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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田阳 写在前面
有什么用？ 艺术家的作品和我 有什么关系？ 那些艺术馆里的作品 怎样才算看懂？ 为什么有人喜欢这样的艺术品， 有人喜欢那样的？ 为什么有些作品让我很感动， 我却说不出来为什么？ .......
在他看来，在当代社会，艺术被艺术馆这些机构学术化，艺术家也要政治正确，致使艺术丧失了它应该有的作用，即艺术品是用感官形式来表达思想的场所。艺术作为“治疗过程的目的并不是让人整天高兴，而是让人实现情感成熟。” 当我们看到一幅伟大作品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套伟大的选择：究竟应当捕捉什么，纪念什么。艺术的用处就是将最有意义的人类体验装进瓶子里供人们随时取用。' 艺术有什么用 作者：阿兰·德·波顿 翻译：万年看客 我想与大家反思一下博物馆究竟是什么以及博物馆为什么会存在。我的理论是这样的：博物馆在欧洲的兴起是欧洲社会世俗化的结果。在十九世纪中期，信仰上帝及其配套机构的英国人数量显著下降。当然此前的英国就有博物馆，但是此后博物馆的数量才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如果用图表来表示，将参与教堂活动的人数画一条线，将参观博物馆的人数与博物馆数量画一条线，两条线大概相交于十九世纪中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们开始认为参观博物馆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教会活动。今天有人说“大教堂是全新的博物馆。”我认为这种想法很美丽。传统上人们在宗教当中寻求的很多东西都能在艺术当中找到，例如集体归属感，指引感，道德感，对于生活艰辛的抚慰，对于人生黑暗侧面的体面描述。在这些问题上艺术的领域与经文的领域确有互通之处。在十九世纪中期，约翰.罗斯金与马修.阿诺德等人开始主张艺术在世俗社会当中的作用，认为文化应当取代经文，从前去教堂的人如今应当投身于艺术。 《先知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 伦勃朗 图片来源：Rijks Museum 这是个美丽的理念，也是个有趣的理论。但是如今我们却把这套理论彻底遗忘了。如今如果我走进教堂并且下跪哭泣，为自己人生当中的诸多错误而懊悔，为自己的脆弱与愚蠢而伤心，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为我让出空间，因为这里正是此类行为的恰当地点。可是假如我要在美术馆里做出类似举动，假如我看到伦勃朗的美丽画作《先知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此时耶利米正位于毁灭的顶点，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坏到了极致，他的人生落入了最低谷，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假如我在画作面前痛哭流涕，“耶利米啊，我理解你，请你引领我的人生吧。”那么保安肯定会立刻把我轰出去。我认为艺术界的当权派们将一套体制化的冷漠态度强加在了我们头上。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被局限在了学术层面上。讲解文字都说了些什么？讲解文字告诉你一幅画的创作时间，作者是谁。伦勃朗本人会关心自己的某幅画创作于1661年还是1662年吗？肯定不会。但是守护伦勃朗的人们却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并且鼓励我们关心这些问题。正是这些人塑造了我们在博物馆里的体验。
这场展览虽然把解说词写在了便利贴上，其实却回溯了这一古老传统。这座建筑里的艺术品以及创作这些艺术品的艺术家们绝对相信艺术的教化作用。宗教题材的作品自不必赘言，其他作品也不例外。例如维米尔的《小街》就是一部政治性作品，是荷兰的建国文献，向观者展现了作家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楼上的阁楼里专门有一个展区展览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道德印刷雕版。我们可能觉得印刷雕版也要讲道德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印刷纸币的雕版上确实有“贪婪者不得进天堂”的铭文。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这也算是好艺术吗？”但是道德教化的确曾经是艺术观念的核心。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用艺术来宣扬道德无可厚非，并不会滑向意识形态宣传的深渊，我们应当学会习惯这样的艺术。 《No. 61 (Rust and Blue) 》 马克·罗斯科 图片来源：Wikipedia 我在身患中二病的少年时期发现了马克·罗斯科的作品，并且立刻就被他牢牢抓住了。我感到这些被巨大色块占据的画布散发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却不知道心里究竟应当怎么想。画布边上的解说词仅仅写道这些画作采用了丙烯颜料，曾经被某某收藏家持有过，曾经在某某博物馆展出过。对我来说这些言语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很多罗斯科的仰慕者一样，我也有着强烈但却未经指引的感受，而且无法用言语表达。每当有人让我用言语表达我对罗斯科的感受时我都会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我的感受太珍贵了，一旦说出来就会消逝。多年之后我看到了一篇马克·罗斯科专访，这次访问多少有些火药味，因为《时代》杂志的采访者的脑子稍微有些不太灵活——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他反复发问道：“罗斯科先生，你在画布上涂满颜色究竟是为什么呢？你究竟想表达什么呢？”最后罗斯科终于生气了：“我之所以作画，为的是让我心中的悲哀与你心中的悲哀在画布上相遇，这样我们就都不会像原先那样孤独了。”我心想：“说的太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呀！我从来不知道我居然当真可以这样想。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段话写在解说词上呢？”
图片来源：Wikiart 接下来我想谈论几个我认为艺术有潜力发挥治疗功效的方面。最显然且最值得提及的方面就是艺术能帮我们记住各种事物，因为人很喜欢忘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画家约翰.康斯太勃尔对变幻不定的流云很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他希望“将云朵装进瓶子里”。假如你能够将某种东西装进瓶子，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就能随时拿出来。康斯太勃尔的天才就在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时刻，将流云固定在画面上，任何人想要观看的时候随时都能看到。某种程度上所有艺术家都在这样做，将某些美丽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事物装进瓶子里。他们的技艺越是高超，他们所表现的体验就越是与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来到美国并且驱车在凤凰城郊区观光的时候往往会说：“这里的风景真有爱德华.霍普的风格！”霍普技法高超地将某种特定的氛围装进了瓶子里，于是他的名字就成了这种氛围的同义词。他的作品能让面对相同氛围的我们对于自己的感受不再那么陌生，并且能与其他人交流自己的感受。身为作家，我坚定相信用文字描述视觉体验的重要性。我坚决不同意有些艺术流派认为“写出来感觉就不对了”的主张。
这张明信片上的画作是莫奈的《睡莲》，这也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张明信片，每年都能卖出几十万张。很多有识之士对于这幅画的看法都很消极，因为这幅画太漂亮了。严肃的思想家们质问道：“你们忘记了叙利亚的儿童正在死亡吗？你们忘了巴基斯坦与乌克兰的环境多么恶劣吗？”这些人抱有以下的艺术观念：人生而天真，艺术的功用就是擦亮人们的双眼，让他们看清世界的残酷现实与生活的黑暗本质。问题在于，只有整天躲在洞里不出来的人才会认为世间一切都很美好。对于绝大多数当代人来说，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天真与多愁善感，而是抑郁症，因为生活太艰难了，世间的问题太多了，而且随时都有人提醒我们这一点。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艺术品不仅很美，而且美丽背后传达的情绪是希望。我们需要希望来撑过每一天。生命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生命中存在着莫奈的《睡莲》与马蒂斯的《舞蹈》。我们需要艺术来提醒我们记住美丽，因为我们太清楚这个世界充满了丑恶，以至于很容易就会遗忘美好的存在。全世界博物馆里销量最好的名画明信片上面的内容都是春天的花朵，从草地上跑过的儿童以及湛蓝的天空。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一类画作并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并不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叙利亚儿童正在受苦，而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叙利亚儿童正在受苦，所以才需要这些绘画来振奋精神。我认为二十世纪的艺术评论完全误解了这一基本事实。
图片来源：Rijks Museum 这幅画的内容是一束玫瑰。这束玫瑰很美丽，所以绘画这束玫瑰的画家肯定是个以为生活中充满了玫瑰的白痴。情况并非如此。这幅画出自亨利·方丹·拉图尔之手，他的人生充满了黑暗与折磨。十九世纪的法国涌现了一大批饱受折磨的疯狂天才，而拉图尔可算是其中翘楚。他患有梅毒，与父母不睦，与情人牵扯不清，债台高筑，而且政治立场不见容于社会，总之他的人生基本就是一场噩梦。但是他在艺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描绘花朵。他并非多愁善感之辈，而是充分认识到了花朵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因为他很熟悉痛苦。小孩子从来不会怜惜花朵，因为他们还没受过苦。只有历尽苦难的人们才会第一眼就被花朵的美丽所折服。当你们像我一样抵达人生后半程的时候，春天肯定会让你们产生全然不同的感受。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想当然地认为人生将会一帆风顺，逐渐才意识到你的人生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生本身都充满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空地上的蒲公英多么可爱。诚然，它们一周之后就会枯萎，但是此时此刻我只想静静地看着它们。在痛苦与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下，单纯的美丽尤其重要。美丽是希望的纹章，我们全都需要美，再严肃的人也不例外。
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艺术还有一项功能。当你孤身受苦的时候，孤独会加重你的痛苦。传统上人们希望艺术能够以较为体面且公开的方式回应他们自己的苦难。好比说理查德.塞拉的极简主义雕塑《费尔南多·佩索阿》，雕塑题目所指的葡萄牙诗人是描写痛苦的名家。这是一座很有分量的作品，世间存在这样一尊作品是好事，因为它认可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低潮时刻，如果我们的低落情绪能在公共场合得到承认，那就再好不过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也画过类似的主题。当然，表现悲苦的作品未必会令人感到抑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听巴赫的康塔塔或者莱昂纳德.科恩的歌，因为这些作品应和了我们的感受，从而救赎了我们并且缓解了我们的孤独感。爱德华·霍普的《女引座员》也属于这一类作品。画面左半边的内容是电影院放映厅里的观众们正在观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并且开怀大笑，但是画家真正想要描述的角色——也是最能抓住我们眼球的角色——却是画面右侧的这位女士。她是这幅画的女主角，光线打在她身上，因为她是悲哀的见证人。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悲哀，但是在这个充满欢笑与肤浅的场所，她似乎是私密愁苦的护卫者。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位女引座员，不得不面对一个并不承认我们的悲哀的世界。因此艺术可以作为探索个体痛苦与私密情绪的媒介。
《杜瓦塞夫人》 安格尔 图片来源：Alchetron 艺术还有一项我们今天往往讳莫如深的传统功能。在传统当中艺术一直具有警示作用。例如弗拉·安杰利科的《最后审判》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盗窃钱财、虐待儿童或者玩弄政治，那么我们就会掉进地狱，在油锅里遭受烹煮，我们的四肢会被扯掉，我们的脑袋会被砍下，我们的尸体会被各种怪物嚼碎。当然这张画作是基督教哲学的宣传品。如今的人们非常害怕宣传这个词，一听到宣传就会想起希特勒。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为宣传一词正名。所谓宣传就是为了说服人们接受某一理念而做出的协同努力。比方说一尊佛陀造像也是宣传品，但宣传的理念却非常正面，例如克己持戒，坦然承受苦难，照见五蕴皆空，等等。这件作品的用意就是鼓励人们模仿佛陀，稍微向佛陀靠近一点。这件艺术品也是毫无掩饰的宣传品。就算很多并非显然源自宗教的作品也会宣传特定思想。例如安格尔的《杜瓦塞夫人》也宣传了特定的人生态度，画面上女主人公的面容就像佛陀造像一样传达了作者的宣传意图。你会觉得这位女性律人律己都很严格，但同时又充满同情心且心态开放。无论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糟糕的问题都可以向她倾诉，她肯定不会惊慌失措，因为她很见过一番世面。画家的用意就在于让我们能略微更严肃地对待画中人物彰显的品质。
《The North Gate of the Citadel》 克利斯丁·考克 图片来源：Wikipedia
《Still Life with a Turkey Pie》 彼得·克莱兹 图片来源：Rijks Museum 荷兰静物画家经常花费大量时间来描绘柠檬，例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彼得·克莱兹的作品。我们如今花费几个欧元就能买到一包柠檬，谁也不会对它们多看一眼。这些作品问世的时候，人们刚刚开始意识到工业社会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们很熟悉工业、劳工制度与商业的黑暗面，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业社会自然也意识到了它们的危险——画面上总会有飞蛾与啃食水果的蛀虫——但是他们依然很喜欢描绘物质财富带来的欢乐情绪并且接受了消费主义的正面因素。此外静物画正是日常生活的最高体现，所谓的静物只不过是一张桌子外加一堆摆设而已，并不是国王、王后或者圣徒等等。丹麦画家克利斯丁·考克的整个艺术生涯都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绘制路边的灌木丛，河上的桥梁以及夜空。他的画面极其令人愉悦，他的绘画题材极为平淡无奇。艺术家的职责就是从平凡当中提取出不平凡，提取出在华丽气派的遮蔽之下被我们忽视的日常美好。媒体将一幅幅华丽的画面堵在我们面前，这对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很没有好处。
图片来源：Wikipedia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基督耶稣救赎你的灵魂，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与之类似的目标。比方说艺术的诸多目标之一就是推动某一个文明呈现自己的最佳风貌，让这个文明的成员变得更加成熟。假如这是你的目标，你要怎样以此为依据来安排艺术作品呢？首先要按照主题来安排展厅。“这里是十八世纪展厅”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更好的说法是“这里是表达焦虑主题的展厅”，因为焦虑是我们生活中的常量。那么艺术对焦虑有什么见解吗？涉及焦虑的艺术佳作简直数不胜数。假如让我设计一座理想的美术馆，进门的第一个展厅就是焦虑展厅，展厅里的第一件展品就是雅克路易·大卫的《贝利撒留行乞》。我们大家全都害怕失去工作，失去社会地位，沦为社会里的多余人，遭到别人的羞辱。贝里萨留曾经是查士丁尼皇帝麾下一员大将，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一落千丈，不得不向路人乞讨。就算我们没有失去工作，我们也肯定会从独立成年生活逐渐走向依赖于他人的老年生活，这幅画作精炼的总结了这一旅程的主旨。每个人都会经历由盛到衰的过程，早晚都将不得不仰赖他人的好意才能生存下去。
《白杨树》 安塞尔·亚当斯 图片来源：MoMA 另一个令我们焦虑的事实在于我们全都会死。在这种时候就不妨看一下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作品《白杨树》。当我们感到痛苦折磨以至于生命不久长的时候，总会感觉这一切都是针对你个人的。这张照片雄辩地告诉我们死亡是自然的本质。地球要经历生死循环，树木也要经历生死循环，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像秋叶一样飘落在地。这张照片并没有传递多么强烈的教化信息，但是我们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海景》 杉本博司 图片来源：http:///artist/database/hiroshi-sugimoto/ 还有一个令我们经常感到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眼界会受到周遭环境的局限。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杉本博司的《海景》，因为这套系列摄影作品能让我们从日常琐事中超脱出来。我们的心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眼前景物的影响，如果风景开阔了，我们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杉本博司将我们的视野投向海天之间，因此很能令人放松下来。不过要说起疏导缓解焦虑，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还要算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深空宇宙照片。我认为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应当悬挂一幅深空宇宙照片，这样一张照片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场合都会具有重大意义。
图片来源：Wikipedia 此外，假如我要设计一家理想的美术馆，肯定还要布置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展厅。爱情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与爱人在一起呆得时间太久，就会忽视他们的存在。我们与爱人同床共枕的第一夜如此令人激动，我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如此洪福齐天，以至于兴奋得彻夜难眠。这样新鲜的感受消失到哪里去了呢？尼古拉·皮萨诺的名画《达佛涅斯和克洛伊》就将这种感觉装瓶保存了起来。这幅画能提醒爱情曾经让我们觉得自己多么特殊。当然恋爱一定会出问题。良好的伴侣关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关系，而是能够缓和问题的关系，就好像一堆怪石尽管每一块的造型各不相同却能拼在一起形成艺术品一样。理查德.朗的大地艺术作品正是体现了不规则石块如何组成了顺滑规整的造型。当然，在我的爱情展厅里我还要展出达芬奇的人类胎儿素描画。达芬奇是个好奇心旺盛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需要知道的一切。尤其是在伴侣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的伴侣关系才会如此脆弱。达芬奇不怕麻烦，亲自探明了婴儿出生的过程。人类已经生育了千万年，但是在他之前谁也不愿花费精力研究整个过程。因此达芬奇才成为了代表好奇心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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