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隐喻实质观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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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隐喻实质观的质疑 学术界对隐喻实质的认识各有侧重，学界一般认为有两大对立的阵营，即前文所述的“赞赏派”和“贬斥派”。前者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组织我们的概念系统，以认知为中心；后者认为：隐喻仅起到变异效应，在隐喻理解中起着妆饰和情感作用。现在看来，这所谓的对立阵营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当然，前一种观点相对全面，但没有把“关关雎鸠”之类，即超越于传统词这一级阶之上的隐喻现象考虑在内；后一种比较片面，仅起到补充作用，且所谓的“变异效应”有点牵强，因为隐喻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隐喻是符号的正常运作，是意义创生的必要手段。 艾科（Eco 1984）在考察了两派的观点之后，对隐喻进行了理论的提升和归纳，有以下两点： （1）语言的起源和本质是隐喻的，隐喻的机制决定语言活动，隐喻的每一条规则或规范，都体现为一个统一的目的，那就是减少把人界定为动物，把人提升到一个具有隐喻潜势的符号性存在。 （2）语言（和一切其他符号系统）是规则制约的机制，是一台可视的机器，它规定什么短语可以生成，什么短语不能生成，并规定从中生成的短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正确的”，或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隐喻与那台机器的关系可导致机器损坏，或运转不灵，但同时也驱动语言的推陈出新。 艾科的观点算是很全面的，但他似乎夸大了隐喻的负面作用。隐喻及语言本身都是自然发生的，隐喻怎么会损及语言呢？不能为认知主体所识解的隐喻是没有意义的，而晦涩难懂的隐喻将被语言这台机器淘汰掉而不是相反。 莱考夫和约翰逊有一句名言：“隐喻的本质是以另一件事和经验来理解和经历一件事或经验。”这一定义是很有道理的，但有必要说明这里的隐喻应该是广义的，包括明喻、转喻、提喻之类，否则就难免越俎代庖。如果是归结意义上的隐喻，那么这一定义就适用于以上的所有“辞格”。 隐喻研究虽有很长的历史，对隐喻的界定也不胜枚举，但至今还远远没有定论。如前所言，隐喻理论主要有替代理论、比较理论和互动理论。现在，我们对这几种代表性的学说作一简述，并对其本身及相关的批评进行批评。 替代理论问题 隐喻似乎涉及替代关系，具体说来，这是将一个事物直接替代另一个不相干的事物，或者用不同语域（或称义域）的词语来表达另一语域的事儿。隐喻替代理论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书中说道：“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借来作隐喻，或者以属代种，或者以种代属，或者以种代种，或者通过类推，即比较。”（Aristotle 1995: Poetics XXI, 1457b）隐喻衍生了新的意义，或最终可以以词汇化来表征新的实体。应该说明的是，这新的意义是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歧义。布莱克对替代理论的界定是：“任何一种定义，如果其出发点为隐喻就是用一个隐喻性的表达替代一个与其对应的‘本义表达’，我在以后都称之为隐喻的替代理论（a substitution view of metaphor）”。（Black 1954） 不少学者在肯定隐喻的替代作用的同时，也批评它的“局限性”。这实际上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解。批评者常指责亚里士多德把意义当作实体，说它既是思想上的，也是现实中的。如果指责者了解亚里士多德对实体的分类和相关论述，就发现自己错了，意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体系中属于第二实体。另一种指责所针对的是亚里士多德对歧义和隐喻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把歧义看作是不理想的语言用法，而隐喻则是理想的。指责者认为亚里士多德不顾这样的事实：在隐喻中使用的词语在本义和隐喻用途之间实际上是歧义的。我们认为这是对隐喻，乃至语言的错误认识。这与有些逻辑学家说隐喻表现为范畴错置的观点相类似。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隐喻时，我们只涉及一个范畴而不是两个范畴。当我们说“他是一部机器”，我们说的是他，而不是另一范畴的机器。词的本义是概念的全集，而喻义只是子集。也就是，当我们说“他是一部机器”时，我们并不是说由机器外形、功能、耗油量等构成的信息集，而是说被叙述者“他”表现出机器的某种特性，如“不知疲倦”、“冷酷无情”、“不知变通”，等等。所以，隐喻表达式并没有涉及范畴的转变或错置，因此在相关语境下也不会有歧义，因为如果言者提取的意义是“不知疲倦”，那他就排除了物理意义上的“机器”，也就是说，“机器”这一词义产生了子范畴或新词义。如果“机器”通过隐喻而产生的新词义固着（entrench）下来，那么我们就会在“机器”这一义位之下发现“不知疲倦”、“冷酷无情”、“不知变通”等新义位，也就是“机器”这一词义范畴的子范畴。至于说“替代”确有问题，这可不是亚里斯多德的错，而实际上出自布莱克的不严谨。 本文节选自赵彦春教授的专著：《认知语言学：批判与应用》（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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