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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是肯定的。 德国学者威廉·冯·洪堡是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19世纪初，洪堡提出了一种理论，曰“语言世界观”。（Language Weltanschauung）。按照他的这一理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是由语言结构决定的。这种理论被概括为“语言左右思想”。20世纪初，德国学者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沃夫提出了“沃夫-萨丕尔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更明确地提出，“一个民族的语言结构决定该民族的文化结构”。 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语言林林总总，有很多种分类。例如，有屈折语、黏着语、复综语、孤立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大都属于屈折语，特点是有比较丰富的词形变化，如时态的变化。属于复综语的语言很少，只有印第安语、爱斯基摩语，它的特征是动词必须和宾语一起用，不能单独用。例如，不能单独说吃、喝，而必须明确表示吃什么，喝什么，必须说吃饭、喝酒，等等。黏着语主要有突厥语系的语言，中国维吾尔族语、日语、韩语，均属于黏着语，特点是通过词尾和句尾的变化表示语法意义。日语的语句不是按照主谓宾，而是按照主宾谓的顺序排列，动词在句子的末尾。例如，中国人说“我吃饭”，日本人说“我饭吃”（私はご飯を食べます。）在一些抗战剧里，就有一些颇具黏着语特征的表述。例如：“你的什么的干活？”“米西米西的有？”虽然都是中国人编造的，但也显示出日文的特点——动词在最后。 以日文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和思维、文化存在直接关联。日语中有大量汉字。因为，日本古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才有了文字。但日本对汉字没有“照单全收”，而是借助汉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拼音文字——“假名”。“假”意为“借用”，“名”意为字。“假名”就是相对于“真名”（汉字）的“借用的字”。也就是从文化最基本要素文字开始，日本就已具有了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文化就是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并行不悖中，发展起来的，而所谓的“本土文化”实际上也是外来的。 再以中文为例，语言和思维、文化的关系同样密切。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纪问世、因刻在龟甲上而得名的甲骨文，1899年由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在世界所有语言中，只改变书写方式，不改变本质属性的文字，只有汉字。从象形文字迄今，虽然汉字的书写方式，如小篆、隶书、草书、魏书、楷书、宋体等，历经变化，但其作为表意而非表音的本质属性，即“象形”的本质属性，始终不变。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习惯做法，就是首先在“老祖宗的辞典”里找对应的辞。例如，minister被译为“大臣”，是因为在中国朝廷，大臣古已有之。Cabinet被译为“内阁”是因为中国在明朝建立了“内阁”，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强韧和中国人思维的“尚古”，和作为文化基本元素的汉字“长寿”，无疑存在内在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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