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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正当《石渠宝笈》续编行将成书之际，年过八旬的高宗皇帝（1711—1799）在《快雪时晴帖》册中题写到：“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镜。今岁诗字多，艰于细书，命董诰代写，亦佳话也！御识”。于是，是年54岁的董诰（1740—1818）被乾隆帝钦点为“代写”人，“御制······乾隆某年某月，臣董诰敬书”成为他代写署款的固定格式。这也是乾隆亲手栽培的词臣，在皇帝年老体衰、难以续题之时当仁不让的职责。
所以，董诰有大量书迹见于诸种文献著录，据统计有二百二十余处，除了代笔、题跋、书法之外还有抄经。他亦有相当数量的画作藏于清内府并录入《石渠宝笈》，这二百多件中，最主要的还是书御制诗并绘图。这次在浙博《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中的《西湖十景册》，正是董诰的这类命题作画。 清 董诰 《西湖十景》册（之四开） 浙江省博物馆藏
但是，无论题跋自作画中的书迹数量；奉敕题跋、恭和他人的书画作品；还是仿古山水、诗意抒情山水，董诰都远远不及另一个朝廷重臣，就是他的父亲—董邦达（1699—1769）。阮元在《石渠随笔》中把董邦达的山水画推为“国朝第一”，赞其“屋子皆整齐界画，无作草草茅庐者”。乾隆多次以画史上的“二董”—董源和董其昌来类比他，他也是乾隆时期乃至清代创作御制诗诗意图最多的画家。董爸爸以杭州西湖为题材核心的风景画，在《石渠宝笈》里就记录了七件（组）。
清 董邦达 《西湖十景》卷（局部） 台北故宫藏
乾隆皇帝在南巡前对江南的所有认知，都构筑在相关图籍或他人的描述上。这件《西湖十景卷》就是熟悉西湖风物的杭州富阳人董邦达绘制。此作虽名为“十景”，画上却标出五十四个景点，将西湖可游览之处扩增五倍以上。乾隆在第一次南巡的前一年（1750）题跋说：“此图岂独五合妙，绝妙真教拔萃矣。明年春月驻翠华，亲印证之究所以”，表达了他的游兴已经被这张图勾起来了，就等着明年春天亲自去感受印证。 清 董邦达 《柳浪闻莺》轴 台北故宫藏 清 董邦达 《断桥残雪》轴 台北故宫藏
在第一次南巡回銮后，乾隆又下令绘制西湖十景，并添上他在游览时所作的题诗。这次董邦达依照之前敬献的《西湖四十景》册页中对十景的描绘为底本，仅就画幅形制略作调整，如上面两图就是两个轴头。因为乾隆对之前那本册页的题跋称：“董邦达所画西湖诸景，辛未南巡携之行笥，遇景辄相印证，信能曲尽其胜，因以十景汇为一册，各题绝句志之。”可见是非常满意的。
清 乾隆帝书董邦达绘《西湖八景诗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不仅于此，乾隆甚至在北京复制出了西子湖山，比如上图，也是这次展出的董邦达作品，图绘北京西郊玉泉山静明园西南隅圣因综绘的景色。圣因综绘，为静明园十六景之一，仿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景色。乾隆在首次南巡时就对祖父在杭州建的这个行宫非常喜爱，作《西湖行宫八景》诗，回京后仿建于玉泉山。图中小字分别标出：卯?亭、竹凉处、绿云径、瞰碧楼、贮月泉、鹫香庭、领要阁、玉兰馆。画面上方有乾隆帝御题：“为爱西湖上，行宫号圣因。图来原恰当，构得宛成真，钟递南屏韵，山标上竺皴，所输波万顷，却便阅耕畇。右题圣因综绘之作，静明园西南隅，地颇幽逈，略仿西湖行宫意。点缀亭榭，命之曰圣因综绘，为园中十六景之一。既书圣因原作于前，复命邦达绘为此图，而书综绘诗于卷，庋藏其地，披图对景，孰画孰真，孰一孰二，孰远孰近，故可浑然相忘耳。御笔。” 清 董邦达 《柳浪闻莺御题》轴 台北故宫藏 清 董邦达 《断桥残雪御题》轴 台北故宫藏
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结束班师回朝后，董邦达又绘制了一套《西湖十景》立轴，画幅较小，在吸收第一套立轴在构图上对最早的四十景册页摹本从横向到竖向的改动，风格上更精炼清爽。圆形上诗塘录有乾隆两次南巡题西湖十景的诗句，方形下诗塘则录有蒋溥（1708—1761）、观保（1711—1776）、于敏中（1714—1779）、金德瑛（1709—1762）、裘日修（1712—1773）、王际华（1717—1776）、汪由敦（1692—1758）、钱汝诚（1722—1779）八位词臣自书和诗，他们根据皇帝的依韵和诗，营造了一种君臣互动同乐的气氛，也让观众意识到，乾隆对于画作的赏鉴题咏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以他为中心，南书房词臣作为文学侍从共同参与并呈现的。
另一位以画避暑山庄题材最多的词臣画家钱维城（1720—1772）是以“一甲一名”的状元而步入内廷，近侍皇帝，在画风上则追随董邦达。他在乾隆三十三年（1765）依照高宗皇帝第三次南巡时所作的《龙井八景》诗意绘制了《龙井八詠诗图》册页，以浙江学政身份接驾高宗的第四次南巡，并进贡了此套作品。这八开图像不是对著名景点的写生，而是依附于御诗之下，针对景点的挑选与题詠形成。然而，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高宗皇帝才在北京，仿龙井构筑的盤山泉香亭取出此册再此题詠，流露出对南巡旅程的怀念，并感叹画迹虽存，作者钱维城则已谢世。
清 钱维城 《画御制龙井八詠诗图》册 （之一开） 台北故宫藏
清 钱维城 《西湖十景诗意册》（之四开） 故宫博物院藏
上图《西湖十景诗意册》十开也于本次展览中展出。但钱维城和董邦达父子都是词臣画家，是不同于宫廷画家的概念，他们一般都授有官职，地位更高，且作画带有一定的业余性质。然而，清代的宫廷画家是职业画家，他们的画风面貌比较统一，基本上是“四王”样式，尤其受王原祁的影响最大，王的很多弟子也进入宫廷成为供奉画家，比如这次有展出的张宗苍，以及张宗苍的弟子徐扬，他们俩是在乾隆第一次南巡至苏州时献画，进而被召入宫中，并且马上获得了跟丁观鹏一样的赏给，列为一等画画人。
清 张宗苍 《西湖行宫八景图》 常州博物馆藏
清 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同时，作为宫廷画家，另一个特点是能与欧洲传教士画家一起供职，将他们带来的西方绘画方法结合传统画法形成“中西合璧”的新风格，再如这次展览中的《弘历鉴古图》，是宫廷画家姚文瀚所绘，他画的人物面部已经有很明显的“写真”特色，除去人身上的造型是传统的，器物家具陈设等等造型的处理，已经接近西化。
清 姚文瀚《弘历鉴古图》 故宫博物院藏
这类现象在词臣画家身上不太出现，究其原因，恐怕除了他们不在绘画技术上做专门的探索之外，更大的可能性在于他们的身份与职责不在于此，他们需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与皇帝的精神交流中。 清初，文人书斋、园林名号图在明代吴门绘画中流行过后再度出现，1746年乾隆皇帝命名“三希堂”并令董邦达绘制《三希堂记图》，这是乾隆第一个书斋名号图，接着就是仿“三希堂”之例的“四美具”的命名，都含有对乾隆所收特别珍爱的藏品聚合之意，并且专为作品刻章、制作匣盒等。这次也随展览而来的这幅作品，上有董邦达的自题：“乾隆十有一年，臣承命绘三希堂图，旨惟笔力薾弱，未足仰称诏旨，图成祗增惭悚，敬瞻天笔缅思昔贤，谨泐衔名，以志荣幸。臣董邦达恭画并识。”以及乾隆御题的《三希堂记》一篇，画心还有梁诗正（1697—1763）、励宗万（1705—1759）、张若霭（1713—1746）、汪由敦、裘曰修等和诗题记。
清 乾隆帝书董邦达绘《三希堂记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的题画、唱和活动主要参与者就是词臣。根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的统计，词臣一共参与乾隆的书画鉴赏活动多达250余次，像董邦达、钱维城这样作品被内府著录数量远超宫廷画家和同时代书画大家的，可见依靠的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艺术能力了。
乾隆内府的书画鉴藏活动常常与公务穿插在一起，高宗皇帝与词臣间的鉴赏、整理、编写、著录等等活动，非常自然地调整了君主与官僚、士人的关系，巧妙地推动了文治的发展，这在阮元《西清笔记》的序中，有一个最生动的描述：“时奉敕编纂《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兼在懋勤殿侍值。每当风日清和，早朝人散，开窗散佚，卷轴数千，堆满几榻，唐宋名迹，目不给赏，无论元明。内珰叉画，伸纸以待。相与啜茗，尝赐食，评真赝，考跋尾。其绢纸黕黦，印记不可辨者，诸前辈必就元指问，以元年幼目力足，且识古篆文也。编考既毕，至未时，闻乾清宫大钟鸣一二声，乃散直，出东华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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