕北辙。禅机所在是以古人为师，不以自然对观，在有意味的“摹仿”中，改造一个前所未见的新意象。
这一隐于熟见的微妙默化，百余年间，乏人深考，或赖康雍干三帝的极度推崇。 满清皇帝喜爱董书，与其说作为汉儒文化的融入根基和成就，不如说以异文化的眼光发现，随从心性又风华自足的董书，契合满人的游牧性格。康熙曾赞道：“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 延至清中，上好衍及体制，迫得文人士大夫趋尚帖学和董书，倾以溢美之词。其中谢肇的“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誉的“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对于董书的“推陈出新”似有隐悟。 相比之下，西方学术史家高居翰更为敏锐，表述亦准确：“董其昌创造的世界虽新，却给人一种难以忘怀的熟悉感。古人原作的风格意象依稀犹存，足以与董其昌的改造创新之作交迭，并显现出来。” 借助西方人的镜像，重观董其昌《临册》，麟集五家，草行殊制，王敦颠草简脱之狂，王洽运斤成风之力，王珣词翰善治之雅，谢万才器隽秀之致，入思翁腕底，尤如五辔在手，驾熟而合辙，纵肆而发人意气。 《临册》以及董其昌所有的晚年老笔，无不是将古人无可化解的完美线条，重构出新，而最令人敬重的是，在四方鼎沸的晚明，董其昌所缘定最深者，是以之原创力，沟通与遥远古人的深邃对话，隐然而熟见地将古代迭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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