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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棠樾
一
淅沥秋雨中的棠樾是寂寞的。
棠樾虽然离歙县县城不过6公里，但自古以来从不在交通要道之上，因而也从不是热闹繁盛的商埠。棠樾不像宏村倚着黄山余脉，也不像西递泊在山间盆地，棠樾是歙西平原上的一个小村，村前所谓的龙山不过是一小土坡而已。历史上的棠樾本该是安静而又寂寞的，只有那些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衣锦还乡，祭祖、修庙、修牌坊时候才是热闹的。近代抗战期间，棠樾曾先后是国民党第19、32、23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还办过钟英、右任两所中学，不管是战马嘶鸣还是书声琅琅应该都是很热闹的。
棠樾现在的热闹始自黄山旅游开发，“上山看松石，下山看牌坊”曾经是黄山旅游的固定项目，因而棠樾成了徽州开发最早、出名最早的古村落。但西递和宏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声誉日隆，短短几年就压过了棠樾，今天黄山旅游提供的线路基本上都是黄山加西递宏村了。交通变迁的影响也是至深的，原来棠樾离上黄山的必经之路不远，一拐就到；而新开通的合铜黄高速却恰好绕开了棠樾，慢慢地来看牌坊的游人就越来越少了。
秋雨淅沥中我又一次来到棠樾，两边的仿古商铺都门可罗雀，店主人连招呼的热情也似乎都失去了。2001年第一次来却不是这样，那时棠樾的游人川流不息，就像现在的西递或宏村。我们在棠樾的2个多小时里，只碰到不多的几个零星散客，没有一个带统一旅游标识的团队，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10来个人在转悠，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秋雨的缘故吧？那一年的7月，牌坊边水田栽种着荷花，荷叶亭亭如盖，荷花芳香袭人。而今天都又变回了耕地，牌坊边的地里更是搭起了一排排的塑料大棚，白色的薄膜，很是刺眼、很不协调。生计总要比审美更重要，越来越寥落的游客早已不能真正改善村民的生活了。我怀疑总会有一天，用牌坊来吸引游客赚点小钱，将成为棠樾村民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鲍家花园门口租伞的老妇人见我们下车，很利索地把雨伞递到我们手里，就算是成租了。后来才知道其中还有点小圈套，游花园和牌坊要出双份的租金。看着我们的车从鲍家花园去了牌坊，老太太急得一路小跑追下来，唯恐我们顺手牵走她的伞，她一直呆在牌坊景区门口等我们出来，那半天我们或许就是她唯一客源，看来生意真的不太好做啊。
棠樾本不必像现在这样窘迫，本可以开发得更好。棠樾是幸运的，改革开放之初就走入了国人的视野，曾几何时甚至代表了徽州文化。但棠樾也是不幸的，由于早年的开发受眼界限制，过分倚重那七座牌坊和两座祠堂，跟它们相连一体的血脉之源——古村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棠樾的村落——祠堂——牌坊三位一体的整体格局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最先富起来的棠樾人在村里建了不少的砖混结构的新楼房，景区门口一排染黄白杨树后面、清懿祠的边后，到处都是新修的楼房。村里新旧建筑混杂，特点早已不甚分明，那几栋宣传册上的老房子也许还在，但当它们失去了整个村落背景，年久失修的它们也就像是垂垂老矣的迟暮美人，不再有原先的风味了。现在来棠樾只能在牌坊下走一走，在祠堂里转一转，再也无法吸引我们更多的眼光，再也无法让我们在此逗留更久。当西递宏村以它们保留完好的原始风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皖南古村落代表的时候，棠樾已经没有更多的本钱跟它们去竞争、去博弈，只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的扩展项目，只能寂寞地等待机会，但棠樾还有东山再起的足够资本吗？
棠樾人应该为不化心思保护古村，而热衷于开发不伦不类的鲍家花园感到后悔。鲍家花园本早已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棠樾的古老遗存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保护和挖掘，何必去圈地360余亩，新修一座所谓古代大户人家的私家花园，居然还自我吹嘘为“东方园林之母”，盆景爱好者之“麦加”。你看现在所谓的“鲍家花园”，一点古色的痕迹也没有，一点古意的模样也没有，与它相比，江浙一带任何一座城市公园也比它更具有古典园林的韵味。中国园林以深邃含蓄、曲折多变而闻名于世，注重对园林空间的分隔与组合，不拘面积大小，追求在有限空间获得无限的意境，达到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而今天鲍家花园主体部分敞开的大空间，铺设大面积的草皮，粗糙的亭台楼阁和不成比例的小桥流水，哪有传统园林的样子，如果没有徽派的围墙和那上万盆盆景，鲍家花园只不过是一座西化的公园而已。中国盆景重造型，追求意境深远，按这个标准衡量，花园里的大多数盆景都很一般的，我不相信这就能代表大名鼎鼎的徽派盆景的真实水平，就是那盆据说价值百万元之巨的“南国风情”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鲍家花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几个用来隔景照壁前的“徽州人家”、“江山如此多娇”、“群峰竞秀”等几个大盆景。对于鲍家花园“失望”的评价绝对不为过。
改革开放30年来，徽州人似乎做了不少让人失望的事情，如黟县附会地新修了一座赛金花故居“归园”，但赛金花是不是黟县人都是个大大的问号，何来她的故居“归园”。潜口民宅博物馆由徽州区和歙县各地数百座明代建筑中精选拆迁而来，我们以前常说树挪死，老房子何尝又不是如此呢！那些老房子里没有了原来的主人和生活，那些老房子旁丢失了原先的村落背景和环境衬托，只是丧失了灵性和生命的建筑空壳，真的只是民宅博物馆里的文物而已了，作为旅游项目来开发，最终也没有得到游人与市场的认可，被冷落至今。
淅沥秋雨中的棠樾终于恢复了它的寂寞本色，撑着租来的雨伞徘徊在安静的棠樾，倒真的可以慢慢地欣赏了。鲍家花园小水池里几茎枯荷，“江山如此多娇”照壁后的松林雨雾，还有长满果实的柚子树、滴水的翠竹和红槭树，都饶有趣味。花园与村落之间有一段路，路的两旁是零星的甘蔗地和收割后的水田，深秋的水田里居然长出成片的嫩绿小草，散发着勃勃生机，在雨雾中清新诱人，让人刹那间产生了秋天还是春天的迷糊感。路旁电线上密密匝匝停着一群麻雀，和麻雀隔田相望的棠樾，笼罩在清烟淡雨中分外安详又宁静。
跟西递胡文光坊和龙川奕世尚书坊的精雕细镂不同，棠樾牌坊群不尚雕饰，朴素淡雅，质朴浑厚。分别建于明代和清代的七座高大牌坊，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但风格混然一体，形同一气呵成，在空旷的平野上，呈半弧形排列，富有冲击力，壮观而又孤绝。当我们的视线跟随七道牌坊形成的弯弧一座一座看过去，在中间一栋翼檐飞翘的四角方亭都会稍作停留，那是邓石题篆字的“骢步亭”，这座小亭子不仅为行人休息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建筑空间显得生动，建筑形象更加丰富，为牌坊群增色不少。然后一直遥伸到最后一座……再远处，是深秋里更显得空旷苍茫的徽州大地。
就在这样一个阴沉而又下着密密细雨的秋日，似乎空气中都流淌着凝重的气息,我安静地穿行在棠樾牌坊下，和一座座牌坊对视。我总觉得每一座牌坊似乎都是有生命的，它彰显着荣耀与高贵，又饱含着孤寂与无奈，在秋雨中向你诉说着它们后面或凄美悲伤或繁华喧嚣的往事。我慢慢一步一步地，从第一道牌坊，一座接一座，直走到最后一座，将棠樾的每一个牌坊仔细地看过。回首端详七座牌坊，嵯峨耸立在田野中央，青石的碑身，掩不住岁月的风尘，伟岸中有些陈旧，烟来雾去中渐次模糊，就如同鲍氏家庭所演绎的那一出出或凄美或凝重或忠或孝或节或义的往事，那份奇特的孤绝寂寞之感陡然变得强烈了起来，心中的惆怅也慢慢地弥散了开来。
棠樾牌坊是一枚枚镶嵌在大地上鲍氏先人的勋章。或许，棠樾牌坊的吸引人之处不一定在于它承载了多么动人凄凉，也不一定因为它有多么大的文化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让每一个到此的人或多或少引起某种情感上的共鸣。或许是晨昏时候薄雾般淡淡而绯红阳光给肃穆的牌坊的亲吻；或许是牌坊的形单影只与碧草中蝶舞双双的鲜明对比；或许是阡陌田园间洗脱烦事的幽静美好；也或许是青砖石瓦里对乡土的怀念……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故事背景，那样的空气，牵引着你进入故事，在或浓或淡的古老徽文化气息里思量过去与未来的命运。我想，这才是棠樾的魅力。
深秋寒雨里，庄严气派的鲍氏支祠敦本堂和女祠清懿堂显得格外清冷寥落，我站在祠堂的屋檐下，看着皖南深秋的细雨，从湿漉漉的天宇，伴着忽急忽缓的秋风，斜斜地飘落，落在天井里，屋檐滴水声清晰可辨，雨越下越密，滴水连成线好像要穿越历史的迷雾，好让我看清楚棠樾的今生前世，此刻寂寞的鲍家列祖列宗是不是在俯视陌生的我呢？
二
穿行于这些矗立于棠樾的村口牌坊之下，我不由自主地放轻、放慢脚步，一遍又一遍地注视着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巨大身躯,一次又一次地聆听着它们的悲欢倾诉。
自南宋以降，棠樾为鲍氏聚族而居的地方，鲍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严格奉行封建礼教、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家族。棠樾的孝子特别多，甚至可以说鲍氏家族是靠“孝”繁衍壮大起来的，这与历代帝王都把“孝道”当作修身齐家治国的根本思想是分不开。“慈孝里”牌坊铭刻了明永乐皇帝的《慈孝诗》日：“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到这个事后，欣然写下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并拨银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又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被两朝皇帝加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七座牌坊，是鲍氏在明清两代400多年的时间里，竖起的家族丰碑，这里面有整个家族无尚的荣光，每座牌坊旌表的每一个人，都是理学思想的忠诚实践者，那个时代崇尚的所有道德礼仪标准都物化在这石头牌坊里了。七座牌坊，鲍灿祖孙一个打头，一个殿后，既可以互相凝视对方，又一脉相承，就像一本保存完整的宗谱，供穿行其间的我们，虔诚拜谒，从容翻阅。七座牌坊的排列顺序是忠孝节义节孝忠，所以无论从哪一端开始走，次序都是忠孝节义，这个家族把对君主的忠诚，绵延千年的孝道，封建妇女的坚贞，重道守义的气节，都铸造在巍峨的牌坊之中。正因为这些刻意的提倡、刻意的旌表、刻意的御赐，才更加深刻的反映出棠樾村“忠孝节义”的浓厚精神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才使鲍氏家族连续元、明、清三朝400多年，出了那么多的明贤孝子和富贾显宦，“上交天子，藏镪百万”。
牌坊的大量建造和中国古代的旌表制度有关。中国古代自汉朝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旌表制度，对道德优秀的人，中央朝廷给予一定的物质、精神上的奖励，以期树立榜样，引国民效仿，进而纯化风俗。旌表是国家垄断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是古代统治者推行德行的一种方式。历代王朝对所谓的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往往由地方申报朝廷，获准后赐以匾额，或由官府建造牌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获得旌表是彰德行、沐皇恩，流芳百世之举，常常成为整个家族几代人的追求，借此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所以说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权力的触角就是通过旌表这种柔性的制度悄然伸入民间，使国家的意志通过这种活动为民众所接受和承认，从而达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明清两代的旌表就是通过立牌坊来宣扬礼教，标榜功德。棠樾的“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文渊妻节孝坊”、“鲍漱芳父子义行坊”、“鲍文龄妻节孝坊”、“慈孝里坊”、“鲍灿孝子坊”依次排开，每一座牌坊下的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道德故事。牌坊是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一个象征性建筑符号，面对牌坊细细研究物化在这些石头里古代社会所崇尚的道德礼仪标准，比翻查资料生动多了。这七座牌坊，与其说是纪念鲍氏宗祖，不如说是是教化人心的纪念碑，支撑儒家文化的擎天柱。立牌坊能让人“美名远扬”、“流芳百世”，立牌坊是为了给人们树立道德楷模，以此熏陶教育人们行善积德，遵循“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立牌坊就是古代中国礼教道德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立牌坊旌表的是价值观，旌表的是通过坚持这套价值观而作出牺牲贡献的个人：忠良孝义的男人，贞烈节孝的女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这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统治者来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各地官府按朝廷的规定查核事实后逐级呈报，建造牌坊的审批权最终掌握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只有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即使允许建造，建造什么规格的牌坊，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因此能获得皇帝降旨建造牌坊，对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地方来说，都是一种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殊荣。
牌坊也不是徽州独有的。实际上，不论大江南北，都曾经建有很多牌坊，只是因为徽州僻在万山中，战乱较少，当地人又注意保护，才得以大量地留存至今。20世纪三十年代，一位社会学家曾这样描绘过：“旅行中国社会的观光者，差不多在游踪所到的城邑乡村或郊外墓门之前，总可以看见一种旌表的牌坊或牌楼，在市声鼎沸中或苍烟落照中矗立着，这些都是古色古香的前代遗物。这些古色古香的遗物，有的因为年代太荒远了，石柱或已倾倒在碧草黄沙之中，在风露中微喘着，有草虫在其下低唱着不知名的曲调，顿使旅人们油然生思古的幽情，微感到人世沧桑之悲绪；有的仍然巍然独秀，在夕阳里发挥无限的光辉，无形中流露着一幕悲壮热烈的史实，使人临风悼意，使人起舞低昂；有的则又华美如新，它那壮丽的雕刻和古意的构图，在在都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美术的轮廓，又绩大，又伟严，如同鹤立鸡群似的，又如同鲁殿灵光似的，岸然痴立在镇市乡村生活的迷惘里。”（曾铁忱《清代之旌表制度》）。
但徽州被誉为“牌坊之乡”，牌坊多也是事实。徽州原有牌坊一千多个，现尚存百余个，歙县一县历代就建牌坊250多座，现存牌坊82座。在徽州，几乎随处可见牌坊的影子，它们或歌颂孝子懿行、贞女节妇，或褒扬官宦名门、忠政操守，或彰显科甲功名、军政功德。这与徽商的发展、兴起以及程朱理学的发源、影响有着渊远流长密不可分的关系。徽州是明清中国商业气氛最为浓烈的地区，但让人奇怪的是，徽州也是宗族制度、封建礼法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徽州人是宋明理学的忠诚实践者，在居室的门楣或者醒目位置，我们经常看到诸如敬爱堂、怀仁堂、述仁堂、修德堂等匾额高悬，并挂满与修身养性、克己宽人有关的楹联，晓人以处世之理。就拿村名“棠樾”二字来说就饱含儒家理想，“棠樾”来源于《诗经甘棠》篇周贤吕台伯的故事。台伯推行文王政令，深入民间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甚得民心，后来特意保护那棵甘棠，让它枝叶茂盛，清阴满地。因而把“棠阴”一词喻为“德政”，棠樾的“樾”字，就是指树阴。
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曾起过重大影响的学派，而在新安（后称徽州）的传播和影响尤深，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婺源朱熹的祖籍均在歙县篁墩（今属屯溪），故称其为“程朱阙里”。朱熹著述亦自称“新安朱熹”，朱熹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这些学生，讲学乡里，推崇理学，使徽州成为理学影响最深的地区。南宋理宗把朱熹的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推崇，追封死后的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亲自为歙县“紫阳书院”题额，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徽州人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
（道光《徽州府志》），清代曹振镛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士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自见者，必推我新安”。故歙县称为“理学之都”。徽州牌坊，是宋明理学的化石，发挥着褒扬功名，旌表节烈、倡导民风的功用，是随着徽州社会封建文化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牌坊是徽州文化的一种象征物，尤其是被称作“东南邹鲁”的徽州礼教文化的物化象征，只有透过一座座牌坊，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徽州人。
一个个久远的故事，在这个秋雨霏霏的晌午，浸过牌坊沉默的青石，竟这般真实地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传统礼教文化和理学思想。牌坊这人造的历史化石，曾是古代社会最高的荣誉象征，但它的象征意义，从它代表的封建标识衰落的那天，其实就已经开始消亡，牌坊在今天徽州后人眼里早已成了一些毫无生命的石头，它的所有道德光环早以被岁月的风尘所遮蔽，道学的行为处世方式早已湮没在古纸堆里了，世孝祠早改卖廉价的旅游纪念品了，不见了历代孝子的牌位，世孝祠壁头嵌着的一方方家规族律，还能维系着家庭血脉里世代相因的尊严吗？守候在这方田园的鲍氏族人早已没有了先人的闯劲和商业天分，就这样与世无争地在棠樾这一亩三分地里，生息繁衍。我不知道今天的鲍氏后人究竟继承多少先祖的忠良孝义，沿袭了多少牌坊传递出的光宗耀祖的思想。也许他们更津津乐道于、沉溺于自己祖先的传奇故事，更希望凭借出卖祖先的荣光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窘境。我想，鲍家祠堂里的忠良孝义男人们也许真的很寂寞？！
三
在棠樾最寂寞的，当然是供在祠堂里刻在牌坊上的节妇烈女。
棠樾历代不仅多忠臣孝子，更多节妇烈女，《民国歙志》记载，明清两代，鲍氏家族，出了贞节烈女59人。男人的忠义多半还有功名利禄来肯定奖赏，女人的节孝牌坊则绝对是血泪史碑了，能承受节孝牌坊表扬的妇女，毫无例外必然是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奉侍公婆、抚养子女，儿子长大后必得功成名就，同时她还必须要熬到年纪一大把，才有资格和可能，由她的孝子和宗亲代她请求立一座牌坊。这是女性为成就男性和家族的光荣，而背负的石碑般的重担，更何况还有多少有着类似命运的女子，甚至连牌坊的边也沾不上，59个贞节烈女不是只有两人获得了贞洁牌坊的旌表吗？
这两座贞洁牌坊都建于清乾隆年间。鲍文渊的续弦、上海嘉定人吴氏22岁远嫁到棠樾，29岁开始守寡，用30多年的守寡生活，先是将丈夫前妻的孩子抚养成人，后又修了鲍家九代的坟茔，竖起了“节劲三冬、一庭冰雪、脉承一线、抚孤守节”的“完美”形象。吴氏的举动感动了官员，于是打破了继妻不准立坊的常规，破例申请为她建造了一座规模相当的牌坊，尽管得此厚爱，但在牌坊额上“节劲三立”的“节”字上，还是留下了伏笔——把节字的草头与下面的“卩”错位雕刻，以示继室与原配在地位上还是不能平等。在吴氏节孝坊落成的九年后，棠樾又新添了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上书的“矢贞全孝”和“立节完孤”，是为了表彰汪氏年二十五开始守节，整整20年，一直到四十五岁去世。看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九年相隔的时间也不算长，榜样就在身边，故事还算鲜活，甚至有可能言传身教，或是暗自较量。也许，寂寞女人的悲哀，也惟有在这块招牌下还能较一较劲了。在清懿堂，一眼可见寝堂龛座上，供奉着的鲍氏女主牌位，将棠樾鲍氏贞节烈女，按世系顺序排列，让后人顶礼膜拜，四时祭祀，奉为楷模。
棠樾所在的歙县现有贞节牌坊41座，其中明代3座，清代38座，占现存牌坊的半数之多。歙县新南街上的“孝贞节烈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型制简陋，用材寒碜，是大清王朝覆灭前唱给徽州妇女的最后一首挽歌。别看它貌不出众，坊额上的文字却惊心动魄，上书：“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一次就集体表彰六万多名节妇烈女，这个庞大的数字里头蕴含着多少辛酸和血泪!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有“徽州府烈妇殉夫”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礼教束缚下的社会心态和民众习俗 ：徽州秀才王玉辉的女儿王三姑娘丧夫之后自裁殉夫，得知女儿殉节，王秀才竟然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他的朋友也都称赞王玉辉“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于是定制了木主摆入祠堂，并在门首建了牌坊。从徽州的文献来看，这个故事绝不是小说家的杜撰。我们翻看徽州的方志、族谱和其他资料，处处可见“婆媳同孀”、“三世苦节”、“未嫁守寡”、“夫亡投井”和“殉夫自缢”等记载，触目皆是。民国《歙县志》中人物志共九卷，烈女传就有四卷，因此 清人赵吉士说：“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走在牌坊成群的棠樾，抚摸着这些古朴沧桑的古迹，心中竟然泛起丝丝凉意，我为历史背后的寂寞阴冷所震撼。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徽州大建旌表女性的牌坊有着深刻的背景，这同样与徽商的发展、兴起以及程朱理学的发源、影响有着渊远流长密不可分的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浮梁茶市久负盛名，浮梁与古徽州的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相邻，浮梁贩茶就曾是徽商的重要出路。更早的史书记载，东晋武陵王司马唏每适宴会，常令娼妓扮作新安人，载歌载舞演唱离别之辞，其声凄婉悲切。当然这一点还不能证明1500多年前的徽州人就已经时常外出经商，但却能大概推算出那时的徽州妇人，已经被标上了悲剧的格调。皖南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田园”的说法，《安徽通志》记载，歙县“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给四方”。地少人多使得徽州人为了觅求生存和发展，只好以贾代耕，那时有俗谚云：“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说的就是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明清之际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据说徽州70％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要离乡从事商贸经营。而一旦外出，从此就萍飘蓬转，要等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新安竹枝词》云：“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正因为“无徽不商”，导致了徽州男儿少小离家，懋迁异乡，历经霜风雪雨，及至暮年返乡，儿孙“反问老翁何处来”，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人生凄凉，也奠定了徽州商人妇的人生悲剧。
在明清的徽州我想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凄凉画面：不谙事的徽州少年，肩上挎着装满炒面的蓝布口袋，告别新婚的妻子，在母亲哽咽的道别声中，一步三回头。抹一把雨水或是泪水，在石板曲径的咚咚声中，义无返顾的奔向祸福难料的商旅，徽州商人就是在被人思念中开始了商旅征程。丈夫这一走也许就是十年八载，而留给妻子的则是承担起全部家务劳作的劳累和连年的寂寞期盼。有一个“记岁珠”的故事：一对徽州夫妇新婚三月，丈夫即外出经商，留守商妇以刺绣为生，每届岁末，便把日积月攒下来的余钱去换回一颗珠子，借此记录丈夫离家的时日。及丈夫还乡时，妇已亡三年余，启视其箧，积珠二十余颗矣。一颗珠子一年泪啊，这里头凝结着多少相思、多少哀怨啊!
“记岁珠”,它记录的何止是岁月的流逝,分明是徽州女人心中浪漫的想象和寂寞的等待啊!
男人们都出门了，地少人多的徽州，依然显得空旷落寞。在徽州这一方萦绕着离别气息的土地上，无限的愁绪和思念，已经积淀、发酵，到今天还弥漫着着让人心酸的滋味。男人们赚了钱建起了深宅大院，修起了美人靠，家中独守的新婚娇妇，孤零零的斜依着“美人靠”在落叶的秋风中，无望地打量围墙外面的世界，排遣心中郁结的烦恼和寂寞，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男人都没有，日子该是怎样的不堪啊？！据说当年徽州商人妇发明了一种“香枣”，就是将两颗枣子剥叠而成，其中撒上茴香粉，再用蜂蜜浸渍。这种香枣是用来寄给丈夫的，意即“早早（枣枣）回乡（茴香）”。但是，除了送香枣之外，她们还有更多的选择吗？
想念是痛苦的，冥冥之中的那种魂牵梦萦是我们今人都可以用心来感受的。稍有才情的女子，将心事付诸词曲，就像徽州女诗人程凤娥在《鹧鸪天.有怀》中写的那样：“一点愁心指上弹，梅花羞带病中看，相怜早被湖山隔，空对孤灯带影残。情没绪，思无端，更深犹自倚朱栏，长空独有天边月，为我勾留伴晓寒。”而不会作诗的女子，面对寂寞庭院，重门深锁，也只有闲倚雕栏，独赏孤月，嫣然顾影自怜。全中国只有徽州，女子才享有专门的祠堂，或许，很多年前也是一个秋雨淅沥的午后，棠樾的女子们，安排好家务后，拿着女红，来到女祠里，一边穿针引线，一边对着天井里滴下的雨珠，相互间倾诉着对远行的亲人的挂念；一边为供奉着的先辈烧香，一边唠叨着女儿的悄悄话。唉，女祠，孤独的岁月里，慰藉着女儿们多少的苦辣酸咸。暮色中走出祠堂，望着大门外雨雾中牌坊黑瞳瞳的高大身影，她们会想些什么呢？
但黑夜每天总会降临，窗迎冷月，灯摇残照，一种孤寂之感也总会油然而生。也许只能像鲍家远嫁龙游的兰姑太一样，靠解“九连环”，聊以消愁破闷，忘却这长夜漫漫，或撒上一地铜钱，一一捡起，再撒开，再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直到东方鱼肚白。就这样，多少的花容月貌在相思中灯枯油竭，多少的良辰美景在等待中晓风残月。凄风夜雨中，一代又一代烈女贞妇青丝变白发，送不走的是点点心愁，等不回的是出外的丈夫。真的很难想象，徽州女人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和寂寞。直至今日，那些散落在徽州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我想起了舒婷的《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四
面对常年奔波在外的丈夫，徽商妇承担的不单单是漫长的想思之苦。节俭、吃苦、敬老、忠贞的徽州女人们早就用瘦弱的双肩担负起了沉重的家庭责任，伺奉长辈，教携幼子，春耕秋贮。很多时候，她们还需要面对没有结果和终点的等待，如果丈夫突然亡故，她们大多不会改嫁，也不会逃脱，而是选择守寡，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清苦和寂寞换回一个贞节的名声，换取一座镂刻精美的牌坊。可纵是牌坊再美，那也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呀！遥隔百年，我们谁又能明了那些牌坊背后妇人们的内心世界。
就这样，逐渐上了年纪的徽商妇人，在深宅大院里，依旧一边侧耳倾听古巷里遥远的足音，无望地等待，一边在程朱理学编织的贞洁网里，苦苦地挣扎。她们没有别的选择，也无法解脱，她们可效法的，能知道的，也只有那些贞节烈女。在徽州，对于再嫁的妇人，人们总是以歧视的眼光相看。她们出嫁时不得走正门，轿子不能靠近宅院，只能“穴墙乞路，跣足蒙头”，无知的儿童对她们鼓掌起哄，甚至于投掷瓦石。在这样的氛围中，于是，当地的“妇女节烈之风尤甚”，竟达到了“相竞以贞，故节烈著闻多于他邑”的疯狂地步。程朱理学用以教化社会的核心理念就是“天理”确立和“人欲”戕灭，在这块程朱阙里的礼教土地，理学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系列为社会所普遍承认和遵守的道德规范，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给女性套上了更为沉重的精神枷锁，促成了妇女的节烈之风。
其实，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贞节女人，历朝历代政府对贞节女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彰。甚至专门成立一些类似于“全节堂”、“保节堂”的机构，大肆提倡贞节，收容安置贞女、节妇。在此基础上，又苦心孤诣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奖励、管理、规范贞节的理论和方法。到了清朝，对贞女的表彰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皇帝亲自从国库拨钱为贞女立牌坊。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法国人龚当信在广州写信给爱提埃纳·苏西埃神父说：“雍正皇帝还制定了另一条法规，要求寡妇们守节及妻子对丈夫忠贞。皇帝说,国泰民安尤其取决于妇女们的忠贞。她们应该恪守妇道，履行她们的义务。一个年轻的妇女失去了丈夫，如果她能守寡，不再嫁人，在她去世前至少守寡二十年；或者一个妇女为了保持贞操，受到逼迫不屈而死，朕令她的家人不管在如何条件下，都要报告地方官。地方官核实事实后，再奏报朕知道，朕将下旨，从皇家财库里提取必需的银两，在她的家乡为她树碑立传。”政府如此倡行贞节，导致贞节妇女数量的激增，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而另外一个意外的后果是因之而来的政府财政的紧张。所以自嘉庆年间开始，有了归并众多贞节妇女于一处，只给银三十两建立总坊的做法，并且很快成为制度，这样，封建政府在减少财政支出的同时，也达到了旌表贞节的目的。歙县新南街上的“孝贞节烈坊”应该就是总坊，过去一个节妇三十两，而今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节妇依然三十两。值得一提的恐怕不是节妇的贬值，而是统治者万般无奈之中嘴角泛起的一丝笑意。
而徽州的男人毕竟不同于女人，常年在外，在想念妻子的同时，也许更担心妻子的背叛，对于妇女贞节一事，有点莫名的恐惧，有些神经质的敏感。道貌岸然却又内心脆弱的徽州商人，怀着心照不暄的目的，开始大肆宣扬变了味的“纲常礼教”，刻意放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观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肆渲染贞女烈妇的故事，并想方设法让恪守妇道、舍己保节的事儿，让你耳濡目染，让你铭刻于心，甚至溶化在你的血液里。于是，女人的贞洁也迅速被异化成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于是“纲常”就显露出血淋淋的吃人本性来。精明而又小心眼儿的徽州商人，就这样利用人性趋名逐利的弱点，把三从四德和对丈夫的愚忠当作封建礼数的楷模，写在史书上、刻在石头上，挂在牌坊上加以标榜，这种阵势对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小脚徽州女人而言，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于是女人们就要承担男人转嫁的荣耀，要不丈夫死掉自己苦撑，倘若熬不得几十年的清苦寂寞，也可以“速成”，办法是自杀殉夫。就这样，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禁锢在一座座石牌坊里了，为一个虚妄的名分，虚守一生，空等一世。在漫长的岁月中，以青春的容颜和无边无际的寂寞孤清，换来的只是这冰冷的石头，然后在千百年岁月中向人们展览，任人们评说，这是时代对她们的残酷，还是她们对爱情的神圣诺言？而那些独守空房的徽州女人，是否考虑过，除却死后牌坊上冰冷的荣光，这一生的温暖和幸福，到底向谁讨得？而那些四海奔波的徽州男人，是否曾为牌坊上的女人流过热泪？或许只有女人用清苦和血泪换来的贞洁，才能给他一些体面、一些荣耀，甚至一丝欣慰，一点安全感。
并不是我刻意讽刺攻击徽州商人，徽州的贞洁烈女数的增长绝对与明中叶徽商势力的崛起以及清乾嘉时代徽商的鼎盛息息相关。资料表明，从唐代到明清时代，歙县的烈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到清代，烈女数竟是明代的四倍之多，而在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在歙县，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谚：“嫁到檀模、檀樾，饿死也情愿。”檀模、檀越也就是唐模和棠樾，这两处都是明清时代商贾辈出的村落，是清代众多盐商巨擘的桑梓所在，但更是徽州贞洁烈女的集聚地。随着两淮盐业的如日中天，徽州盐商一方面在扬州一带提倡风雅，文酒聚会，纷纷“以儒饰贾”，用儒家伦理给自己贴金；另一方面，则在老家徽州，殚精竭虑，要将桑梓乡土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把徽商妇的贞节，有意无意之间当成了男人博取名声的筹码。
而那些在外的难耐寂寞的大丈夫们，尽可以花街柳巷风花雪月了，至于家小的忠贞不二那是大可不必操心的。棠樾七座牌坊以“忠”字为中心，女人对丈夫要忠要“从一而终”，改嫁或是另有新欢那便是耻辱！但是，男人呢？他们不需要对女人忠诚。可以讨一房、二房、三房，甚至更多房，只要有足够的银两，讨的越多越是荣光。稍有不顺心，一封休书了事儿。娘家人也只觉得女儿做了丢人的事儿，女人本人呢更觉得是愧见父母。许多的刚强烈女，更是一根绳头付余生，香魂一缕抱屈散。依然矗立着的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傲岸而坚强。坚强里，我隐约听到徽州商妇凄厉的泣音。
凄风苦雨，百年寂寞。不辨真假的棠樾民谣唱道：“棠樾牌坊群，纹头脊，冲天柱，每一方石头都令人思量，每一方石头都让你难忘，一座牌坊一个善良的故事，一座牌坊一篇千古绝唱！”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回望秋雨中的棠樾牌坊，傲然屹立于旷野，咄咄逼人的气势中分明透着几许冷寂，秋雨在它们身上留下的一道道黑色的雨痕，看起来就象陈旧的血迹。无论是忠良孝义的男人还是贞烈节孝的女人注定是孤寂忧伤的，回头眺望高大的牌坊，我似乎嗅到空气中依然飘动着一股久远的压抑，它来自苍凉的历史长河，它沉积得如此之深，但愿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河将其彻底荡涤干净。
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水滴在我的脸上、手上，凉丝丝、冷嗖嗖的，我沿着光洁的石板路踏上归途，已近正午，我独自领略雨中棠樾的风光神韵：它宛如一幅留着徽商身影的陈年老照片，仿佛一帧充满徽州风情凝重时而浑厚的油画。那些石头的牌坊仿佛漠然于周围的变化，沧海桑田都消解于这牧歌般的秋野景色之中。
“留得枯荷听雨声”这是古人的意境，棠樾村头的一方荷田，一池的枯荷正零零落落地展示着最后的灿烂。雨敲打着片片枯干的荷叶，细密的雨丝飘落在残荷上，仿佛给荷带去了一缕湿漉漉的忧伤。感受着生命的凋零与落败，一种哀婉、凄然、失落、惆怅的情感漫上心头。荷塘内，雨声依旧，依旧是那么动人，那么美妙……聆听着雨打残荷的旋律，我的心，收获了一片沉淀苍凉和感伤后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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