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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握保温杯的赵明义搅局中年危机时，我正从安徽安庆匆匆赶往河北衡水的路上，虽然我已习惯于这种奔波，但这一次更归心似箭，年近八旬的母亲身体不适住进医院，而平时看似不太遥远的距离，我却折腾了整整一天时间，在晚上10点多才赶到了医院。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带着“父母在不远游”的愧疚，我在病床前尽着人子之孝，勉强承担起了法定义务和人伦责任，直至母亲近乎病愈。然而，我却等不及办理出院手续，再次拎着行李箱踏上归途，因为我所打工的企业还有繁杂的事务等待处理。 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就包括一个保温杯，它让我在奔波的漫长路途中，能够难得享受地喝上一杯热茶。出生于1970年，我这个年纪绝逼是中年大叔，小腹便便，抬头有纹，满脸沧桑，须发染霜，大T恤大裤衩的行旅打扮，在一路狂奔的高铁上也掩盖不住内在的卑微与猥琐。这就是我的中年，而那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在我装逼式的用手机软件做着围棋死活题以消磨时间的路上，却难得地显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每个月我都这样穿梭于安庆、石家庄、衡水之间，保温杯是出行的标配，只不过，我的保温杯里，还从来没有泡过枸杞。 两年多前，我牛逼哄哄地写了一篇名为《2014年，我在司法考试中实现转身》的博客，表达了中年危机状态下通过个人不走寻常路的努力改头换面的过程，文章满足了自己难以掩饰的虚荣和似乎摆脱个人中年危机的喜悦，在获得一片惊叹和点赞之后，毅然决然地从一纸风行燕赵的报社办理了辞职手续，彻底与我的前半生说了再见。我将档案存放在了省人才市场，自己办理了自主择业的社保手续，在办理这些的时候，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惆怅和不舍，但已经迈出了报社的大门，就当后背上留下了一个脚印，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背着脚印游走江湖，少年张狂，中年不稳，我就像梁山泊的汉子们一样，说走咱就走。 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但过程其实要沉重得多，中年危机并不以一次个人转身而转身离开，它如影随形，因为所谓危机，其实只是外在压力的内在异化，或者说，是个人能力对社会责任承担的思维反弹，它从来都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压力的大小与中年危机的狰狞成正比变化。按照新制定的民法总则，年满8周岁就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承担比打酱油要重得多的部分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而言，危机从8岁时就已存在，因此，危机并不是到中年才产生，更不是中年人所独有，所谓中年危机，只不过是极力渲染的压力倍增、无力支撑的中年生活状态的调侃而已，多多少少也含有一丝嘲讽的味道。随着这个时代对个人财富的不断掠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无疑是最经不起折腾的那个弱势群体，因此，当手持保温杯的赵明义成为中年危机的调侃对象，就更容易引发社会的共鸣。 回到我自己，从报社出走之后，生活没有变得更轻松，但也没有变得更糟糕。想真正成为一名成功律师，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娴熟的实战经验技巧，人过四十不学艺，我也只是在准备司法考试的过程中囫囵吞枣地学习了半年的应试内容，事实上远远达不到作为一名优秀律师的素质要求，而这个年龄的人，留给我的成长时间捉襟见肘。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异地开庭归来，朋友面前、家人面前，我还得强颜欢笑，拿出装逼到底的精神。因此，在踉踉跄跄地从事了一年多的法律工作之后，我选择了从企业法务开始的迂回之路，成为一名中年打工仔，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打工生涯。我的老板，一个大我两三岁的中年人，虽然事业有成，但他所要承担的企业发展的重任，经常使他彻夜难眠，原材料的涨价、技术工人的流失、产品销售渠道的不畅、企业扩张所带来的资金和人才的难以为继，都使中年危机情绪远比其他人更加折磨他。相对于老板而言，我的中年危机感则简单许多，无非是衡水的父母、石家庄的妻子、武汉的儿子、安庆的自己，一家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我所需要的努力、所要克服的中年危机，就是健康地活着，努力地工作，使他们的生活在我的能力之内变得更有保障。心有余力之外，当然我也会关心社会，关心粮食和蔬菜，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精神，彰显我特立独行的存在，但很显然，那与个人的中年危机无关。 就这么简单，我说手握保温杯的中年危机是个伪命题，是因为中年危机是看不见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中年危机，一个保温杯，承担不起中年危机的载体角色，甚至可以说，保温杯恰恰软化了中年危机的存在，它代表的是谦和、满足、不惑而知天命。每个人都有一戳即痛的软肋，闲着没事儿，你就不要戳着它玩儿。 附： 《2014年，我在司法考试中实现转身》 44岁，零基础，首考过关。 这是2014年我的一张人生答卷，我之所以选择在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在一年以后，我仍在惴惴地回望去年今日，那个我时隔20多年重新背起书包准备司法考试的日子，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我如此破釜沉舟。即使现在，我轻松地使用“转身”一言以蔽之，些许自负的表象之下，曾经的抑郁、迷惘、犹豫和彷徨仍在记忆中蠢蠢欲动。既然不敢或忘，那就以文字记之，记录那段人到中年的疯狂，那段足以颠覆青春的已经被称为往事的历史。 人到中年的困惑不是艰辛，而是无所适从。在产生参考的冲动之前，我度过了一段迷惘的日子。相对于参加工作后的二十年，那是此生的一个低谷。一九九三年，我的新闻职业肇始于懵懵懂懂的理想冲动；二0一三年，这种新闻理想的冲动终结于透彻现实与未来的心灰意冷。二十年，我执著于一种恪守本性的职业操守，想当然地以为会终老于斯，直到有一天，却突然发现这个职业已经不再需要自己。我已不想追逐一种理想，我只想固守一份本分，但固守已经成为奢望，固守已经守无可守。 我就在这种无所适从的困惑中浑浑噩噩了几个月的时光，被动而机械，麻木而空虚。现在这个时候，我能安静地端起茶杯，品味着未来的味道，但那个时候，我无法祥和地安抚自己，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未来。那是从秋到冬的季节，民心河边的垂柳，树叶由绿变黄，由黄变枯，直至一场刺骨的北风，渐次刮掉了不肯飘零的眷恋。那一年，又重新流行了一个令人伤感的词，这个词，我在大学里曾经迷恋过，尽管那时理解得略显肤浅，但它的重新流行仍然让我铭心刻骨——乡愁。彼时的乡愁是一段空间距离，此时的乡愁却是一种心灵虚妄。 直到数九寒冬，竖起的衣领也抵挡不住漫天寒风，我终于知道，我需要做一个选择。 而立之年时，我曾经有过一次选择，后来我称之为“三十转身”。那也是一个冬天，临近新年还有几天时间，我很突然地就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离开我大学毕业就栖居已达七年之久的第一家工作单位。后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这次选择，我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失去了所谓的干部身份，失去了舒适与安逸，但我至今不认为是万木萧条的肃杀季节影响判断，相反我一直认为，尽管那次转身不很华丽，但那是必要的一次选择，否则，我可能不再有机会逼迫自己去超越。 直到十四年之后，我却像一条精疲力竭的鱼，被汹涌的海水甩上了沙滩。我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游回大海，我只能通过自己努力地摆尾，证明我还活着。 二0一四的春节过后，在朋友的建议、鼓励与支持下，我终于确定了再次转身的方向：参加司法考试，彻底马跃檀溪。相对于三十转身的简单跳槽而言，这是一次破釜沉舟式的选择，也许是那种压抑的窒息感更令人疯狂，我需要一次极限挑战，挑战曾经的青春岁月，挑战已然的蹉跎年华。 已然做出决定之后，疲惫的心灵竟然感到了些许的轻松。去年的今日，在将来未来的春天里，我背起了久违的书包，像个真正的学生那样走进了位于自由港大厦的课堂。自由港，这是透露着一种温暖的名字，尽管这只是这个城市极为普通的一座商住楼，但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它见证了我一段拼搏的历史，在自由港，为自由而艰难转身，始于此地，终于此地。 我对去年今日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天，是母亲的早餐送我出门赶考。此前的一晚，我在衡水老家，为母亲庆祝74岁大寿。那一晚，我和年迈的父母说了许多话，甚至不记得说了什么，但我刻意地故作轻松。父母一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们虽然并不认同我的选择，尤其不赞成已到中年的人还要把自己逼到绝地，但是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去消磨我的意志。第二天凌晨，母亲摸着黑早早起了床，做好了面汤和鸡蛋，默默地支持我去追求自己的未来。此后半年时间里，我打破了二十多年来每月必回老家的习惯，直到九月下旬，直到考试结束。 我所报名的是一个周末班，每周六周日早晨，我行走在空旷的城市街头，早起的行人不是很多，不休周末匆忙赶路的人都是忙于生计，而我则是奋斗一种未来。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法学教育，也只在工作实践中偶然有过碎片化的了解。和我同班学习的，大部分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和毕业生，一群活泼青春的孩子，或者是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这就决定了我必须从零开始，在法学的系统教育面前，满头白发并不代表学识，我像白纸一样空洞而茫然。就是那样的每周末两天，十二个课时的课程，我要用另外五天的时间去消化吸收。 艰辛的过程如同植物拔节生长，别人无法倾听到骨骼疼痛的声音。因此，我不想再去渲染那炼狱般的赶考生活，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挺过了那段蝉蜕蛹变的岁月。如此，我如苦行僧般地行走于自己编织的梦幻未来，直到九月下旬，考试结束，直到十一月初冬微寒，考榜放单。那两个特别的日子，我纵情于兄弟们的宽慰和祝贺之下，喝了很多酒，在醉眼朦胧之中，我熟稔地找到了回家的路。 一年之后，无论忐忑踟蹰，无论澎湃如昨，一切复归于平静。 因为未来已来，伸手可触。 是为纪念，是为自勉。 2015年3月29日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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