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真言

医患之间

“病患真言”: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曾益新院士真诚推荐

发表者：陈小兵 1907人已读

写给医务工作者

各位同仁，

　　给大家推荐一本小册子，是在我院就诊过的一位患者写的。他从2007年诊断到现在，一直在与有“癌中之王”之称的胰腺癌做抗争。他到过包括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在内的各大医院就诊，从最初被无情地宣布只有数月生命，到如今生命延续，且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可谓奇迹。我院也曾经组织过会诊，看是否是属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但大家还是确认是典型的胰腺腺癌。他的成功当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首先在于他正确的心态和他的单位及家人和朋友的关怀；其次，他所选择的独特的治疗方式的也许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并不是觉得他的所有认识和观点都正确，但作者在本书中坦诚地讲述了自己治病就医的过程，从一个患者的角度与我们分享了如何认识肿瘤，如何与肿瘤长期共存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对医患角色和医患沟通的思考。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思考对于我们建立换位思考，在行医过程中充分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在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更多地针对“人”而不是“病”，应当会大有裨益。

　　医学绝不仅是一门技术，重要的是人文精神和人际沟通的艺术(包括医患、医医、医护沟通)。真诚地希望大家能从这本小册子中得到一些启示，充分感受到作为一位医务人员肩上的巨大责任，向老一辈医学名家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更好地造福广大肿瘤患者。

　　曾益新  

　　2011-10-28

　　

　　病患真言

　　前言

　　作为一个病人，适应这个角色还真需要一个过程。记得那是2003年的春天，在公司医务室医生的多次催促下，我第一次去参加例行的年度体检(平生第一次，此前我连医院都少去)，在北京友谊医院的走廊里等候排队的时候，一个医务人员指着我问：“那位患者，你叫什么名字？”我当时非常反感，立刻说：“请你说话注意点，我不是患者，我是来体检身体的。”在我看来，患者是病人，我没病，是个健康的人，不能接受“患者”的称呼，似乎这有点被侮辱和被蔑视了。可是，就是在这次体检中发现我的血糖极高(空腹20多了)，从此戴上了糖尿病的帽子。事后我还与许多同事当笑谈讲过这个故事，并且半开玩笑的说：我终于荣幸的获得了“患者”的称号。其实，那时我还仍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名患者对待。人都得过病，但一般的病很快就过去了，人们往往不会认为自己是个病人。但是当得上一种慢性病尤其是得上一种不治之症以后，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我是一个病人”。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个角色的转换，随之而来的是在这样的现实之下的观念转变和应对措施(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承认现实是一个基本前提，只有坦然地承认这个现实之后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但是承认现实和理性应对还不是一回事，只有理性应对才能摸索规律，找到规律才能措施得当，措施得当才能病情好转，病情好转才能建立信心，建立信心才能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才能延续生命。

　　算起来，从确诊患上胰腺癌到现在，已经三年半时间了。2004年5月我第一次赴新疆参与一项工作；三年以后的5月我在新疆发病，入院后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至今又过去三年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问到我同样一个问题：“你是如何治疗癌症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这样的说法：“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或者“你是如何战胜癌症的？”每次回答这个问题，都使我回想一遍这三年多的经历，回味一遍求医用药的过程，回顾一遍那些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个经历本来就应该有个记录，这些体会本来就应该有个总结，这些回答本来就应该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于是我开始着手写这篇文章，取名就叫《病患真言》吧。

　　我相信，我的这些真实的经历和真诚的表述，一定会对许许多多患有这样或那样癌症的病人(或者患有疾病的人)，在与疾病抗争中有所帮助。哪怕是一点启示，也算我没白得这个病，没白经历一回，大家也没白关心我一回。

　　记录特殊的经历，回答大家的问题，总结治疗的经验，述说自己的体会。这就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或目的。

　　PART1

　　三年多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癌症患者看来是挺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在胰腺癌患者中算是很长时间了。甚至一些早期知道我得病的医生和不经常联系的朋友，后来听别人谈到我时竟惊讶的问道：他还活着?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虽然不那么讲究，但它那真实的惊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癌症而且是胰腺癌呀!

　　自从我得病以来，因为病的原因，我认识了不少癌症患者，其中不乏胰腺癌患者。但不幸的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匆匆离去了。有的发现仅仅三四个月，有的于术后仅仅两一个月，既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有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还有的年仅三十几岁的青年人。这不仅使我想起在我发病初期，刚刚确诊之后，在探讨手术治疗方案的效果时，几个医院的权威医生都说过的对我生命的预测：“还有三到六个月!”虽然我的生命大大超过了这个期限.但是许许多多实例告诉人们：“三到六个月”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依据的信口随言。否则胰腺癌也不会获得“癌中之王”的称号。

　　三年多的时间，并不平静。发病之初，几度转院，从是否手术到是否化疗，再到如何放疗，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时间；在最后决定选择中医治疗为主之后，病情刚刚稳定下来不久，经过PFT-CT检查，发现癌症已经转移了。并且转移到两个地方：左侧肾孟水平位置淋巴和左侧锁骨下淋巴。根据发展状况在综合各种意见之后我果断决定：先用伽马刀治疗左侧肾盂水平位置淋巴的转移灶，当时已经是6×4cm大小，并且伴有疼痛影响睡眠。幸运的是并不是对人人都有效的伽马刀治疗在我身上效果还不错，转移灶肿瘤迅速缩小，疼痛也消失了。伽马刀治疗效果刚刚显示出来、人的状况刚有好转，突然发现冠心病，并且很急很重，立即入院手术放置了支架。稳定之后没有多久，左侧锁骨下淋巴的转移灶上又发展起来了，大小约5×5cm，已经挤压锁骨产生疼痛并影响工作和休息了。于是又采取了伽马刀治疗。尚未见效之时，已有半年之久的左侧腹部疼痛逐渐加重，严重时已经影响正常起居睡眠。而且胰腺癌的重要血液指标CA199持缓升高，最高已经达到3万多了(正常人是37以下)。经过各种检查，至今仍难确诊，现正在治疗中。三年多的时间就是这样过来的。看来并非大病已好，万事大吉；也非奇迹发生，一劳永逸；更非误诊而已，小病一桩。

　　三年多过去了，我是幸运的。可能除了幸运之外还有一点必然，那就是比较正确的对待了这个病(包括态度的正确，方法的正确，药物的正确等等)。正确对待疾病的结果是生命的延续，所以，这些正确的东西一定要保持住。虽然三年半了，可我又是不满足的。(几乎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生命期限没有满足的时候，百岁老人还想再活，这应该不算什么毛病)。而要想延长生命就必须继续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对待疾病。因此，总结和研究如何对待癌症，就成为我的一项重要任务。

　　得病以来，我先后就诊过很多医院。先后接触的医学专家包括：中西医癌症专家，内外科胰腺疾病专家，糖尿病专家，冠心病专家，免疫学专家，麻醉学专家，微创治疗专家等。为了治好我的病，有的专家耐心听取病情介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有的专家曾经提出过很好的建议；有的专家针对病情，认真研究，专心治疗；更有几名中西医专家多年跟踪，反复研讨，一直负责至今；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积极成效。可以说，没有这些很好的医院和这些优秀的医生，我就不会有今天。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一场大病有所好转之后，人们往往归功于医生或药物。其实除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归功于两个方面：一是外界精神鼓励；二是自我正确对待。就我而言，第一方面主要是：公司的核心团队对我的关怀帮助和集团员工、亲朋好友对我的关心支持；这些并不是停留在以前经常看到的，由工会代表拎着几斤水果点心或拿着几束鲜花到病房里慰问一下。而是从发病开始到现在，时刻关注着病情的进展(每当我的病情有所好转时就由衷的高兴，每当我的病情出现反复的时候就担心和挂念)，反复研究治疗方案(从是否手术到如何放化疗再到中医治疗等等)，积极推荐名医名药(只要了解到与胰腺癌有关的信息马上转告，连他们的许多的亲朋好友都参与进来)，全面参与医患对话(沟通医患信息，了解各种病例，推荐优秀医生等)，具体决定如何治疗(现在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成为胰腺癌专家了)，他们带领大家为我加油(三年多来从未间断的得到集团许多同事的关心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并不熟悉的同事，使我非常感动)。这一切最后都转化为力量，时刻鼓舞着我与病魔顽强斗争，直到胜利。

　　第二方面主要是自己调整心态，保持冷静客观。坚持积极乐观对待疾病，坚决选择科学治疗方法和坚定不移加强身体锻炼，是我自己总结的战胜疾病最有效的方法。正如对待其他事物一样，对待疾病也不例外，所有的外因都要转化为内因才能起作用。对待疾病最重要的是病人本人的心态。它包括对待疾病的态度，对待治疗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态度；以及信心，耐力，勇敢，坚强，乐观，积极等精神状态。心态源于认识，认识源于客观；只有客观的认识疾病及其治疗方法才能对它有个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采取正确的措施病情才能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个逻辑不难理解也非常重要。

　　这个逻辑的第一步就是客观性，如果开头错了，后边就不可能正确。但是人往往在别人得病时容易对病情客观看待，而在自己得病时就不那么容易客观的看待了。而掺杂着主观因素去看待疾病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认识，基于错误的认识就很容易采取错误的办法，结果悔之莫及。人的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不可重复性。因此，给人治病是个不许犯错的事情。所以首先必须要客观。我的经验是：要做到客观，有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你就假定这个病是别人得的，就假定是在讨论别人的病情。客观性不仅仅表现在得病之初对待疾病的态度上，而且贯穿治病的整个过程之中。随着病情的发展，每一步的治疗方案都需要客观公正地看待过去的治疗结果或在别人身上的治疗结果，客观求实的总结自己的体验，然后确定下一步应该如何正确的把握治疗。切记，前一步的成功不代表后边一定成功，在别人身上的成功不代表在我身上也会成功。必须全面考虑和认真对待每一步的治疗。任何一步的错误(或者失败)都可以断送生命。但必须把握住一条：在别人身上不成功的，就不要在我身上再试了。

　　心态，说到底就是对待疾病，对待生命的态，度。乐观也好，信心也好，勇敢也好等等其实都源于对生命的态度。生命与生命有很多差别，人们往往追求的是生命长短的差别，其实更为重要的是生命质量的差别。生命质量包括很多方面，例如生命的意义，价值；对其他生命的影响力；生活质量等等。重视生命质量，忽略生命长短，就容易摆平心态。对待生命的心态摆正了，对待疾病的心态就很容易摆正。时至今日，人们还无法预先知道自己会得什么疾病，也无法阻止自己不得什么疾病。医学不能解释的东西还很多。尤其是对于集精神和肉体为一体的活生生的人来说，精神对肉体到底能起多少作用，无人能予回答。但是已有无数事例证明：由于精神因素(包括心态)的作用，人是可以与任何疾病抗争并取得胜利的。因此，人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疾病的发展状况，进而决定着生活质量，生命质量。

　　PART2

　　疾病总是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如今，相当多的人都有亲朋好友患上癌症。癌症已经成为并不那么可怕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同时这种常见病也并不都是那么快的就夺去人的生命，常常表现为一种慢性病。但是人类战胜癌症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有国外权威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在尼克松总统带动下，筹集大量资金，建立抗癌基金，大举向癌症宣战。当年的许多癌症患者或家属热泪盈眶，举着蜡烛虔诚祷告，人类终于可以战胜癌症了!从那时到现在，40年时间过去了。总结人类抗癌的成果，人们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在向癌症宣战之后，按照逻辑人们首先想到：要想战胜癌症必须要早期发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有可能治愈；而早期发现就要大力研发各种检查手段和设备。于是，利用抗癌基金和人类的共识，几十年来人类在癌症早期发现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CT，核磁，PET／CT，血液检验等等先进手段，几乎在肿瘤刚刚形成时就可以发现。但是早期发现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30%左右的人被癌症给“吓死了”；40%左右的人被过度治疗给“治死了”；而真正死于癌症疾病本身的不足20%!表面看来，都是早期发现惹的祸。其实，并不尽然。早期发现本身并不是坏事，从医学上说，早期发现便于早期治疗，有利于把癌症消灭在萌芽状态，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早期发现的结果事与愿违，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虽然带有讽刺意味，但它以事实说明，战胜癌症并不是一个纯粹医学的问题。因为病人是受思想支配的，医生是受观念指挥的。这些思想观念上的认识问题，既是医学问题，也是哲学(心理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所谓“吓死了”，就是病人没能承受“绝症”带来的压力(包括社会认同和传递的压力)，思想负担过重，郁郁而终。所谓“治死了”，就是在一种错误的治疗理念指导下，大范围切除，大剂量放化疗， (得了“绝症”了还不往死了治!)不顾患者身体承受能力(或者过高估计患者的身体承受能力)过度治疗的结果。这些表现在医院里的社会现象，至今还普遍存在于癌症治疗的过程中。

　　关于“吓死了”的问题，可从医患两方面去分析。作为患者被癌症吓死，无非是恐惧和心理负担过重导致疾病加重，不治而亡。而恐惧和心理负担往往来自认识的偏差，即对癌症的认识不科学，不正确。比如，认为癌症就是不治之症，得了癌症很快就要死了(其实已经有无数事实证明，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不一定非要追求完全治愈，与癌共存，长期和平共处也许是一种更现实的追求。只要治疗得当，大多数的癌症病人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得了癌症就要承受大量治疗(其实有些癌症患者刚发现时体征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是大量治疗之后人变得越来越瘦弱了，最后不行了却归罪于癌症。还有一些发现较晚的，癌症已经使病人消耗了许多，再接受大量的治疗，势必造成病人体力不支。迅速消瘦，每况日下，非常吓人，心理负担只能越来越重)；以及得了癌症就要听医生的(其实医生是分科的，常常是外科的主张手术，放射科的主张放疗，化疗科的主张化疗，而且还互相指责对方的方法不适用；完全听医生的你会不知所措)等等。如果能够使癌症患者首先做到科学和正确的认识癌症，消除恐惧，尽量减轻心理负担，“吓死了”的比例会大大降低。

　　从医院和医生角度去分析，“吓死了”的现象必须要引起充分重视。很多医生一种常见的习惯做法就是：只要面对病人，就尽量把病情往重了说；或者把病的最坏的可能重点强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我一直搞不清楚，我猜想或许是为了减少责任?因为说重点一旦治不好自己责任会小点。或许是为了引起病人对医生的重视?因为病已经很重了，赶紧找医生吧。当然也许就是为了让病人对病本身引起重视。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必要夸大其词。有多少医生想到在叙述病情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减少病人及其家属的心理负担呢?是谁“吓死了”那么多病人呢?是疾病，还是医生?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总之，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和避免对癌症的错误认识也是医务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明的医生往往是解决患者心理负担能力最强的人。

　　为了病人不被癌症吓死，人们常常采取隐瞒病情，说假话，做假病历等方法。相当多的医生津津乐道的是：某某病人得了癌症，我做的手术，打开一看根本不能治了，于是原封不动的缝上之后告诉患者：回去吧，你什么病也没有。结果这个病人居然活了很长时间，超出预想。相当多的医生喜欢病人没有任何文化，不提任何问题。并且宣传说：啥也不懂，啥也不知的患者的病最好治，病也好的最快。其实并非如此。由于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思想不通，人一定是不痛快的，没病都会憋出病来，有了病更加难治。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不知不懂，任其治疗”是一种病人；“了解病情，配合治疗”又是一种病人； “不解病情，抗拒治疗”也是一种病人。在这三种病人中，只有“了解病情，配合治疗”的人，病才好的最快。一般来说，抗拒治疗的病人大多是由不知不懂者转化而来的。大凡不知不懂者，都是想知想懂的，可人家不告诉，郁闷加猜疑转化为抗拒；或者不知不懂者因愚笨而钻牛角尖，转而抗拒治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抗拒治疗的人，其治疗效果一定是最差的，这也是规律。

　　人作为一种集精神与肉体于一身的生命，其精神不但可以导致许许多多的肉体疾病，甚至可以消灭肉体(因想不通而自杀)。相反，精神的力量也可以帮助治疗许许多多的疾病，使人尽快的康复。那种不考虑人的精神(思想)作用的治疗不是最好的治疗；那种不研究精神(思想)作用的医学还不是科学；那些不考虑患者思想观念的医生不是好医生。我希望，不管是从科学还是从人道的角度，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都应该追求最好的医疗效果。恕我直言，那些希望患者啥也不懂，啥也不知的医生，其实是把病人当作纯粹的动物看待的。这既不尊重人，也不符合科学；那些不愿意回答和解释患者问题的医生，不是嫌麻烦，缺乏耐心和医德，就是自己也没有搞明白，不学无术，无法回答。总之，这些既不科学也不人道的做法，无论是什么样的权威所为，都不足为道。

　　关于“治死了”的问题，也可以从医患两个方面去说明。在患者方面，由于得了癌症，不管是本人还是家属，往往都心急如焚，想方设法进行治疗。饥不择食和轻信医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到处求医问药，难免治疗(用药)过度。患病之后，别人劝其坚强，自己忍耐坚持。癌症的痛苦和治疗的痛苦常常混杂在一起，患者只能硬挺，期待奇迹出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度治疗被掩盖了。结果常常因过度治疗而大伤元气，无法恢复，匆匆而终。

　　在医院(医生)方面，不知自何时起，在癌症治疗中普遍存在着过度治疗的习惯。从手术到放化疗，都有着尽量加量的情况。人们愿意接受的逻辑是：因为癌症是绝症，所以得了癌症一定要抓紧治疗，尽量治疗，宁可过之而不能不及。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 “都得了癌症了还不往死了治呀!”以为把癌都治死了，人就活了。而有研究成果证明，癌细胞在受到刺激伤害(包括手术类机械刺激和放疗化疗类物理化学刺激)之后，会以原来生长速度的400倍，迅速成长(或者叫报复性生长)。实践证明，企图把癌细胞斩尽杀绝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医学研究早已证明，正常人的血液里也有癌细胞存在，只是环境限制了它的发展，没有形成危害人体健康的肿瘤。可能正是那种“一定要把癌细胞斩尽杀绝”的指导思想，导致了大量的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进而出现了大量事与愿违的“治死了”的现象。

　　但是社会现实是：得了癌症不治或限制性的治疗，往往不被人们接受。过度治疗甚至治死了，人们反而能够接受。这也助长了过度治疗的泛滥。由此可见，统计结果中，治死的比例大大高于病死的比例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以我自己治疗癌症的例子，就可以很好的证明过度治疗的普遍存在和害人之深。2007年5月底发病并确诊之后，我本来是要手术的。因为没得过癌症，没有经验，只好听医生的。几乎所有医院的医生对于癌症都是首先考虑手术，如果由于条件限制不能手术，那就是放疗或化疗。就这三板斧，找谁都这么说。由于我的肿瘤生长的部位不利于手术，加之据我了解，胰腺癌手术成功的比例很低，所以我决定放弃手术。放弃手术不能放弃治疗，那就只好去放化疗喽。于是我从综合医院转院到肿瘤专科医院，专门进行放化疗治疗。经过研究，制定了以放疗为主兼口服化疗药物配合的方案。在开始治疗之前的准备期间，医生告知要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以备消耗。到开始治疗的前一天，我的体质锻炼到了可以步行打18个洞高尔夫球(即连续步行10公里左右)的程度。但是治疗开始后第五天，我在病房里去洗手间要扶着墙走。于是我问医生，这治疗对我身体的打击看得见摸得着，效果显著。它对肿瘤的打击是如何呢?医生回答说：现在只做了五次，总共20余次，全部做完之后，肿瘤不会长大。我听了之后非常失望，情急之中说了句玩笑话：“如果这样消灭肿瘤的话，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我杀了，它(肿瘤)一定也死了，因为它长在我身上。”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这种治疗思路就是把患者设想为像美国拳击运动员泰森一样强壮，大剂量的放化疗，结果肿瘤死了，人抗住了(据说泰森也扛不住射线)。我不是泰森，肯定是扛不住的。与肿瘤同归于尽我不认可，看来我得另想办法了。于是我又坚持了两次，总共做了七次放疗就坚决出院了。记得当时我的家属去办理出院手续时，医院方面坚决不同意出院，一再要求我本人去签字才行。他们无沦如何也不理解，一个患了晚期胰腺癌的人竟然不治就出院了。但是戏剧性的是，三年以后，我因腹部疼痛住到另一家著名医院后，在许多癌症专家会诊我的病情时，一方面对我能活过三年表示惊讶；另一方面他们在总结我成功的经验时，竟然认为，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做完全部的放疗。而已做的七次可能恰到好处，所以我三年以来平安无事!这有多么巧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是最幸运的人了。

　　三年后的今天，癌症专家里有这么多人认为，减量如此之多居然是恰到好处的(按当时设计的总量，我只做了三分之一，减去了三分之二)，说明医学界本身也对过度治疗进行深刻的反思。至少他们承认过度治疗的存在，并对它的危害有所认识了。当然，和其他所有事情样，把握治疗癌症的“度”是很难的。不治肯定不对的(我当时从肿瘤医院出院也不是不治了，是换了一种思维，换了一种方法去治疗。详情后述)，过度治疗也是错误的；而且人的个体差异决定着对每个人治疗的度义是不同的。

　　实在是难为医生们了!但是，医学本来就应是一种个性化的科学。

　　PART3

　　和所有的癌症患者一样，刚刚发现患上癌症之时，首先是觉得自己太倒霉了。郁闷委屈过后，总要面对现实，既然已经得了那就只好应对。至于如何应对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开始只好听医生的，但是听的多了，发现医生们说的并不一样(中医和西医也不一样；西医各个学科之间也不一样；中医和中医又不一样)；到底听谁的呢?必须要自己进行、判断、选择和决策。所以，治病其实还得“以我为主”，必须自己有主见。因为病是长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才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同时疾病对于患者来说是感觉和体验，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对于别人来说只是观察和研究，充其量是工作的一部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三年的实践告诉我，治病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选择的过程。选择医生，选择医院，选择医疗理念，选择治疗方案。治病不停，选择不止。

　　在肿瘤医院住院期间，我开始逐渐了解和认识西医对于癌症的“三板斧” (即手术，放疗，化疗)和“一绝招” (斩尽杀绝)。对我而言，手术不适宜，放弃了；放化疗反应太大，效果不好；而对癌症“斩尽杀绝”的话，我自己首先会受不了，可能肿瘤还没怎么样我先不行了。由此，我开始想到能否“与癌共存”?按照辩证法的理论，矛盾存在的主要的和大量的方式并不是“一方战胜一方”，而是在一个合适的统一体内继续矛盾着。非要“一方战胜一方”，那只会激化矛盾，两败俱伤。我认为，对于癌症的“斩尽杀绝”理念就是类似于激化矛盾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我宁可追求“与癌共存”。当时我的说法是：“只要肿瘤不要我的命，那我也可以不要它的命，和平共处，与癌其存”(事后得知，医学界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取名叫“带瘤生存”)。

　　在我看来，两医的“三板斧”和“一绝招”是相辅相成的，“三扳斧”是为了“斩尽杀绝”而采取的措施，因为要“斩尽杀绝”，所以宁可过之而不能不及，“三板斧”无所不用其极，(手术尽量多割一点，放化疗尽量量大一点)。过度治疗似乎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而除了“三板斧”外，西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西医如此，那中医如何呢。在选择中医的过程中，许多同事和朋友为我提共了帮助，在这里一并表示真心感谢!在北京、东北、上海和香港等地，我先后拜访了十数位中医大夫。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还有比较年轻的优秀分子。他们大都是人们口碑相传的名医。经过分析对比，使我对中医形成了一个大致的分类：一类是“祖传式坐堂大夫”；其特点是有秘方，下猛药，排斥其它医生(包括西医和其它中医)。治好了说不清怎么好的，治死了不负责任。或许有一两例治好的同类病例，大肆宣扬；但可能有更多的治死的病例，只字不提。这种类型不靠谱，我不敢用。第二类是“官办中医”；其特点是作为西医的附属，根据西医治疗癌症的情况辅助做些事情。一般是上来先问你，手术没有?手术了我给你开副药扶扶正；或者问：放化疗没有?放化疗了我给你开副药扶扶正。你要是问他：中医能不能独立治疗癌症，他毫不犹豫的回答：不能!这种类型因为人家明确讲不能独立治病，我也就不能用了。第三类我取名叫“科学中医”；其特点是不排斥西医(当然也不排斥其它中医)，又不依附于西医，在熟悉西医的基础上，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最好这类中医中有治疗胰腺癌经验的，就完全符合我的要求了。

　　按照这个标准，我的一位同事在网上查到并推荐的一位上海的教授。我与这位教授第一次见面，谈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看待癌症，如何治疗癌症，尤其是对当前治疗癌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何教授对医学哲学很有研究，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很有哲理，也很深刻。比如，他认为，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治疗癌症必须要有患者的理解和配合；中医完全可以治疗癌症而且有很多效果很好的例证；西医的“过度治疗”和中医的“以毒攻毒”的确是当前治疗中存在的问题；现状和事实是胰腺癌的手术和放化疗效果都不尽理想；以及“带瘤生存”的理念等等。谈话结束后，我决定就按这位大夫的办法试试。从2007年7月份开始直到现在，我的病主要的就是按照上海教授的药方治疗。除了胰腺癌以外，糖尿病，皮肤病，便秘等病症也请他帮助治疗过。除了治病以外，我与该教授还聊过许多关于医学、医患关系、病理以及哲学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通过与上海教授的接触，结合自己治疗癌症的过程，使我对癌症的认识更加清楚了。首先，患有癌症疾病，除了遗传的因素以外，生活规律，饮食习惯，体育锻炼，思想观念以及性格特点等等都是需要注意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得病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人们往往是在得病之后总结原因时归结为上述因素中的某项)，而对于治病则更加重要。人们一般都是在不经意间得的病，得病之前就什么都注意到是很难的，而得病之后都比较注意了。但是得病之后，人们往往愿意归结为一两个原因，忽略其他更多的原因。须知，像癌症这样的重病，一般都是由综合原因导致的。尤其是在治疗上必须考虑综合因素的作用。否则，因为少考虑了一项两项因素而治疗失败是非常可惜的。比如，只注意了饮食(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做“把吃出来的病再吃回去”)，忽略思想情绪控制，结果总是想不通自己怎么就得了癌症了?整天着急上火，治疗急于求成，尽管吃的很健康，癌症也会发展很快的。我的体会是：打针吃药是治病，而生活规律，体育锻炼，控制饮食，调整心态也是治病。而且是比吃药还重要的治病措施。这些因素对于健康，尤其是康复，缺一不可。

　　其次，“与癌共存”不仅仅是迫不得已，还应该欣然为之，追求长远。要把“与癌共存”作为一种价值观来看待，要把癌症既当作敌人又当作朋友来看待，化敌为友才能长久共存。(既是敌人又是朋友的说法可能许多人很难接受，但是现实中许许多多的例子都是这样：战时是敌人，平时当朋友；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或是在其他许许多多领域，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与癌共存”最初都是迫不得已的，但如果停留在迫不得已的阶段，往往不会长久，总会受到“斩尽杀绝”的影响而去采取极端的措施，最终还是患者受难。我的导师当年得的是肺癌，本来控制的挺好，但是家属和一些朋友只把癌症当作敌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把控制的不错当作“敌人退缩了，应该乘胜追击把，它彻底消灭!”于是又去做了一种放射治疗，结果走着进的医院，抬着出的医院，直到去世(没过多久)再也没有站起来。如果我们把癌症做一个必须接受的朋友来对待.研究分析和掌握的规律，想方设法与之和谐相处，就一定能够长共存。“与癌共”的真谛在于长期共存，越长越好。因此，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看成迫不得已的权之计。

　　最后，癌症是与病人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一种疾病。我们通常把病人的精神状态归结为豁达点，勇敢一点。简单的说就是： “想得开，不害怕”。当然，做到这两点很不容易但是仅仅只有这两点还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病人的精神状态是个综合因素，包括思想观念，分析能力，心理承受，性格特点，是否勇敢，能否果断等等。所谓“思想观念”是指对待人生、疾病等问题的基本砚念，不在意疾病与健康问题不行，过于在意疾病与健康问题也会导致思想负担过重；所谓“分析能力”是指对于疾病或者治疗方法和方案.病人自己必须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因为病长在你自己身上，自己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所谓“心理承受”是指对于癌症的危害、别人的病例等各种各样的说法必须要有相当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别人只敢说好不敢说坏，影响自己全面判断。一旦听说坏的方面(即使别人瞒你也总会知道一些的)自己又承受不了，这就很麻烦；所谓“性格特点”是指尽量开朗豁达一些为好，有话不说或自我封闭不利于探讨问题，也就不利于解决问题；所谓“是否勇敢”是指药总是要苦的，病总是要疼的，害怕也没用，只会增加自己的烦恼，必须要勇敢面对；所谓“能否果断”是指治疗关键是决策，缺乏果断只会贻误良机，治疗中当断不断失去的机会，一般是不会再来的，而治病决策错误的代价就是付出生命。

　　我相信，思想观念(人生观，疾病观)正确就会导致分析病情的客观和全面，而分析的全面和正确的人往往心理承受能力就强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强的人通常比较开朗和勇敢，而勇敢的人才比较果断。这些精神因素对于癌症的治疗起着巨大的作用。

　　虽然至今仍未见到科学研究成果证明癌症的治疗与人的精神状态究竟有哪些具体联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但是已有无数事实证明癌症的治疗是与人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的，精神因素的作用机理虽未找到，但精神作用的效果则是显而易见的。上述几条精神因素的作用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并不全面。相信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一定会对癌症乃至所有疾病的治疗大有裨益的。

　　PART4

　　所有病人，尤其是癌症病人(也包括其它许多重症病人)都是很在意医患关系的。医患关系解决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治疗的效果。作为患者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医患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之区分为医生和患者是由疾病决定的。得病者为患，治病者为医；是疾病把医生和患者区别开来，同时又是疾病把患者和医生联系在一起。通常我们认为医患之间的区别主要是：

　　1.任务责任的不同(治病的和养病的)。

　　2.专业知识的不同(学医的和不学医的)。

　　3.观察角度的不同(医学的和常规的)

　　4.接触范围的不同(病人和常人)等等。

　　其实，医院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患者是疾病的感受者，承受者，疾病长在患者身上，他时时刻刻感受到疾病的存在，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痛苦，用哲学语言说叫做：疾病是患者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医生只是疾病的观察者和治疗者，治病只是他的工作。哲学表述应该是：医生是外在于疾病与患者的存在。医生和患者的所有不同，都源自这个根本性的区别。把握了这个根本性区别才能帮助我们正确处理医患关系中的许许多多的问题。

　　首先是主辅问题。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得病是以患者为主的事情，而治病是以医生为主的事情。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如实施手术，采用关键治疗方法等等)，所有医院和医生又非要病人本人或直系亲属签字才行。看来，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还是“以患为主”的。因为患者是疾病的所有者，以患为主以医为辅从根本上讲是对的。但是患者是不懂医的，花钱看病就是想请专家帮助治疗。于是就出现了在治疗中许多事情又是以医为主的现象。这种主——辅——主换位交叉的情况，常常使人误以为医生是治病的主导，为医者如此认为，往往主观武断，医不符患，医不符病，甚至导致医疗事故；为患者如此认为，往往听天由命，无所作为。主辅关系颠倒导致医患交友不顺，医患交流不畅，医患相长(zhang)很难。

　　一般持“以医为主”观点的人，往往认为医患交友意义不大，医患交流没什么必要，医患相长更不大可能。医生只要尽责即可，患者只要听话就好。而持“以患为主”观点的人则认为，医患交友十分必要，因为只有交友才能交心，只有交心才能传达感受，交流感触，沟通体会，医患互学，医患相长(类似教学相长)。

　　患者因为得病在身，对疾病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可以说对疾病最有发言权；但是因为感觉总是个性化的，加之病人一般都不是学医的，所以对病情的看法常常是有局限的，主观的，甚至是有偏差的。医生因为工作的原因，接触的病例多，而自己又不是病人，所以，对于病情的认识往往是客观的，不附加感情色彩的；并且是有比较的，能够发展的和较为全面的看问题的。但是因为医生没有病的体验，所以也经常对疾病缺乏精确判断和贻误时机。这些都是常规的，人人都好理解的道理。

　　但是，就我自己得病治病的经历而言，我觉得特别应该提起人们重视的是：患者是疾病的感知者，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他对疾病是最有发言权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清醒的有分析和决策能力的人来讲，对于疾病和治病的分析判断与治疗决策必须让患者参与甚至决定。这也是为什么治疗中的重大决定都要由患者(或家属)签字的基木理论依据。(很多人把患者签字简单的理解为责任问题，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非根本的方面。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医院和医生懂医，患者又不懂医，医院收了钱最终还把责任推给患者?)。须知，感受和听说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试想，听说很疼和实实在在的很疼是不是有根本区别?甚至曾经也疼过和现在就很疼，那感觉都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疼痛的部位、时间、程度、角度等等是千差万别的，听说过或者也疼过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只有当下的感受者最清楚。因此，感受者和非感受者(包括医生，家属，亲朋好友等等)对于疾病的体验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所以其观点和意见也就有着不同的意义。

　　因此，重视患者的感受，顺听患者的意见，加强医患沟通是会治病和治好病的基本前提。作为患者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为医者更应该遵循这个规律。

　　为医者因为都是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的人应该在医患沟通上更加主动一些，积极一些。其实我认为，这种沟通不仅仅对于治疗的效果是有好处的，对于医生医术的提高更是大有好处的。高明医生几乎都是愿意和善于与患者沟通的人!

　　为患者往往是参差不齐的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有得病的权利)。但是无论是谁，无论得的什么病，都应该在细细体味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准确的表达出来。不要假设医生治过那么多病肯定知道，不要以为我说不说意义不大，更不要瞻前顾后欲言又止。病都得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当然，病是让人难受的，在那么难受的同时还得沟通，还得交流，也难为病人了。但是说了只能促使病好的更快，不说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常言说“久病成医”，说的就是患者注意体会病的感受，并且学习相关医学知识，积极与医生沟通，与其他患者沟通，有了基本的治疗自己病症(或同类病症)的经验。如果一个患者对于病不去认真体味，对于医疗知识不去学习，也不愿意与医生或其他人沟通，那么他无论病多久都是不会成医的。当然，患者就是患者，而不是医生，最好不要给别人治病。因为你的体会只是个性的，片面的。还不足以形成为他人治病的能力。谈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可以。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一般自己遭受过的苦难都不希望别人再去体会一遍。先病的人有责任让后病的人(初病者)少走弯路，减少痛苦。

　　广而言之，医患关系还包括：选择医院，选择医生，医患交友，相互信任，一患多医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选择医院和医生是患者的权利。不加选择的就医一般来说是不可取的。不仅仅是因为费用的高低而对医院和医生应该有所选择，而是因为医院都有侧重，医生都有所长。更重要的是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观念，负责精神有着很大的差别。医疗观和疾病观的不同，采取的治疗方案就不同，效果自然也就不同。恕我直言，缺乏科学医疗观的医院和缺乏辩证思维的医生在今天这个社会发展阶段还是大有人在的。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在某肿瘤医院，各个科之间互相排斥，化疗科常常对病人讲：最好不要去做放疗啊，放疗如何如何不好。而放疗科则对患者说：最好不要去做化疗啊，化疗副作用如阿之大。外科则主张放化疗都不如手术好等等。我认为，这个医院的医疗观教育不是没有，就是错误的。选择这样的医院你会非常为难。又如，2008年初，当我感觉心脏憋闷许久之后.慕名去北京某著名心脏病医院挂了专家门诊，一位近70岁的老专家简单的听我说了几句，马上就开出了方子，随之即准备送客了；我觉得还没说完，也没说清楚，于是没有立即起身，又向他介绍几句说：我在几年前检查出患有糖尿病。这时这位老先生立即把已经写好并且交给我的那个单子又拿了回去，用责备的口气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听了之后哭笑不得。一来，你没有给我说话的时间；二来，你也没有问我还有什么病啊等等。我哪里知道心脏憋闷与血糖高有什么关系啊?我心想：那我昨天脚脖子还崴了一下呢.要不要说呢?这种医生甚至还是什么专家，挂他的号还要收挺高的费用，简直就是“草菅人命”!试想，医院和医生不选择一下怎么得了啊?钱他们收了， 命可是自己的呀。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选择医院和医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选一家(几个)比较一下，并且一定要自己接触感受，听说还不行。

　　再有，医患交友和相互信任也是非常必要的。医生和患者因病而结识也是一种缘分，交个朋友是件难得的好事。成为朋友才能互相信任，互相信任才能方便治疗，而且也才有较好的疗效。交友和信任除了便于沟通之外，还有一个方面是“信则通，信则灵”!人都是这样，相信的人说的话就能够听进去，这话听进去了，效果就好。治病尤其如此，患者说的医生相信，就会对症下药；医生说的患者相信，就会认真执行；对症下药和坚定信念，效果一定会好很多。相信与不信或半信半疑，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一定要经过实践检验，并不是盲目崇拜。

　　所谓“一患多医”，除了有比较选择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互补。我认为，一般较大一点的病，都应该有至少两类医生：西医和中医，西医之中最好还应有各个相关专业的专家为好。这样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才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最为合理。因为中西医所遵循的基本医疗理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西医以西方近代科学主义为前提，重视的是规律，客观，患病部位，实验例证，医疗器械检查结果等，它很重视指标和数字，并依据这些做出判断。中医以中国古代人本主义为前提，倡导的是辨证整体的看问题，重视人的感受，实行由内向外的治疗。它很在乎人的感受，很在意病人的整体情况，并以此作为诊断的依据。前提不同，理念不同，侧重不同，方法不同，药物不同等等，这许许多多不同告诉人们应，该兼而顾之，各取其长。例如，西医丰富的检查手段就比中医的简单号脉看舌苔要准确清楚得多；中医的辩证施治和固本扶正就比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全面科学一些。

　　我不赞同现在许多人常用的把中西医理解为先后的关系。即在西医治疗过程完结之后再去考虑中医。(许多人治病的过程往往都是从西医开始，从小医院到大医院，从小专家到大专家，最后都明确表示不能冶了之后，再去找中医。)这种中西医兼顾，其实是在难为中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中西医结合(综合)应该是在治病之初就坚持，并一以贯之的原则，甚至是在没病之时，保健时期就应该遵循的原则(其实许多切实有效的保健方法都是依据中医理论而建立起来的)。

　　另外，西医分科很细，专家很多，而任何一个较大一点的病都需要多个相关学科的专家集思广益，会诊治疗。因此，即使对于西医，作为患者，最好也是多听几个相关专家的意见为好。

　　PART5

　　药是苦的，病是疼的。谁也不愿意得病，但谁都不能不得病。人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存在。所以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人是不可能不得病的。病是什么?表面说来，病是人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其实，病是人体内非健康因素由量变到达质变的一个标志。小到头痛脑热，大到病入膏盲，都是有出处、有原因，有积累的。仔细想来，疾病其实是伴随着人生的一种东西，从小到大，有谁没得过病?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其实是告诉人们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得病是不健康凶素量的叠加，到达一定程度人就会轰然倒下。康复则是健康因素量的叠加(或不健康因素量的减少)，到达一定程度人就会恢复健康。保持健康必须在身体发生量变的时候就密切关注，如果等到发生质的变化时就晚了。一般来说，保健是注重得病前的量的变化，康复则是注重得病后的量的变化。病人都很重视康复，自不待言；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平时(没病之时)就非常注意健康问题，从饮食起居到身体锻炼，养成一套良好的生活习惯的人是最为聪明的人。健康也需要未雨绸缪。

　　疾病和康复是一对互逆的矛盾，它们本身都有一个度，一旦过了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许多时候人们做了一些不健康的事情，比如吸烟，熬夜，大吃大喝，过度疲劳等，但是并没有马上出现什么问题那是因为身体还好，还扛得住，还没有过度。一旦过了度，疾病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就会冒出来。康复也是一样，针对疾病所进行的调理，锻炼，治疗等等，只要坚持下去，健康的因素逐渐积累，总有一天病好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请记住：任何疾病都很难康复到和没得病之前一模一样。因此，可以这样说：人只要得了病，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差别只是代价的大小。康复的好付出的代价就小一些，康复的不好付出的代价就会大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就是一个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了解疾病及其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其实就是了解人生，了解自己。控制疾病也就是控制人生，控制自己。

　　在常人眼中，病人都是值得同情的。其实，病人往往都是勇敢和坚强的。因为得病以后没有办法，不挺得住怎么办?得病以来，许多当面赞扬我“勇敢坚强”，“了不起”等等。而我则如实回答说：“没有办法。如果换了你也会坚强勇敢和更加了不起的”。我认为，得病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品质。病人是可钦可敬的。

　　以病人的眼光观察事物，常常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些结论对人们往往是很有启发的。首先，得病以后才真正知道健康的重要。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最好的祝福就是祝愿健康等等，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任何道理只有在自己体会了以后才能派上用场，健康问题也不例外。在健康之时人们往往是不太注意健康的重要性的，病了之后想想自己健康时的情况和看看别的健康人的状况，羡慕之心油然生起(也许人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一次由于手破了不能沾水时看见别人正常的洗手都非常羡慕)。珍惜身体，保持健康是人生的首要问题。人没有健康一切都无从谈起。

　　其次，身体健康是个系统工程。既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规律，又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有时要放弃自己喜欢的口味爱好)；既要注意保健，又要加强锻炼；既要保重身体，又要保持心态；而且这些要素都必须持之以恒，长期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不行。遗传基因优秀和年轻体力好等自然而然的健康因素可以帮助人们保持旺盛的精力，但如果把这个优势作为可以忽视健康问题的理由，必然导致“只吃老本，不立新功”，总有一天健康问题会像天塌了一样压下来。结果很难预料。可见，光是身体健康这个课题就够我们研究一辈子了。

　　再次，得病以后才会关注健康，关注键康就是关注自己，关注自己以后发现原来关心自己其实也就是关心家人，关心朋友，关心他人。因为人都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越近依存度越高，依存度越高一旦失去一方另一方就损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不但为了自己应该健康的生活，为了他人(亲朋好友)也应该健康的活着。如果因为自己不好好活着而给别人带来痛苦那就不合适了。

　　最后，疾病使人关注身体健康，由关注身体健康进而关注生命现象，由关注生命现象进而研究生命问题(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精神与肉体的关系，生命的价值、意义、作用，生与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会使人升华，释然，清醒和脱俗。疾病会使人想清楚很多事情，无病难悟，有病有悟，小病小悟，大病大悟。从这个意义上讲，得病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作为一个生物体，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从地震和矿难中可以知道，再健康的人不吃不喝也就能挺那么几天时间；一个病人要说不行就会更快。但是人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生的信念和欲望会让人坚强而持久的与疾病斗争并且长期的活下去。几乎所有的生命奇迹都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力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关键是要坚定信念，坚定意志。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意志坚强，精神上挺住，人是可以坚持很久的。但是一旦意志垮了，人很快就会倒下。疾病就是一种折磨人的东西，主要是折磨人的意志，挺住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疾病是对人的意志力的考验，也是对人的意志力的最好的锻炼。病人的坚定和坚强除了体现在与疾病作斗争方面而外，我认为还应该体现在对自己的自信和对治疗的掌控方面。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病人去看医生，就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就好像理亏的求人恩赐一样。其实，得病并不是什么错误的，理亏的事情。病人和医生之间也不应该是一种谁求谁的关系，更不应该是一个犯错误的人和一个训导者的关系。谁都不愿意得病，得病是没办法的事情，看病是不得已的事情。病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的看病，认真细致的提问，搞清楚病因所在。然后与医生一起分析病情，探讨治疗，确定方案。之后再遵照医嘱，积极配合，愉快治疗，积极康复。作为患者首先要自信的去看病，然后自主的参与治疗，最后才能自觉的康复。

　　总结治病之道，我认为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无病定要防，有病不要慌；看病有主见，治病要坚强；医生要选择，药物要甄量；生活要规律，锻炼不能放；心态要平和，心情要顺畅；病是自己的，只能自己扛；坚信病能好，奇迹降身旁；病患不由己，人生不勉强；生死可度外，生命可延长。

　　疾病是伴随人生的影子，疾病又是认识人生的契机。人生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经历过求学、工作、事业、爱情等等之后都会使人对人生有新的认识。经历过疾病之后更会使人对人生有深刻的认识。因为疾病和战争一样，是波动较大的经历，是直接威胁生命的经历，不是那些平和的经历，所以对人的刺激较大，影响较深。现实生活中的人一般是很少想到死的，如果偶尔想到过，那也是一闪而过，不会去细想。但是当一个人患上了绝症并且生命已经有了一个为期不久的期限以后，生死问题必然会经常缭绕在心头。从临终的角度看人生，类似于从退休的角度看工作，你会得出许多和常人不一样的结论。命是什么?死是什么?生该如何?活着为啥?等等，都不是很容易想清楚的问题。但是想过和没想过还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限于篇幅，留待日后专门讨论吧。

　　人有生老病死，这是常识。但是知道这个常识不等于病了就一定很坦然。得病有个想通的过程，真正想通了不但会安下心来养病，而且连生死都看透了。得病的人都希望康复，但是有些病是不可能康复的。得了这些病就要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思维方式。一旦改变了，人们会发现原求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片天地。生存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思维方式的变化，思维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思想内容和思考结果的变化。随着这些变化，人会走向更加成熟。

　　生命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自然中有许许多多的生命(植物的和动物的)，正是它们的生生死死才使大自然呈现出多姿多彩。因为人是大自然的精灵，人有精神智慧，所以人的生命就和其他所有生命不同，有其独特的宝贵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的思想和智慧可以流传下来影响他人，是一种其它生命所不具备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的意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你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多少精神财富，你给后人留下多少记忆。

　　转眼就是新的一年了，非常希望大家身体健健康康，心情高高兴兴，工作快快乐乐，家庭和和睦睦。

　　(2010年12月31日完稿于深圳)

　　后记

　　坐在病房里，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是一月份的上海，但是这大雪纷飞的事实突然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场寒流既然注定要来，躲是躲不过去的。只有坚定信心，做好准备，勇敢的去迎接它。人生和天气又何尝不是一样？疾病和背运既然要来，躲是无济于事的，只能积极应对。和对待所有事物一样，积极最大的差别就是，消极因为被动所以经历了也无所感觉；积极因为主动所以经历了总有一些体会。

　　这篇文章就是要人亲身经历了得病治病的过程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最初在企业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发表后得到许多同时的关注，经常碰到看过文章的人拉着我长时间的谈论这个话题。也有一些不方便收集和看到杂志的同事朋友向我讨要文章全文。为了方便阅读，这次在办公室同事的支持帮助下，将连载汇集成册，略作修改，另起了名字。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疾病的书或文字，常常都是由医生，专家等医学专业人士写作的，患者或其他人只能是读者。但是患者是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人中，对疾病最有发言权的人。他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疾病？他们在想什么？关于什么？他们有什么体会？这些不但对于医学是重要的，对于千家万户的患者家庭和数以亿计的患者本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疾病的治疗和痊愈是大有裨益的。总而言之，我认为，患者必须参加到关于疾病和治病的讨论中来，这个讨论才可能是全面的科学的。

　　每个患者的病都是具体的，个性化的，每个病人的经历，阅历，文化，表达等等又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有一点是最可贵的，那就是患者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正因如此，严格的说，没有患者的参与，疾病简直就是无法治疗的。作为一个普通病人，我写这篇文章也在于提醒患者朋友，参与疾病的讨论和治疗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放弃了这些就等于放弃了生命的主张。

　　由于得病治病的时间不够长，经历还不够多，因此许多问题有所思考但未涉及，一些问题有所谈论尚未展开，更多的问题甚至过没有想到。作为患者谈论疾病，首要的是有经得住实践和时间考验的病例，如果真想写好这篇文章，就必须在与疾病的抗争中长久坚持并不断取胜。那可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啊！我争取写好这篇文章。

　　2011年1月2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