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博物院在2013年新馆重开时，曾推出至今都能推为第一的中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等级最高的金器大展“金色中国”，该展汇集了陕西、内蒙、湖北、云南和江苏五地最重要的金器，涵盖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中五方之地，横跨战国到明清3000多年的历史，是不折不扣的超级文博盛宴。 所谓金，又称黄金，贵金属之一，色黄纯正，因此又称“黄金”。金储量很少，因此非常珍贵，其耐腐蚀，既不与水和氧反应，也不与酸、碱作用，化学性质极为稳定；延展性极佳，非常适宜制作具有精细工艺要求的饰品和器皿。金银器拥有天然艳丽的色彩、炫目耀眼的光泽、富丽堂皇的魅力，加上人类工艺的精心琢饰，使之具有了财富和艺术的双重价值。战国以前，中国的金银器大都是形制小巧的装饰品，基本未见容器及其他器皿出现。进入战国以后，尤其是在远离中原的东南地区，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金器突破了装饰性的附属地位，独立的金质器皿诞生，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形成了与中原北方金银器在使用功能上的差异。 中国古代金银器皿率先兴起于长江流域，而不是传统上认为发达的中原地区，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由中国金银矿藏的分布决定的。长江流域的楚地自古以来便以生产金银而著称，《禹贡》中已提及楚国出黄金。据考证，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下限约在公元前433年或稍后，正处于战国早期，从该墓出土的竹简可知，战国早期曾（随）国与楚国关系十分密切，实质上已经沦为楚国的附庸。该墓出土物极为丰富，其中的5件金质器皿是迄今所见最重要的先秦金质器皿，代表了当时金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蟠螭纹金盏、镂空龙纹金匕，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蟠螭纹金盏为盛食器，口径15.1厘米，高10.7厘米，重2150克，含金量约99%，有盖。盖顶有四柱支撑的环形提钮，盖沿有三个等距的衔扣，盖面四周饰蟠螭纹、綯纹、勾连雷纹，具有显而易见的荆楚特征。盏平口，口沿外侧有对称环耳，饰一周凸起的细密蟠螭纹，三足作向外弯曲的倒置凤首。出土时，盏内尚置镂空龙纹金匕一件，此专为从汤中捞取食物之具，匕首端呈椭圆弧形，通体饰透雕镂孔对称变形龙纹，柄身长而扁平，微弧，通长13厘米，重56.45克，含金量达87.45%。 （蟠螭纹金盏、镂空龙纹金匕，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金盏器形别致、庄重美观，为中国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重最大的一件。其铸造工艺极为复杂，钮、盖、身、足分铸，即器身与附件分别作成，然后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与当时青铜器的铸造方法几乎毫无二致。器物表面铸造的纹饰也特别精致入微，尤其是蟠螭纹上浮雕出的尖状云纹，看上去细如毫发，其铸工之精，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中原铜器上的类似纹饰，是已知早期金器皿和战国黄金浇铸技术的顶级杰作，被定为一级甲等，是名副其实的国宝文物。 这件墓中所出金器盖，未见器身，呈圆拱形，直径7.5厘米，高2.2厘米，重157.35克，含金量85.66%，盖面以麻点纹为地纹，中心有一个衔环钮，内衔一圆环，围绕环纽饰数圈变形龙纹，变形凤纹、重环纹、斜角云纹等纹饰。 （战国龙凤纹金器盖，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何以该物有盖而无身？对此问题，有过各种猜想，比如曾经被盗，比如下葬时被亲属拿走之类，但也仅是推测，没有实际的证据。当初发掘时，曾在主棺近旁，又发现了类似铜器四件，开始也以铜器盖称之，但同样不见器身。为了解开这些疑团，专家学者进行了考证，认为“器盖”之名不确切，应更名为“镇”——镇席之物。在高架家具传入中国之前，人们一直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子也一直是古人们常用的生活用具。用藤子、芦苇、蒲草或竹条编织的席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时席子还会移动，因此四角常用镇来压住。既然是席镇，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器身”了。按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湖北省博物馆展出该器时已标为“金镇”，不知何以这次南博的大展，依然将其命名为“金器盖”？！ 战国时期金银容器非常少见，因此这件双耳素面金杯颇显珍贵。其高10.65厘米，口径8.1厘米，底径6.3厘米，盖径8.2厘米，重789.9克。由器盖和器身组成，敞口，方唇，束腰，平底，器壁较厚，口沿外侧有对称环耳。盖面呈半球形，略大于器口，盖边内沿有3个等距离的衔扣，正好卡在杯内。 （战国，双耳金杯，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此器内弧似矮青铜觚般的器身，隆凸的器盖弧面乃至光素无纹的器表组合在一起，在视觉上给人以怪异甚而陌生的感觉，为已知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金质器皿之一。 别看曾国不大，曾侯乙也只是战国时代的小国国君，可是他的墓却是一个无以伦比的聚宝盆，其墓东室出土的这20个木陀金弹簧器，经鉴定，弹簧由黄金与铅锡合金制成，长二尺多长，直径仅为0.2毫米，质地较软，虽有弹簧的外形，但实际上并无弹性，出土时缠绕在纺锤形的器具上，这不免令人疑惑，当时的工匠们制作金弹簧是干什么用的呢？ （战国，金弹簧形器，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众所周知，黄金具有良好的延展性，但像这般把黄金抽成直径0.2毫米的金丝，再卷曲成有一定韧性的弹簧，这种工艺在此之前相当罕见，说明战国时期对金银性能的认识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制造工艺中抽丝、制簧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这些带钩为曾侯乙生前实用之物，出土于他的腰间，皆黄金铸成，长4.4厘米，宽1.4—1.6厘米，含金量均达90%以上，鹅首形，长颈扁喙，虽素面无纹，但制作甚精，器表洁净，灯下闪闪发光。 （战国，素面金带钩，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春秋时期言财富多以粟、马匹、宝器计之，诸侯之间礼聘以及馈赠、赏赐，也多用布帛，虽然也有用“金”的事例，但多是指铜，少见特指为“黄金”的。战国以后，出于社会储备和支付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黄金在社会上层经济生活中逐渐取得了财富中心的重要地位，以黄金计财不胜枚举。黄金的职能不再仅仅是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实际起着各国之间共同货币的作用，可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时期，作为货币尤以楚国的黄金流通最盛行，有“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的说法。 （战国，郢爰金版，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楚国黄金货币有金版与金饼两种形式，金版，即外观扁平的版型金币，亦称版金。这件郢爰金版平面大体作长方形，上部呈不规则弧状，长10.4厘米，宽7.09厘米，重466.3克。上用印凿打钤印文“郢爰”46个（其中有半印11个），皆同一方向排列。郢爰使用时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然后用天平称量支付，因此，其流通尚属称量货币范围。整块金版为一次铸成，大宗交易可以使用整块，也可以说又具有黄金铸币的性质。 （战国，郢爰金版，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郢是战国时楚国的首都，最早的郢在今湖北江陵，战国后期为秦所逼，迁都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仍称“郢”，“爰”是称量的意思。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称为“印子金”，将其上印记误读为“刘主”。清末金文学家方浚益父子称为“郢爰”，吴大澂称其为“郢爰”金币，至此“郢爰”为楚国金币遂成定论。 古时候，人们使用结绳系带来固定衣服，后来随着皮革进入生活，其不仅用于制作盔甲，也用于制作腰带，但革带无法打结，于是金属与非金属的一种装置应运而生了，它的使用方法为：即将钩尾固定在革带上，钩头勾住钻有孔眼的革带另一端，靠人体的张力束腰。革带上配的钩就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叫做带钩。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玉制的带钩。
（战国，错金鹰首铜带钩，1953年自陕西省大荔县收购，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件错金鹰首铜带钩，通体简洁明快、钩首高昂，头形较小，钩身较宽，阴刻细线错金纹饰。在钩面两侧的边沿和钩首颈背两侧的边沿切削成微微的斜坡度，既对称得体又平整美观，钩背有圆形钮。该器保存完整，工艺精美，制作考究，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科学价值，是研究战国时期青铜错金工艺和衣饰配件的重要实物。 绝大部分带钩的形体虽然很小，但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史记》中有“管仲射钩，桓公以霸”的记载；《庄子》也曾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名言流传于世。
（战国，鎏金银带钩，江苏省涟水县三里墩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这件鎏金银带钩为战国时期流行的琵琶样式，长12厘米，重275克。一端为兽头形钩，一端宽并呈圆弧状。整体造型为一浮雕状蹲坐怪兽，前肢抬起收于胸前，胸向前挺，形体丰满，以中轴线分割成型，采用分层迭加的装饰手法，立体感甚强。兽面鼻梁两端的双眼最为突出，眼球浑圆透空，原镶有黑色玻璃小珠。在装饰工艺上，此金带钩除了镶嵌玻璃装饰外，最突出的还是錾花工艺的运用。 |
|
|
来自： gddx02302 > 《中国古代金器大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