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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金银器逐渐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如果说汉代以前金银器工艺尚依附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话，那么到了两汉，特别是东汉以后，金器工艺趋于成熟，脱离青铜工艺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自商周以来加工黄金所用的制箔、拔丝、铸造等技法，仍继续沿用，并发明了金粒焊缀工艺；制作规模和使用范围远远超过前朝，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已达到一个比较高超的水平；并出现许多装饰繁复、技艺精湛的金银器精品。总体上汉代金器的发展羽翼渐丰，为唐代金器的兴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2年正月初七，马湖店村农民万以全在挖水渠时，发掘出一件珍贵的青铜器和数十件黄金文物，这一发现便被称为南窑庄窖藏。在这众多的金器中，有一只长16厘米，宽17.8厘米，通高10.2厘米，重9000克，含金量为99%的金兽。这只闪闪发光的金兽空腹、厚壁，为浇铸成形，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 （西汉，金兽，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金兽蜷曲趴伏，瞪目俯耳，张口露齿，神态警觉，前爪伸于颌下，长尾从腹下穿过，斜置于左背。头大、尾长、身短而粗壮，似虎更类豹。颈部铸项圈3道，头、颈间有一环钮。除项圈和眼部外，遍身錾凿斑点，大小相当，呈不规则的圆形，十分精美。体内空，内壁刻有小篆“黄六”2字，为秦汉文字。黄指质地为黄金，六为序数。整个器物造型浑厚生动，与西汉、东汉石刻艺术作品的风格相似。 （西汉，金兽，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通常所见的金器大都是捶击而成，而金兽却是古代金属铸造工艺和金器捶击工艺这两种技法完美结合的产物，实属罕见，弥足珍贵。 （西汉，金兽，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金兽究竟是什么动物至今仍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是老虎、有人认为是狮子、有人认为是豹子。从其造型来看，应该更加接近豹子。从与金兽、青铜圆壶共出的麟趾金，以及金兽的造型及其文字等看来，其窖藏的最后入藏年代在西汉时期。但究竟是谁将它们匆匆掩埋依然无从得知。 （西汉，金兽，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关于金兽的用途，有人根据其仿照秦汉时期作为称量标准的铜权制造的环钮，以及内壁铭文“黄六”两字，推断应为国库专用的衡器。但是，更具说服力的论断是，此金兽应为压邪之器，故宜名为“镇”。盱眙金兽以巨量黄金铸成，充分展现了其拥有者的巨大财富和炽人权焰。 金饼为西汉时期的黄金货币，其形如圆饼状，底面微凹，正面隆起。有滴铸而就产生的不规则空洞，素面有冰裂纹现象。 （西汉，金饼，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金饼在当时，一般不作流通使用，只是作为贮藏、赏赐、馈赠、进贡、赎罪等用途。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始二年（公元前前95年）“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龙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袅蹄（袅是一种马，袅蹄就是马蹄）。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由此可知，在武帝太始二年以前，西汉已经使用黄金铸币。而在这一“祥瑞”之年，将金币改铸成麟趾和马蹄的形状，并也相应更名。这种所谓的“麟趾金”和“马蹄金”最主要的作用是赏赐诸侯王。 （西汉，麟趾金，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麟趾金正面为圆形，背面中空，周壁向上斜收，口小底大，形如圆足兽蹄。 （西汉，马蹄金，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马蹄金底面呈椭圆形，内凹，中空，状如马蹄。麟趾金和马蹄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仍需称量，因此也是一种称量货币。 这件金腰带扣出土于楚王陵外墓道耳室的兵器堆中。黄金铸成，每副带扣由一对形状相同、图案相对的金板构成。扣面浅浮雕图案，主体为猛兽咬斗纹，周边为勾喙鸟首纹。背面光素，四周具有边框，中部为两个横向双环纽。每块带板的内下角有一略近三角形的小孔。这样完整精美的西汉“金腰带扣”非常罕见。 （西汉，金腰带扣，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这幅金带扣虽与战国时期北方匈奴墓地或窖藏中发现的同类器风格相似，但它并不是匈奴的遗物，而是汉地金银工匠的作品，表明汉代和北方草原民族密切的交流和往来，在装饰艺术上受到草原风格的影响。 笔、墨、纸、砚合称“文房四宝”，这件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是珍罕的文房实用砚，构思奇特，工艺精湛，代表了汉代制砚工艺的最高成就。 （东汉，鎏金镶嵌兽形带砚铜盒，1970年江苏省徐州市土山汉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铜盒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合，浑然一体为伏地神兽。 （东汉，鎏金镶嵌兽形带砚铜盒，1970年江苏省徐州市土山汉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它首似龙形，双目呈三角形，睁目凝视，两眉突起，并饰双角。伏地匍匐、咧嘴露齿，其下颌前伸，巧妙地构成贮水墨池。腹微鼓，扁平光滑的长方形石砚置身其中，石质为甘肃临洮石，上置圆形研石一块。尾卷曲藏腹下。背脊隆起，双翼凸显。背部中心设一桥钮，可系绳，便于提揭。
（东汉，鎏金镶嵌兽形带砚铜盒，1970年江苏省徐州市土山汉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是当时的神兽。秦汉以来，古人对蟾蜍颇为敬畏，认为是镇凶邪、助长生的吉祥物。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称印是“执政所持信”，称玺为“王者印”。事实上，秦代之前，两者并无分别，使用何种材质的印玺也没有规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规定皇帝所用称“玺”，官私所用为“印”。官印的质料往往隐含着严格地等级制度。金、银印只适用于皇太子、诸侯王、王后、列侯、大将军等及其秩比二千石至中二千石的高级官员。
（汉代，“关内侯”金印，湖北省云梦县吴铺乡赵许村采集，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枚金印印座正方形，乌龟形钮，重125克，印文为阴刻隶书“关内侯印”四字。“关内侯”最早是商鞅在秦国设立的爵位，汉承秦制，位列二十等爵之第十九等，地位很高。在两汉历史上，江夏郡安陆县（汉时云梦属安陆县）人黄琬受封过关内侯。《后汉书·黄婉传》载：“至光和末，太尉杨赐上书荐黄琬有拨乱之才，由是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郎中。中平初，出为右扶风，拜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凋残，琬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因此，这枚金印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黄琬或者是他爵位的继承人。 《广雅》曰：“镇，重也”。此套铜镇为当时贵族坐席四角的压席重物，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的一侧面。
（汉代，鎏金卧虎形铜镇，1982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三店村汉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该器形为一卧虎，兽身蜷曲，一套四枚，大小，形制基本相同，表面鎏金，但鎏金层有脱落。从工艺上看，先由模具的内外范制成器物圆雕形的轮廓，再进行鎏金处理，最后将其空腔内灌满铅，以增加其重量，实现压制物体之功能。 唐代以前，古人以席铺地，席地而坐。然而，席在人们落座、起身、挪动时常会移动、倾斜，为避免此类问题，古人在席子的四角放置镇，用来压席，席镇便应运而生。
（汉代，鎏金走虎嵌海螺铜镇，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席镇主要流行于秦汉魏晋时期，是古人生活中重要的器物。 武功地处关中平原西部，是大汉忠臣苏武的故里。建县始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王莽新朝天凤二年（公元15年）改为新光县，东汉初废入眉县，永平八年（公元前65年）复置武功县。
（汉代，鎏金卧虎型铜镇，1959年陕西省武功县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出土于武功的这件铜镇为铸造成型，外观似虎，虽未对细节精雕细琢，但整体造型古拙生动，制作精湛，充满了汉代质朴之风。 鎏金青铜器大约于西汉中期以后开始流行（尤其是鎏金饮食器），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乃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汉代，鎏金铜勺，1952年陕西省关中地区汉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一方面西汉是个著名的多金王朝，文献中关于黄金的记载比比皆是，为鎏金工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当时的上层统治者迷信神仙方士之言，如《史记》载李少君进言“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祈望通过“食金”以求“长生”。鎏金饮食器，如这把鎏金铜勺就是很好的例证。 两汉及两汉以前鎏金铜器的发展与人们对金的认识和使用程度密切相关，作为黄金加工工艺的一种，鎏金（铜器）同金器一样，被赋予了礼制或宗教方面的意义。尤其是西汉武帝之后，鎏金铜器开始流行，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汉代，鎏金刻花铜器座，1982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三店村汉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两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存在时间较长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也为鎏金器的兴盛提供了较稳定的社会基础，使其流行于世俗社会。 犀牛现在是一种珍稀的野生动物，仅生存于南亚及非洲，我国境内现在已经没有野生犀牛，但在历史上，犀牛曾大量生存于我国境内。由于“焚林而猎”和“犀甲军装”而对犀牛滥捕滥杀，到了西汉后期，犀牛在我国已经十分罕见了。
（汉代，鎏金铜犀牛，1964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城遗址东贾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犀牛和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但是镇水的瑞兽，也是人们图腾崇拜的祥兽，还视其为避邪神物。当时的人制作以犀牛为形象的器物，以求驱邪避灾，迎福纳祥。这件鎏金铜犀牛造型小巧，工艺精湛，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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