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脫亚论”解析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学者。十九世纪下半叶他根据自己的游历西方的见闻思考，撰写《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重要著作，宣传独立、自由、平等的新思想，为日本挣脱旧时代思想窠臼，走向“文明开化”，建设现代国家，发挥作用。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脫亚论》，阐释其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思想，而其中对中国、朝鲜的评价则引发质疑与争议。“脱亚”，是组合福泽谕吉思想体系的精神元素。对此作解读分析，是读解福泽谕吉与了解近代日本“亚洲观”的必要作业。

　　 

　　 1、《脱亚论》发表的历史背景

　　 

　　 自由民权运动与启蒙思潮

　　 

　　 日本自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自由民权运动。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发表，与这个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自由民权运动与启蒙思潮的兴起是福泽谕吉“脱亚”思想产生的重要契机。

　　 

　　 1873年（明治6年），福泽谕吉和森有礼等人创立“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从事启蒙活动。1874年板垣退助等因“征韩论”下野的政府高层人士，联名签署《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板垣又在自己家乡土佐创立志社，揭橥“自由民权”的旗帜，由此日本各地民权组织纷起。1875年，日本分散的民权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爱国社。1877年（明治十年）因镇定西南战争，大久保利通权重一时。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死，政府权力减弱，民权运动更显高涨。1880年，日本成立“国会开设期成同盟”，要求开设国会。大隈重信主张立即召开国会。1881年，以板垣退助为总理，中岛信行为副总理，具有法国激进主义色彩的日本自由党结成。1882年，大隈重信以三菱集团知识分子为其基础，成立具有英国政治色彩的立宪改进党。1883年，新泻县自由党人谋划暗杀高官计划。1884年，自由党左派暴动事件频发。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名古屋事件、秩父事件、饭田事件等都在此年爆发。自由民权运动进入高潮期。

　　 

　　 在此期间日本自由主义论著纷出。福泽谕吉1872至1876年间发表《劝学篇》，1875年发表《文明论概略》。此外，植木枝盛刊《民权自由论》（1879年）、中江兆民刊阐释卢梭《民约论》的《民约译解》（1882年），马场辰猪发表《天赋人权论》（1883年）等。

　　 

　　 日本自由主义论者分成数个流派，中江兆民、板垣退助、中岛信行属法国派，加藤弘之属德国派，大隈重信属英国派。法国派激进，为革命派，英国派稳健，为改良派，德国派温和且具有“国权论”的特色，堪为保守派。

　　 

　　 福泽谕吉属自由主义思想家，国会开设、民权伸张，是他的一贯主张。前面说过他在1873年和森有礼等人建“明六社”，这是一个类似政党的自由主义团体，1879年（明治12年），福泽谕吉撰《民情一新》，强调：为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和平，任何有权者都不可长期坐在权力的宝座，有必要作适时的更换，根据国会投票决定为政者的进退，为此应该向英国政党制度学习。福泽谕吉反对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激进表现，但针对有人提出国民思想水准不够，国会不可早开的论调，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一种书生误国的念头。国民总在进步，日本当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学习民主。奢望国民素质提高后再开民主，一如旅行者非晴日不肯出门，结果延宕时日，文明不进。他责问：当年明治维新，国民素质如何？而维新竟然成功。今日以国民素质为由推迟民主进程，岂非称为阻止进步的借口。

　　 

　　 福泽谕吉在思想上与大隈重信等英国派走得较近，既反对革命激进的左派，又与德国派保持距离。这和他接受英美思想影响有关。1880年，还在执政的大隈重信等人找到福泽谕吉，要他办一份报纸，为建立国会做思想准备。福泽谕吉因赞同开国会，故表示同意，这是刊载《脱亚论》的《时事新报》创刊的最初缘由。

　　 

　　 日本值明治维新之后，上下统一思想，走“文明开化”的道路，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发动启蒙运动，力求从封建专制走向自由民主，自由民权运动由此而生。《脱亚论》推出之际，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由此联想《脱亚论》说的既是中日外交战略关系，又另含脱出封建亚洲文化“固陋”的意义。

　　 

　　 “战略论”与“中国论”的争议

　　 

　　 福泽谕吉《脫亚论》发表的1885年前后，围绕日本的亚洲战略、中日关系，日本报端评论纷出。兴亚还是脱亚，联合中国还是摆脱中国，舆论界纷争不断，催促福泽谕吉表达态度。这是《脱亚论》出台的又一思想背景。

　　 

　　 《朝野新闻》评论：《俄清果开战端乎？》（1880年）

　　 

　　 1880年9月4日，《朝野新闻》发表论说，题目为《俄清果开战端乎？》本文评伊犁事件，将其看作是“东洋的大事件”。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对事端的由来与去向，特别是俄国方面的动向，表示了很大关注。文章指出，这次开战，一旦俄国胜而北京败，紧接出现的事情将是汉城被攻略，朝鲜被掠夺，俄罗斯势力日渐东扩，直接威胁日本。

　　 

　　 文章说：如果战争对英国发生影响，那么对日本的影响同样重大。设若俄国今日陷北京，明天双鹰旗就会插在朝鲜京城。日本岂得免于俄国蚕食？近闻俄国频频胁迫朝鲜开港互市，一旦俄国舰队听命国内命令，与清国了结战事，其舰队必转向朝鲜。俄国与清国的和战去向，牵动东洋全局之安危。

　　 

　　 《邮便报知新闻》评论《四十年来日本与支那》（1884年）

　　 

　　 《邮便报知新闻》1884年10月2-3日，发表评论《四十年来日本与支那》。认为鸦片战争至于中法战争，中国与日本正朝着守旧与改革的不同方向前行。日本吸取中国教训，力行改革，终于确定了在亚洲的“优位”身份，既认识到富裕是强国之本，“爱国心”也由此唤起。文章表现出“脫亚论”、中国蔑视论，以及所谓“对清对决论”。文章认为。前有鸦片战争，后有中法战争，中国已成日本的前车之鉴。从中国的事情可以测度西方人的东洋态度。这次中国与法国虽然没有演成大战，但鸡笼马尾战役窥其一斑，足可引为日本借鉴。日本当毫不犹豫地登入西洋之堂奥，培植本国之实力。

　　 

　　 《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社论：《支那败北乃日本之幸》（1884年）

　　 

　　 《东京横滨每日新闻》1884年8月29-30日发表社论：《支那败北乃日本之幸》提出：值此中法战争，当期待中国败而法国胜。日本与中国正处在军备竞赛中，中国胜利将使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平衡发生变化，对日本经济乃至整个国力发展，发生负面影响。在此前后，《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关于中法战争的社论共发表约20余篇，虽也有对法国侵略的批判与指责，而对中国表示反感的论文却占多数。这些社论指出应该利用中国与法国战争及朝鲜甲申事变的机会，建立日法同盟，用时乘势，夹击中国。有一种观点主张亚洲的联合与中日的团结：“以亚洲的联合，抵抗欧洲诸国的团结。东方一旦团结，则亚洲胜利。今东方之弱不在地方诸国国力之弱，而在于团结不足。”文章将这样的观点视为幻想，认为“当下东方诸国联合尚缺气脉相通的元素，即使真有促成此种团结的元素与力量，也不足以压倒泰西诸国。以弱国之联合抗强国之联合，犹如犬羊的团结不敌虎狼的团结。由此吾辈反对日本与支那、朝鲜的团结，以对抗耶稣教诸国。”社论强调，假若法国打败，支那全胜，对于日本绝无益处。今日支那已今非昔比，虽说虚张其声势，但海陆军一起扩张却是事实。在南方欲振旧时之威，在西部与东部张扬武力，再兴琉球谈判。日本将无力承受支那海风潮的动摇，僻居孤岛，凭四万人常规军及二三十艘军舰，难保安全，唯垂手观望中国旁若无人，为所欲为，而无奈也。

　　 

　　 《朝野新闻》论说日本“无法脱离亚洲之籍”(1884年)

　　 

　　 《朝野新闻》于1884年4月13日发表评论指出：有一种论调说日本开化，成绩卓著，已经得到欧洲的普遍认同，尽管东洋列国依然饱受强国压迫，而日本已从困境中解脱，“独有我邦得到西洋诸国的尊敬，犹如忝列西欧诸国之行列，成为他们的一员”。文章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在此世界动荡兵荒马乱之际，日本无法脱离亚洲之籍。至今也有西方名士赞扬日本之开化与“进步”，然而无法保证欧洲全体必以公正态度待我。西洋诸国视东洋诸国为一体，凡此国家皆为固陋之国，至于日本也同一视之为蒙昧。中朝遭西洋欺凌，日本无法独善其身，难免覆辙命运，也不可能独立超群于亚细亚。仅靠日本一个国家，何能止欧洲欺压亚洲，飞扬跋扈？何能使日本独保国权，国威发扬？不可轻蔑中国，而与其结盟，方是上策。审时度势，日本需要做到两点。第一，培植日本实力，以御侵犯。第二，积极策划东洋连横，团结御外。继续蔑视中国，而高喊“国权扩张”，徒为架空之妄想。

　　 

　　 《朝野新闻》评论：《面对外患的政体得失》（1884年）

　　 

　　 《朝野新闻》于1884年9月18日、20日连续刊登《面对外患的政体得失》一文。指出目前发生的中法战争对于日本刺激巨大，对于这场战争，世人有很多议论，议论焦点在乎两国地域的大小，文明之开否，而于两国之政治情况不闻不问。文章认为，决定中法胜败的关键不在于两国地域的大小，而在于两国政情的差异。自由政体下的人民，总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此因为政府做事会向人民说明缘由。譬如要造军舰，会向人民说明此事的必要，要增加军费，也将理由告知人民。由于政府做什么事都得到人民赞成，人民也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继而将国家名誉利益视为自身名誉利益，且为此尽心竭力。而在专制国家中，人们无从发扬自治精神，无论平时与战时，视国家利益与己无关，还谈得上什么为国效忠尽力呢？文章得出结论，中国是专制国家，法国是民主国家，中国败而法国胜乃被中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

　　 

　　 思想背景：“野蛮·半开化·文明”

　　 

　　 福泽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具体说是一个文明论者。同时他又在日本近代亚洲侵略思潮中占有一份特殊位置。为分析这个“特殊”思想案例有必要对其文明史观的思想根底作一分析。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指出，“野蛮·半开化·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三个必经阶段。他将此进化“三阶段”分述如下：

　　 

　　 第一、“野蛮”阶段。居无住处，没有固定的衣食来源，因利成群，利尽而散。或有居处，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亦无文字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

　　 

　　 第二、“半开化”阶段，或称“半野蛮”阶段。这个阶段，虽有国家，而制度紊乱，条理不清。虽有社会，而规矩不清，不成体统。虽有交往，而猜嫉心重，尔虞我诈；虽有学问，而无实用之学，稀见求真之精神，少有质疑之勇气；虽有工艺，而满足于模仿，缺乏创造之精神。

　　 

　　 第三、“文明”的阶段。社会安定，秩序井然。人们自由的思考，积极的与行动，展现个性，发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敦品励学，既不怀慕往昔，也不满足现状；不苟安于目前的小康，努力追求未来的美景；学问求真，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发达，开辟幸福的泉源。

　　 

　　 福泽谕吉认为，“像以上这样分成三个阶段，就可以划清文明、半开化和野蛮的界限”。 福泽在为人类的进步制定一个路程表，每个民族与国家都行色匆匆，走在路上。起点是“野蛮”，目标是“文明”。在起点与目标之间，有一个漫长的中间地段，这是“半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是“开化”的过程。“开化”，就是打开尘封的心扉，吸收世界的理念，获取进步的动力，归化光明的圣域。半开化，即未到达文明的境域，就是半野蛮，本质是野蛮。

　　 

　　 福泽谕吉还为人类的发展制定一个坐标图，每个国家与民族都是坐标图上的某个坐标点。有的坐标点处在坐标图的高位，有的坐标点处在坐标图的低位。处在高位的是“文明”，处在低位的是“野蛮”。位于高位、低位之间的坐标点，则为“半开化”。

　　 

　　 决定文明高低的条件是三个：自由、民权与“革新创造之精神”。自由说的是自由的经济，明晰的物权，成熟的市场，“工商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泉源”。民权说的是国民的权利，人人平等，享受自然的权利与生命的尊严。“革新创造之精神”说的是适应文明社会的伦理体系。革新与创造是这个伦理体系的美好元素。有一种国家，具备了以上三个特点，就是文明的国家，作为坐标点，处在世界文明坐标的高端位置。有一种国家，其经济是市场欠缺的，其政治是民权寡少的，其精神是愚昧落后的，这类国家就是野蛮国家与半开化的国家，作为坐标点，处在世界文明坐标的低端位置。

　　 

　　 福泽说：“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人民看到了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福泽希望每个国家与民族，包括日本，都去反身自问，在人类发展的路程上，已经到达那个阶段，在人类进步的坐标上，处于文明的高端，还是野蛮的低端。福泽确认，欧美属于“文明”，非洲等属于“野蛮”，而土耳其、中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则为“半开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日本也列在半开化国家的行列。

　　 

　　 处于野蛮地位的国家是可悲可耻的，然而知耻而勇，不是没有前途，问题出在“半开化”的国家，“高不成低不就”，容易产生“对野蛮来说，也不能不谓之文明”的假想，不求上进，甘处“半开化”的状态。作为半开化的亚洲国家，切当认识自己的野蛮边缘地位，奋起有为，学习西方，走向文明。

　　 

　　 福泽谕吉发问：不学西方，何以自处？日本既不能安于半开化，更不能退回野蛮，说到底还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现在的欧洲文明，达到了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亚洲各国，包括日本，如果想使本国实现文明，就必须以欧美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衡量天下事物。福泽谕吉说他一生著述演讲，从未离开过“这种旨趣”。

　　 

　　 福泽谕吉教人学习西方的同时，又告诫不可把西洋的优点绝对化，而生盲目崇拜之心。因其虽为文明，缺陷依然不少。这表现在：

　　 

　　 其一，战争是最大的灾难，而西洋各国长为战争的渊薮；其二，窃盗杀人是人类的罪恶，而西洋各国的此类案件，层出不穷；其三，社会安定是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而西洋各国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争吵不休致使人心与社会常处不安的境地。其四，列国相交，重在公理与正义，而西洋外交倚强凌弱，玩弄权术，无所不为。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发展的趋势，然而绝非尽善尽美。他大胆设想：

　　 

　　 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能够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的。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丸山真男《读<文明论概略>》一书认为，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内含 “文明完善论”的元素，是乃接受基佐影响的结果。因为基佐有以下的观点：文明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样的过程永无止境。眼前的文明仅为人类行进途上的驿站，而非最后的到达与“完成”。人类不可满足于当下，当取持续前进、不断探索与自我完善的心态。福泽谕吉话语中的“文明”社会，是以西洋为标的传统资本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终极。“文明”是相对的，既有“眼下的文明”，又有“将来的文明”。站在“将来的文明”的高度，“眼下的文明”就成为“野蛮”。

　　 

　　 在福泽谕吉看来，世界列国山水相隔，各自形成独特的体制，人情风俗互有差异，国体政治各不相同。因此，日本既应汲取外国文明，又应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立足本国的国体特点，于万国万物总抱省察深思的态度，当取则取之，当舍则舍之，以达内外文化的调和与适宜。

　　 

　　 若将亚洲和欧洲进行比较，就当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原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奇妙，对于它的态度，只可去培养，不可去压抑，培养则可包罗万象，压抑则使其萎缩委顿。对于日本的文化建设而言，培养这个“无形”，文明矗立于世，压抑这个“无形”，纵然时时日日忙碌于“文明的开化”，其结果也必然是花开无果，徒劳无功。日本切迫在做的是引进西洋的文明，但同样切迫的是将引进之物与此“无形”作认真的“调和适宜”。调和了文明日进，疏离了阻滞不前。这个“无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福泽谕吉回答：就是一国之“国情”——“独特的体制、人情风俗”。

　　 

　　 “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凡一国吸取西洋文明，建设本国文明，外在文明易取，内在文明难求。外在的文明，说的是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一切耳闻目见之物。内在文明说的是宗教、哲学、民族素质、国民性格、风土人情等一切内在精神求索。近来日本在衣、食、住各方面流行的西洋方式，是否就是文明的全部呢？显然不是。

　　 

　　 遇到剪发的男子，不能说他就是文明人，看到吃肉者，不能说他就是开化人。日本仿建了许多洋房铁桥，中国购造了不少巨舰大炮，如此人力可以制造，金钱可以购买，然属文明的外表，而非文明的精神。福泽谕吉强调：“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文明的精神”，文明开化的目标终究不达。唯思想晓畅明白了，文明道路方可通畅无阻。他在《劝学篇》中说：“对于日本现在的状况，如果说是文明，那也是仅有文明的名义，而缺失文明的实力，徒饰文明之外观，而未见文明的内容”。

　　 

　　 对于日本文明的建设，有人主张先取其外形，后取其实质，然而这样做并不容易，既不知何为文明，也不知为何文明，却去引进文明，势必“遭遇障碍”而“束手无策”。与此不同，福泽谕吉主张“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与其先模仿文明的外形，不如先吸取文明的精神，既实于内，必形于外，有其精神必有其外形。欧亚相差如天壤，所差者，不啻物质，而在“文明的精神”，“两种见解的差异即在于此。”文明的精神，实是人民的风气。“风气”，若就“时间”而言，其为“时势”；若就“人间”而言，其为“人心”。“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亦非人力所能骤造。它渗透于民间之中，蒸腾于国土之上。设若日本真能学习西洋，把日本的“风气”也给转移变化了，日本文明建设也就走上了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