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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程佩（1981—），男，河南郑州人，暨南大学中国 文化史籍研究所201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元史；张其凡（1949—），男，四川蓬溪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第三阶段：多学科、多角度、宏观研究方兴未艾——当代命理学研究特点 相对于命理学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而言，命理学者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人研究的历史就要短得多。无论是港台、大陆、还是海外，以多方位视角对命理学进行研究，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这种多方位、宏观的研究视角 在将命理学研究领人更高层次的学术领域的同时，也避免了实证主义和计量研究将命理学带人死胡同的尴尬。 最早以这种宏观视野对命理学进行研究的人是美国华裔学者陆致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陆致极先生先后出版《八字命理新论》（益群书店，1996年）、《八字与中国智蕙》（《八字命理新论》增订版，益群书店，1998年）。在上述书中，作者创新性地指出八字命造结构含有以日主和月支为主而形成的两个网络结构，并讨论了八宇命理学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平衡哲学以及辩证智慧。进入21世纪，陆致极先生又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写出了《中国命理学史论》，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从历史文化角度论述命理学的通史性著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将传统命理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讨了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作者首次提出一个成熟的命理学的产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二是秦汉以来定型的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大结构；三是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盛行。在该书中，作者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勾勒出八字命理发展的逻辑进程、基本意象和分析方法。作者还认为，传统命理学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描写和预测的能力。它目前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战。如果命理学的研究和命理术的改进无法出现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消亡将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命理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之势。早在陆致极写作《中国命理学史论》之前，中国大陆的何丽野（1955—）教授就已经完成了《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一书。该书从八字易象的组成结构、八字易象的哲学思想以及它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何丽野教授注重八字”象”的研究，指出八字易象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形而 学思维到辩证思维，最后再到系统思维的变化过程。本书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填补了八字易象之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8] 作者还首次指出，八字命理术是从京房易中衍生出来的术数。 它对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该书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深人剖析命理学，认为八字命理术中的“六亲”、”十神”等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封建社会里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何丽野教授的上述这些观点，无论是哲学领域的还是社会学领域的，均具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何丽野教授，清华大学的刘国忠教授（1969—）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博士毕业论文《五行大义研究》是国内唯一研究《五行大义》的专著。《五行大义》一书虽不是命理学著作，但该书保存了众多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是我们研究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一部人门之作。以阴阳五行为推命基础的命理术多以此书为其理论源泉，故其研究成果客观上对唐宋命理学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刘国忠教授的《五行大义研究》，对《五行大义》的版本源流、《五行大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海内外对它的研究现状都做了详尽的论述。[1] 200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是刘国忠教授几年来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汇总。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唐宋时期命理文献的讨论和整理。其所集文章涉及广泛，包括中国古代术数研究现状、《五行大义》研究、《五行精纪》研究、徐子平事迹考述以及对多篇宋代命理文献的考辨。该书的下篇”资料篇”中，作者参照宋代命理文献《五行精纪》等著作，整理出《李虚中命书》、《直道歌》、《五行要论》等一批宋代命理文献。[11]唐宋时期命理文献荒芜杂乱，命理学历史扑朔迷离。这一时期的许多问题，诸如 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徐子平事迹及其子平术的渊源、唐宋命 理文献的考释等，在此之前都还没有人给予充分的关注，更不要说深人的研究。刘国忠教授第一次广泛的回应了上述学术问题，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不仅是本世纪以来，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唐宋时期命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它的出版，为后人研究唐宋命理学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中研究领域涉及命理学的还有张荣明、黄正建、林立平、赵益、董向慧等。张荣明在《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章”命理术起源及形成的考证”中，详细考释了古代命理术的许多基础，诸如五行生克、四时五行盛衰、五行寄生十二宫、干支配五行等的产生过程。在判断出这些小系统的诞生时间后，作者方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寻找记录古代命理术的蛛丝马迹。[12]其论证过程层层递进，富有逻辑性。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中，列举出敦煌文书中禄命术类文书22件。其中部分晚唐五代宋初之文书已涉及到干支知识、推禄法、推驿马法、五行刑、冲、合、害法等命 理术的基础知识。[13]这些文书虽然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对于唐宋命理术的研究不无益处，值得学人们的注意。林立平在《神秘的术数：中国算命术研究与批判》一书的第六章”命学典籍评述”中，详细点评了十几本有影响的古代命理学文献；在第八章“算命术的产生与发展”中，作者论证出命理术产生于汉代的结论。赵益则从新、旧《唐志》及《隋志》等古典术数文献的对比研究中考释命理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15]董向慧博士所著的《中国人的命理信仰》，该书视角新颖，是一部社会思想史著作，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人的命理信仰。[16]值得一提的是，董向慧博士还曾撰文首次披露了载有古代徐子平、徐大升事迹的重要文献《濯缨亭笔记》和宋代子平术重要文献《子平三命通变渊源》，这为后人研究子平术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早在2009年，刘国忠教授曾撰文《徐子平相关事迹辨证》， 判定徐子平的事迹及地位的传说皆属子虚乌有，指出这些传说本身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学术谎言。[17]之后董向慧博士在新发现的史料的基础上，特刊文《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兼与刘国忠先生商榷》回应刘国忠教授的论点，认为古代关于子平术传承的传说是可靠的，只是它隐秘相传的历史，使很多学者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18]这也是笔者目前仅见的国内两篇专门探讨子平术早期产生发展历史的重要论文。 （未完待续） 至易健康——致力于命理学与先天体质和疾病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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