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富人不买账，穷人不领情” ——从交易费用看“贫富混居”的尴尬 华说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往往“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人生而平等。”这样的话，对一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人们而言，无疑“很傻很天真”。在坚硬的现实中，“人生而不平等”是绝对的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一个人从小到大，家庭、体质、容颜、智商、教育、身份、地位、工作、能力、际遇……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种种不平等便如影随形而且将相伴一生。不知道未来的美丽新世界究竟如何，但就当下以及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对于这广泛而又普遍的不平等，人们在感叹“时也，命也”之余，大抵也只能接受和直面。因为这就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真实世界，无从逃避。
也因为如此，生活在这社会上的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常常被各种各样的标准，划分在不同的人群中，并且被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是以金钱的多寡作为依据，划分出不同的阶层。钱多者，称之为“富人”，钱少的呢，则是“穷人”。自然，这只是最粗疏的区分。在“富人”和或者“穷人”中，还可以各自更为精细地划分出不同层次的人群。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富人和穷人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富人钱多。”但其实，两者的差别远非这么简单和肤浅。有时，其间的分别，竟然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不同星球上的生物。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古之明训。“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是古之名言。征之于历史与现实，的确也是如此：在社会交往上，“富人”大抵有富人的圈子，而“穷人”则有穷人的世界。这一切，没有人策划实施，也没有人指挥命令，然而就这样发生于我们的四周。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一现象的形成？一个当下正议论纷纭的活生生的事例，则为这一问题的审视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事件的主角是西部重镇兰州。为了“遏止城市低收入群体边缘化，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兰州市这些年积极推进施行“贫富混居”工程。所谓“贫富混居”，是指在商住小区内“配建”与商住楼外观造型、色泽都一样的廉租房和经适房，推进保障房建设。其目的，是“不让保障性住房边缘化，利于形成拉、帮、带氛围，让贫困户在邻居的积极影响、帮助下，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同时，“不让某一层次的人全部集聚在一起，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尴尬的是，这一番政府的“良苦用心”，非但没有引来一片喝彩声，反而在双方当事者那里落得个两面不讨好：“富人不买账，穷人不领情”。“富人”的反对自不必说，所谓“百万买宅，千万买邻”，花大价钱买商品房图的就是环境、服务、品质。对他们而言，这是身份的象征。“贫富混居”显然让这一切打了折扣。不过，“穷人”对此也不以为然：“这儿极高的物业费我负担不起。更何况看到人家豪车豪房，吃穿都是最好的，对我们和孩子也是一种刺激，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这样的结果，的确有些出人意料，但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从经济学的眼光看，这里牵涉到一个有关“交易费用”的重要话题。
众所周知，人是群居的动物。从人类的成长进程来说，人类选择这一生活方式，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然。无论是在远古的丛林中，还是在世界一体化的当代社会，都是如此。群居生活，自然不同于“鲁滨逊”的一人世界。其间最核心的分别，是群居中的每一个人，行为必须受到制约，不能为所欲为，一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运转而人类也早就灭亡。这些制约人们行为的规定，或明或暗，或者强制或者自愿，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规范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行为，推动着人类社会前行。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制度安排的出现，是为了减少社会运转的交易费用。自然，约束同一种人类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制度安排选择。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必然对应着不同的减少交易费用的效果和程度。譬如说，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物品是不足够的，也就是“稀缺的”。因为“稀缺”，人与人之间无时无地不存在着竞争。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作为普遍存在的一种人类行为，竞争这种行为必须受到制约，否则整个社会就会一片混乱寸步难行。但是约束竞争的制度安排，往往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选择，而常常是多种同时并存的。以约束竞争行为为例，法律法规的管制是一种制度安排；市场的选择是一种制度安排；建立等级制度是一种制度安排；而风俗习惯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在一个社会中，这些制度安排大抵同时存在，相互竞争而又相辅相成。
这里的关键，按照经济学对人的定义——经济人的假设，一种制度安排被选择，是因为它能够减少交易费用，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而大大增加。当然，制度安排本身并不是“免费午餐”，它是有费用的，而且非常庞大。譬如说，法律法规，其解释与执行的费用不菲；市场的运行，个人财产权利的清楚界定和保障是前提，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花费巨大。等级制度和风俗习惯的维护，同样代价高昂。许多我们看似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之所以一直驱之不去，就是因为要改变这种制度安排，或者引进新的制度安排是需要庞大的费用。权衡之下，倘若主事者感觉所得小于所费，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任其维持原状了。
但不管怎样，大体而言，人类社会对制度安排的选择，大抵倾向于向着减低社会交易费用的方向走——虽然因为种种局限，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当然，这种选择最终大抵“后果很严重”。这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这是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无形的力量，自发地推动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在局限条件下尽可能地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前行。而其浮现于现实生活中的表象，就是社会上各种此起彼伏光怪陆离的“人间世象”。
以这样的一种视角，回头再看发生于兰州的“贫富混居”事件，则可以清楚地呈现出其内在的症结：通过在商品房里安插廉租房，从而让所谓的富人和穷人住在一起，是在人为地增加社会的交易费用！逆势而为，其引发的“富人不买账，穷人不领情”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局面，其实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
住宅市场上出现“富人区”和“穷人区”，不是偶然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引导下的结果。其目的，正是为了减少社会的交易费用。富人与穷人的分歧，不是钱多钱少那样简单，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差别，是体现在不同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价值观、信仰取向等等。虽然从个体而言，上述的分别不一定那样的绝对。但在整体上说，同一阶层的人们在生活方式、品味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价值判断等诸多方面远为相近，是毋庸争议的事实。而生活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人们，必然涉及到众多公共领域的诸如事项需要讨论、谈判、协商和决策。这样，“富人区”也罢，“穷人区”也罢，因为是属于同一阶层的人们，理念相近，沟通和协调容易达成一致，交易费用就低；而“贫富混居”，则意味不同阶层的人们聚在一起，因为理念的不同，则往往会带来大量的争吵和纠纷，交易费用必然随之大幅增加。
其实，这种因为阶层差别产生的纠纷，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我们时常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在某某居民小区里，有人拔去了小区的绿化地带的花木，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引起了其他业主的不满；又比如因为城镇化而成为了市民的当地村民，一时难以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红白事不去酒店，而在居民小区露天搭个棚子，请全村人吃席。让另一部分来自城市的业主感到愤怒，以拒缴物业费抗议，甚至当场拨打110。更为夸张的是，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说在一个小区的同一栋楼中，物业公司为居住在楼中的业主开了“两个门”，正常缴费的走一个门，交不起费的走另一个门。内中的滋味，外人无从感知。但推己及人，难以想象这样的居民楼中还会有所谓的“和谐”关系。
这只是“贫富混居”带来的交易费用上升的一部分。对于为小区配套的商业设施来说，“贫富混居”同样带来了困惑。比如说罢，一个人要在小区边上开一个餐厅，目标客户自然是小区里的居民。倘若开在“富人区”，自然定位于高档餐厅。开在“穷人区”呢，当然要高举 “家常菜”的旗帜，价格便宜，设施、装饰都要简单一些。而如果“贫富混居”，两类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相去甚远的人们集聚在一起，会让投资者左右为难，因为两者很难兼顾。如果只为一类人服务，则意味着投资成本的高企。其结果，就是放弃投资，而小区商铺出现空置。这种资源的闲置，也是“贫富混居”带来的交易费用上升的表现形式。
不难理解政府部门推进“贫富混居”的一片苦心。但以愚观之，倘若不顾现实，不依事物发展的规律，则纵有“一片丹心在玉壶”，也无济于事，有时反而适得其反。“贫富混居” 引发的“富人不买账，穷人不领情”便是一个例证。“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出现，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指望“贫富混居”来实现“让贫困户在邻居的积极影响、帮助下，走上发家致富之路。”更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行文至此，忽然有些“感慨系之”。在中国，贫富话题一向极易拨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在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热点的当下，尤其如此。从当下有关贫富收入的社会讨论来看，其间夹杂着太多情绪的宣泄，道德的批判以及对立场的诘问。但越是这样，离问题的答案越远。窃以为，其实把贫富作为一个“技术性问题”来平心静气地探讨，更容易接近事实的真相。毕竟，问题的澄明与解决，不在于爱憎的分明，而必须根植于理性的清明。 2010-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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