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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程佩（1981—），男，河南郑州人，暨南大学中国 文化史籍研究所201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元史；张其凡（1949—），男，四川蓬溪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一、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回顾 命理术是术数的一种。它是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以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推命方法，描写并预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对命理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命理学。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民国肇始，故其研究史不过百年。其间，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国时期）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与诠释以及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编写；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是引人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命理学者开始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多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人研究。总体来看，三个阶段的研究虽时有交错重复，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三个阶段特征来展开进行的。命理学也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 （一）第一阶段：通论性著作的出现和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命理学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 从1916年袁树珊编写《命理探原》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命理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个转型期，这也可看作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民国以前，江湖派和书房派长期处于分流状态，难以互通有无。至晚清时，命理术的发展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民国建立后，江湖派和书房派渐有合流之势。民国以前，命理书籍或体例不精、文字芜杂，或浅陋繁复、晦涩难懂。这给它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袁树珊（1881—1968）对此类书籍评价道：”……然其中有起例而无议论者，有议论而无起例者，有失之繁芜，而不精确者，有失之简略，而不賅博者，非惟初学难以人门，即久于此道者，亦多不明其奥义。”《序》为了使民国的命理学能够走向大众和科学，一些知识分子或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开始将古代晦涩难懂的命理文献逐一整理，并按照西方教材的编排方式，写出命理学通论性著作或讲义。个别著作，甚至已经开始引用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解释传统命理概念。命理学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 首先是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出现。袁树珊编著的《命理探原》原版于1916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将古代命理文献镶嵌于纲领之中，夹叙夹议，既言之有据，又便利初学，一改过去命理书籍晦涩玄妙之风。[1] 1935年韦千里（1911一1988）出版的《千里命稿》和随后的《韦氏命学讲义》，均是以西方教材形式编写而成的讲义。《千里命稿》先论天干地支，后论五行、六亲以及格局分类。该书语言精练，通俗易懂，为后世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编写之范本。[2]徐乐吾（1886—1948）在1938年完成的《子平粹言》是该时期又一本重要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对用神、格局等命学核心问题阐述详尽。在书中，作者条理清晰地阐明了选取用神的五种方法和判定格局髙低的六条标准。这些方法和标准，成为后世学人断命之准绳。该书的第六编古法论命部分，是今人研究唐宋古法时期命理术的重要参考文献。作者认为命理学古法时期的唐李虚中术源自五星术，”唐李虚中就五星之术而变其法，去星盘而专用年月日时，以年为主，推算禄命”，”子平源于五星，而古法论命，为子平与五星间之过渡”。[3]456《子平粹言》是命理术在新的转型与整合时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潘子端（1902—1990）1937年出版的《命学新义》也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命 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第一部分”水花集”首次将西方现代心理学分析引人传统命理学中。潘子端借鉴了当时西方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的性格类型学说，将其八种性格类型说直接与命理术之八格对应起来。[4]这种全新的阐释，开现代命理学科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其次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和诠释。民国伊始，袁树珊、徐乐吾等命学大师皆意识到古代命理文献对现代人的学习和研究造成很大障碍，实有必要早做整理和诠释。[4]72这一时期，徐乐吾曾先后评注多部命理学经典，包括《子平真诠评注》、 《滴天髓徵义》、《滴天髓补注》、《造化元钥评注》、《穷通宝鉴评注》。这一时期整理、诠释出的古籍还有潘子端的《滴天髓新注》，袁树珊校、李雨田校补的《滴天髓阐微》，韦千里校的《精选命理约言》以及他和尤达人校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诠释，为命理学的规范、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事实证明，由徐乐吾、韦千里等校注的命学古籍，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逐渐成为后人学习掌握古代命理学理论知识之必读经典。故其校释之功，不可小觑。 （未完待续） 至易健康——致力于命理学与先天体质和疾病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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