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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霖铃 来自下乡de味道 00:00 04:26
读柳词，清新婉约，文采风流，你也许不曾想过才华斐然的柳永，一生中竟然四次科考落弟，最后47岁时才凭恩科赐进士出身。 察柳政，九年三任地方小官，抚民清净，深得爱戴，却不得擢升，最后改任屯田员外郎，你可能会抱怨明珠暗投、龙困浅滩。 柳永出身儒宦家庭，一心追求仕途，想做文人雅士，却又不忘穿行花街柳巷，偷期缱绻；可真醉里眠花宿柳，心中又觉功名无望，心有戚然。 他这一生的矛盾，根源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也在于他本人的气质特征。社会要求读书人应该追求功名利禄，他自是不能免俗；而与生俱来的浪漫气质和音乐天赋，却又让他沉迷于儿女情长，不可自拨。 一部《乐章集》，尽显了他一生周旋和穿梭于情感与功名之间的无奈。他执着于功名，渴望治国经邦，却终究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他阅尽人间春色，可却终究情深缘浅，徒自伤感。 他拖着一条自封“白衣卿相”的世俗尾巴，一生流浪，葬无所踪。  史书载柳永是福建崇安五夫里白水村人，如今白水已经成为一个历史，这个村改名为茶景村了，而历史积淀厚重的崇安也被改成了武夷山市。 茶景村还有当年崇安柳氏故居的遗址，故居早已荡然无存，但遗址上挺立着两株千年罗汉松，拨开树边积淀的泥土，还可以看见鹅卵石砌筑的地基和道路。 村中还有一条长达200余米的石砌路面，曾是五夫古镇的商人往返于浦城县石陂街圩市的古道，至今保存完好。这条古道，当年走过柳永，走过朱熹，走过崇安文化曾经的辉煌。 其实说柳永是崇安人，多少有点名义多于实质的感觉。他出生在山东，五岁时才被父亲送回崇安白水，呆了五年，九岁时又随父北迁汴京，从此一生不曾再回过福建。 不过这五年，对他一生是非常重要的，他写出了少年时期的成名之作《题中峰寺》，被誉为神童；更重要的是，这五年确定了他作为福建人的标签，考察其后来的人生，其实他一直也没有绕过这个标签的藩篱。 北宋是一个有意思的朝代，它的建立有点突然，甚至连开国皇帝赵匡胤有时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建了一个假的朝代。 作为开国皇帝，他缺乏刘邦的任性，也没有李世民的霸气，可能总是对自己江山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吧，所以，他定下了重文轻武与南人不得为相的荒唐规矩。 重文轻武的结果是国家积贫积弱，一路南逃，先是到了临安，然后到了福州，最终跳进了海里。南人不得为相更是一个笑话，史载到南宋末年福建人担任宰相这一职务的多达51人。 不过，宋初福建人在朝庭的日子的确有些不好过。山西人司马光骂江西人王安石的恶语是“心术似福州”，寇准公开表示对福建人不满，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多士”。再加上“闽人语夷獠难晓”的先天不足，闽籍仕子肯定需要付出比北方人更多的努力。 柳永就是踩着这个梗来到汴京赶考的。对于他的第一次科考失败，多数人归因于宋真宗认为柳永“属辞浮糜”，但宋真宗的真实想法真的有点摸不清楚，他是宋朝第三个皇帝，基本勤政敬业，应该不会轻易忘记当年太祖皇帝“南人不得为相”的嘱咐。 偏见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标榜正义滥杀无辜。年轻时我去广州考黄埔海关的公务员，笔试成绩名列前茅进入面试，考官第一个问题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胡建人，考官们突然一片嘻笑，然后指着其中一位说“看你们福建人的普通话”，原来被指的那位考官是莆田人。 后来随着福建经济的发展，以及南宋迁都临安，福建人成为了大宋王朝想绕也绕不过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在宋初的柳永，更多是用非凡的才华为后行者打下了前进的基石。 工于文学的人，往往在政治上是很难成熟起来的。唐代的李白杜甫如此，宋代的柳永，以及柳永同一时代的苏轼也是一样。 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主要在于始终用一双过于感性的眼睛去理解十分理性的官场，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合时宜。 柳永的文字清劲奇丽，通俗易懂，可谓文采风流、雅俗共赏，但这只是坊间百姓的选择，在当时主流社会的眼里却是一地的不合时宜。 宋真宗说，柳词属于靡靡之音，应该受到严厉谴责；文才与人品都一流的苏轼说柳词中有“不减唐人高处”的作品，言下之意却是多数柳词难免俗气；就算是柳永父亲挚友的范仲淹，也不满意柳词中的青楼习气，让他随军西出边塞。 试想北宋江山初建，国家统一，盛世太平，经济复兴，文化繁荣，朝廷最需要的是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气概，哪能容忍一心浅斟低唱戚戚惨惨的多情公子？ 初次到汴京参加科考的柳永踌躇满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可是现实太骨感，他初试便是落第。一方面他安慰自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一方面却不合时宜地用他最拿手方式表达了愤慨，他写下了《鹤冲天·黄金榜上》，发泄对科举的牢骚与不满。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如此闷骚的话在官场只能烂在肚子里的，柳永居然也用柔美动人的音律四处传唱，最后传到了宫中，惹得宋仁宗大为不满，直接导致了他第二次礼部考试的落弟。 苏轼一天饭后指着肚子问众人这里面藏着什么，他的侍妾朝云一语道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学士哈哈大笑连声称是。 苏轼是明白人，他知道自己的毛病，虽然也许他心里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柳永的问题是他至死也不曾明白这个道理。 庆历三年（1043年）柳永已任睦州、余杭、泗州三地小官九年，且皆有政绩，没有按制担任，他又发出了“游宦成羁旅”的感叹，这的确不是一个在仕途上混的人应该说的话啊。一生矛盾的柳永一边感叹，一边也不忘拍马屁，又进献新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全诗得体，一片祥和升平，既奉承天子又无半点媚俗之态，无奈仁宗皇帝又死抠 “太液波翻”之“翻”字失当，终得投诉无果。 文人的性格各有不同，但多是一些非常执著的人。不管被流放到多么偏远的地方，苏轼一生都不改他的乐观；也不管一生经历多少构陷，柳永也永远不改他爱用词曲发泄不满的毛病。 他们一生的执著的，是对世界一种本真的感知，完全去除掩饰。对他们来说，不管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纯真，都从来不曾想过要去改变什么。 这就是一个文人与一个政治家的根本区别。 周国平说，诗人的执著，在于始终保持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诗人的超脱，在于没有狭獈的占有欲望。 苏轼与柳永都执著地保持了本真的审美态度，但柳永过于渴望功名，没有苏轼的超脱，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快乐的苏轼，一个悲苦的柳永。 顾城说，执者失之。我想当一个诗人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诗，我想当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失去了我自己。在你什么也不想要的时候，一切如期而来。 顾城的故事就是他自己诗歌的写照。为了诗他去了新西兰，他失去了诗；他只想当一个人时他杀害了妻子，也杀害了自己。 所以执著于功名的柳永，心有多高，路就有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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