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书荒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告别了读书饥渴年代，社会释放了空前的文学热和读书热，上海也进入一个全民阅读时代。每天清晨，图书馆门前站满了等候开门的读者，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等待买书的长队，公园里随处可见捧着书本的读书人。各种读书兴趣小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也风起云涌，把人们的读书热情推向了高潮。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年轻人满怀热情参加业余学校和夜校的文化知识补习，力图改变个人命运，重塑人生之路。

相片里的书香年代

薛宝其是上海的老摄影家。多年来，他用照相机拍摄了上千幅百姓生活和城市变迁的相片。那些年，老薛经常背着照相机往他家附近的复兴公园跑，因为他发现原本常见的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现在都在公园里忙着读书学习，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这些亮丽的风景都被老薛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让大家闻到浓浓的书香，也勾起了人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

摄影家薛宝其

回忆起1978年到1985年期间的摄影往事，老薛历历在目：“1983年的冬天，我看到一对青年，就在那边一个凳子上。两个人呢，又像恋人又像朋友，共同在温习功课。这个姿态很好，很有生活气息。这个画面很漂亮。”

30多年过去了，照片里当年的小夫妻如今已成为老夫老妻了。这对夫妻就是傅丽娜和杨红明。如今，傅丽娜是上海黄浦区体育局的调研员，丈夫杨红明在黄浦区房管局工作。30多年前，老照片里的这对小夫妻都还是工厂里的工人。杨红明忆起当年的场景：“现在这里大致的面貌还没有什么改变，就是当时椅子要比现在少很多，就有些石条凳，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复习功课的话，椅子很紧张。那时候复兴公园的读书气氛很浓厚。”妻子傅丽娜也回忆道：“在椅子上坐着，拿的要么就是书本，要么就是复习资料。”就这样，夫妻俩先是补初中文凭，接着又补高中文凭，后来又是考大学。

这里静悄悄

（1984年，复兴公园，薛宝其摄）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要奇怪：读书学习为什么不安安静静坐在家里呢？杨红明的话解释了这个疑问：“因为住房条件有限，家里只有那么一点地方，不可能复习功课。再说家里人那么多，你怎么温得进去呢？我们那个时候背功课背书就到假山上面，因为那边最没有人了。”而且复兴公园离他们的家最近，傅丽娜回忆说：“就是三五分钟的路，所以我们两个人经常到这里来，推着孩子就出来了。”

上世纪90年代，杨红明、傅丽娜双双从电视大学毕业，告别了工厂。他们曾经在复兴公园里边读书边照看的儿子，如今已是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了。他们的家里，也一直弥漫着浓浓的书香。

其实，薛宝其在复兴公园记录男女青年读书的镜头，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断了11年的高考在1977年冬天恢复了。曾经宣扬的“读书无用论” 似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而恢复高考政策也成为了那些年轻人读书学习的动员令。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青年走进高考考场，其中27万人成为了1977级大学生。

烈日下的“悦读”

（1981年夏，复兴公园，薛宝其摄）

薛宝其为那个年代上海的读书热，留下了一百多幅珍贵的老照片。聊起这些，他兴致勃勃地说：“每一只凳子上都有精彩的故事。这一幅照片，蛮有意思的。我后来取了个名字就叫 《日光浴》。你看包包放在凳子上，自己用毛巾把头遮起来了，拼命在念书，小孩呢在晒屁股。她实际上为了小孩子的健康，但是又用功读书。”

恋爱“以书为媒”

读书热潮也影响了谈婚论嫁的年轻人，看学历重文凭成为择偶的重要指标。“文革”结束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只要还没有恋爱结婚的，很自然地成为了青年人择偶的理想人选。傅丽娜和杨红明是经同学介绍而相识相恋的，虽然当年他们都是工厂的工人，但彼此心中都藏着一把衡量对方的尺子，那就是要不要读书，爱不爱学习。

杨红明回忆起相亲的过程：“那个时候，家庭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多，收入都是靠一些工资嘛，不可能特别富特别穷。谈朋友呢，就讲兴趣爱好了。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就谈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这本书。我正好看完，很有感触。我问她，她说她也看过。所以我们就觉得，大家蛮有共同语言的。讨论里面情节什么的，那么就有话题了。”

《第二次握手》封面

《第二次握手》是当年那些年轻人最爱看的一部长篇小说，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小说讲的是爱国科学家的爱情故事。那时的青年们看了一遍又一遍，恨不得自己化身为小说中的主角，而梦中情人就是有学问有风采的科学家和文化人。

在这一点上，杨红明也说：“谈朋友当中，看书看得多是受人尊重的。比现在你家里有车有房还要受人尊重。那时就喜欢爱读书、有上进心的人。”当年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傅丽娜一手漂亮的字：“我第一次跟我爱人谈的时候，大家相貌都是一般性的，但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她讲的东西她都晓得，她都看过的。后来我第一次看到她写的字，漂亮得不得了。我对她的印象一下子好起来了。”

那些年，上海的娱乐场所比较少，年轻人谈情说爱常常是逛马路，有人把这种恋爱方式说成数电线杆子，也称为轧马路、量地皮。当时上海的青年男女谈恋爱，世界名著常常成为他们的话题。名著里的爱情故事也影响着那一代人的爱情观。青年人谈恋爱常常是 “书为媒”，一本书借给你恋爱的对象，一借一还就理所当然地要见两次面了。

杨红明回忆恋爱往事说：“跟她谈朋友，常常是互相传阅看书。我买了书，她借了去再还给我，还在书里面夹了张纸头呢。”

避雨

（1979年，重庆南路，薛宝其摄）

讲起“以书为媒”，《新民周刊》的资深编辑胡展奋感慨地说：“一开始双方感情没有认定的情况下，书做媒是最方便的，因为这是你需要的，也是我需要的。你当时如果把钱给她，小心她打你耳光。但是你把书给她，她会接受，这就是高雅之举。还书的时候，按礼貌还应该给你一本你所没有的书，然后下次你向她谈谈读后感，双方的谈资就这么积累的，感情也是这样积累的。”

当年的上海同今天一样也有不少文青，由文学青年成为青年作家，是许多青年人的梦想，胡展奋就是梦想成真的那一个，而且这种对文学的爱好也使得他在谈恋爱时具有了一定的优势。他谈起自己的恋爱经历：“如果你看过很多书，谈吐可能比同龄人格调高。当时的价值判断是，书看得多的人是受社会尊敬的。我太太是文学爱好者，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追求她，但是她和我谈了以后觉得我的谈吐更丰富吧。她不如我那么善于表达，所以我和她交流的时候具有一定的优势，她选择我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一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如今都人到中年，或者已步入暮年。然而曾经历过的那个读书的年代，那个以书为媒的年代，给这一代人留下了美好的青春记忆。

书店门口排长龙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神州大地处处书声琅琅。当时有句流行语：抓住青春的尾巴。人们都想把由于“文革”失去的宝贵时间抢回来。这让薛宝其决心要大幅度地来拍读书热的照片。

老照片《等开门》就是老薛在1979年3月拍摄的。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新华书店还没有开门营业，但书店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年轻人。照片上有个青年还手搭凉棚往里张望，想看看今天书店又有哪些新书、好书。薛宝其回忆当时的场景：“1979年的春天，我到店门口去观察。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下来呢，觉得星期天等开门的人特别多。我想等开门等什么呢？为什么道理等开门呢？等就意味着迫切需要读书。”

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年里，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排着不见尾的长队，那是上海街头常见的一大景观。王慧娟是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在她的记忆里，书店最火爆的时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追忆那时的购书盛况，王慧娟说：“那个时候人们读书如饥似渴，各种书都要，文艺书、社科书、文化教育方面的书、科技书都要的。读者从四面八方涌来，柜台里面都站满了人。”

1978年，35本中外文学名著恢复发行

（纪录片《新华书店》剧照）

那一代青年，当他们走到改革开放的路口，就像走出茫茫沙漠一样，把书店当成了生命的绿洲。这种对书籍的渴求在今天看来显得近乎夸张。王慧娟说：“不到营业时间，在书店门口统统已经排成长队了。假使到柜台里面买呢，每天玻璃柜台都要挤碎掉，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后来书店就组织队伍，到什么地方呢？比如我们南京路门市部，到山东路仓库边上拉开一个口子，让大家排队，要排两三条马路了。组织一些速度快、算账精确的营业员上去卖书，抽调一些男同志在外面做纠察，维持秩序。最紧张的时候，派出所里的民警也来帮助我们维持秩序。” 

想起70年代末，第一次购买书籍时的场景，杨红明说：“我记得在淮海路新华书店的时候，我们都排通宵，排了几天，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礼拜，才买了点书。当时工资也比较低，基本上把我们的积蓄都用光了。”

《数理化自学丛书》

时过境迁，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励钟林老人记得，当年有两种书最为抢手紧俏，一种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书一出来就轰动了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大家都迫切需要这本书。所以一再重印仍供不应求，其发行量成了一个天文的数字：一套17册，共发行了7395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另一种书就是中外文学名著，当时出版社选了35本中外经典小说，一版再版。励钟林说：“在1978年5月到6月，全市各基层新华书店，发行35种中外名著150万册。南京东路门市部排队购书的读者最多一天达1.6万人次。人活着为什么呢？就是要多获得一些知识。”

当年，胡展奋也曾排在书店门口的长龙里，排队买书的心情，是激动也是狂喜：“我拐几个弯到南京东路排队，一直拐到江西路还是河南路，反正是拐得很长，秩序良好，不断往后延伸。天再怎么样，烈日、下雨我都觉得不在话下，更难忘的是通宵排队，这种狂热，好像现在是没有了。”

读书点燃文学梦

书香满沪的那些年，也是中国各种期刊杂志出版的黄金年代。当年上海有一本畅销杂志《青年一代》，197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创办发行。夏画老人就是《青年一代》杂志的第一任主编。

《青年一代》1979年创刊号

《青年一代》甫一面世，就异常火爆。夏画回忆：“我们出《青年一代》创刊号第一期，发行量多少？30万本。现在好像不大可想象的，怎么第一期就30万。出去以后呢，果然都卖光了。后来呢，每一期平均增加10万份。所以到1985年就能够发行527万份了。”即便如此，这本杂志依然供不应求。如今年过耄耋的夏老对此仍记忆犹新：“可以讲，没有一个省市能够满足得了。上海那时候排队，你想象不到的。到（每月）5号，还没有开门，已经长队排得很长了，就是来买《青年一代》。”如果每本杂志在四到五个读者中间传阅，那五百多万的发行量就表明了拥有几千万的读者群。

其实《青年一代》也并非一枝独秀，那些年里，买书订报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青年一代》作为一本传授知识和思想修养的青年读物，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颇有影响。夏老说：“每天都有稿子来，而且发行量越是大了以后，稿子越来越多。这稿子多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人民出版社的传达室给我们送来，都是麻袋装。一个月要三万多封信，里面可能有几千封来稿。”

著名作家王安忆，曾经就是《青年一代》的投稿作者。她早期的写实短篇小说《一个少女的烦恼》，就发表在该刊物上。  

少女时代的王安忆

能够把稿纸上的钢笔字变成报纸刊物上的铅字，是众多文学青年感到最光荣最幸福的事情。后来成为上海《劳动报》记者的陈丹路，当年还是一个青年工人，他也给《青年一代》投过稿，希望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他回忆道：“那个时候呢，我是一名普通工人，在小厂里当卡车司机。那时候，如果你在《青年一代》上发表一篇文章，亲戚朋友都打电话来祝贺，而且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

书籍铺就人生路

那些年，上海这座城市涌动着一股读书的热流，求知成为人们最大的欲望。1978年初，上海人民公园有了“英语角”，之后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外语角。上世纪80年代创办的“前进业余学校”，也成为那时候许多爱学习、求上进的上海人业余的好去处。1985年上海电视台举办“60秒智力竞赛活动”，成为了一个万众瞩目的荧屏热点。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电视荧屏上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益智类节目，如《智力大冲浪》《快乐大转盘》等。这些节目寓教于乐，一直保持非常高的收视率。

曾任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巡视员的陈振民，十分留恋那个全民读书的年代。那些年的读书记忆和他人生发展的记忆是重叠的，他认为就是一本本书籍铺就了人生道路上的一级级台阶。回顾自己的读书路，他说：“我从一个农场的小钳工，上来当搬运工，后来当了干部，又进了机关，然后除了读书自学之外，后来又读大学。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这样说，读书点燃了我心中的理想之火，开辟了我人生道路新的境界。”

茶馆新风

（1979年，建国东路老虎灶，薛宝其摄）

同样令他难忘的，是自己以书会友、彻夜长谈的情形：“当时我已经成家了嘛。我们一批读书的朋友，像陈丹路他们就会晚上到我家来，我们就在家前面那个小厨房。寒冬腊月，西北风呼呼地从门缝吹进来，我们就在那儿秉烛夜谈，谈到凌晨。那时候如果家里能够找两块年糕切一切，放点菠菜炒一炒，其香无比啊。那是一个很注重精神，不太看重物质的年代。”这段往事在陈丹路脑海里也是印象深刻：“那个时候，我跟陈振民一块，我晚上10点钟可以去敲他的门，我看了一本书很激动，跟他讲体会。现在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当时确实是这样的。一谈可以谈到天亮。那个时候尽管很贫困，物质也很匮乏，但是真的是人通过书心心相印，以书会友。”

改革开放初期兴起的读书热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告别书荒年代人们的难忘记忆。而且，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他们拿起了书，一直到今天，手中的书还是放不下。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老人说：“我家里面呢，没有什么财产，但是很多的书，一直要读到读不动。”谈到网络对阅读的影响，陈振民认为再怎么发展，电子媒体都不能取代纸质媒体：“因为阅读纸质媒体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给你充分的思索、想象的空间。”

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如今除了教科书以外，俄罗斯人每年阅读书籍人均55本，美国人均21本,而中国人均却不到1本。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个书香满沪的年代如此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