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经法》中还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之义。
《黃帝四经·姓争》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穆穆:端庄盛美)。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
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
《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
《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
《老子·德道经》中所说: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
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
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
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孟子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
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
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