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敦 原名张东旭，1982年生于河北枣强，现居石家庄，写小说与剧本，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 官 厅 牛卧在圈里，庞大的身体占据大部分空间，见我进来，连忙起立，算是打了招呼。牛圈分为两部分，东边是牛的卧室，西边是一屋子麦糠。我掀开西间的门帘，里面黑得要命，爹没有装电灯，反正他什么也不怕。离门口近的麦糠早让牛吃完，我只能翻过横放在门口的破门板深入房间，摸着黑，把麦糠扒拉进大筛子。我有点害怕，太黑，好像有什么埋伏在旁边。每次做这件事我都要把心一横，好像冒着很大风险。 我端着麦糠，站在牛屁股后面，把筛子晃来晃去，尘土纷纷扬扬。我把麦糠倒进牛槽，然后习惯性地抓住牛脖子下那块皮，多么柔软。这头牛曾目睹鸡毛背着筐走上胶泥台，像采蘑菇那样，捡走了所有砖头。 鸡毛和我有过节。这一点，我必须讲明白。 鸡毛是我家的常客，他经常趿拉着布鞋，摇晃进我家的院子，随意坐在一条板凳上，和我爷爷聊天。我爷爷作为一名瘫痪多年的老人，极度渴望与人交流。与鸡毛聊天，成为他最为热衷的事情。 鸡毛来和我爷爷说话时，必要抽烟。我家有的是烟，那是我爹买给铲皮的人抽的。铲皮的人在南墙根下排成一排，弯腰苦干。他们干上一会儿，就要坐下来，围着一张小桌喝茶抽烟，茶是茉莉花，烟是官厅，都是东家提供。鸡毛进门，首先向铲皮的人打声招呼，弯腰在小方桌上摸一把，捏着一盒官厅，大大方方地迈步走向北房的檐下。我爷爷正在那里一边沐浴阳光，一边等待老伙计的到来。 这两人虽相差十岁，但都已同属老年人的行列。鸡毛虽刚年过六十，却看上去比我爷爷还老。他是个大烟鬼，一抽起来，好像把自己点着了，浑身冒烟。这两人是叔伯兄弟，关系亲密，有共同话题。关于鸡毛为什么叫鸡毛，爷爷自然心知肚明，当成笑话讲给我听—— “你看鸡毛这鸡巴样，长得难看，脾气也坏，家里穷得连狗都养不起，自然娶不到媳妇，光棍打到三十多，实在熬不住，就去日牛。那时牛都是队上的，哪里能随便日，被群众抓了现行，闹到大队里，支书开了大喇叭，说有个人奸污大队的牛。他觉得很没面子，想要去死。那时候人一想死就去喝卤水，好像卤水不要钱似的。他也不是真想死。要是真想死，就该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喝。他偏偏在大队开会的地方喝。那么多人眼睁睁看着他干了一大碗，还以为他在喝水，最后他把碗一摔说，我喝卤水啦。大伙儿不能让他死，把他按倒在地。有个老人见多识广，吩咐人找来一根鸡毛，沾上鸡屎，伸进他嘴里搅和。在所有的屎中，鸡屎最臭，远超人屎，只有猫屎能与之相比，但猫屎不好找，鸡屎遍地都是。鸡毛抗不过鸡屎，开始吐，不但把卤水吐个干净，连早起喝的两碗粥也吐出来，吐到最后，苦胆汁喷一地。从那天起，大伙儿都叫他鸡屎。后来，大伙儿觉得鸡屎不好听，每次叫他，总觉得臭烘烘的，就改叫鸡毛了。” 爷爷的话带给我两个难以接受的信息：第一，牛是可以日的，至于怎么日，我还要研究研究；第二，鸡毛沾上鸡屎是可以救人一命的。 鸡毛自杀未遂后，否极泰来，终于娶到媳妇，是一个邻县的傻女。傻女总爱无缘无故地笑，从不与人交谈。好在她能生养，给鸡毛生了个儿子，就是马可尼。 我认真听过鸡毛与我爷爷的谈话，大多是陈年旧事，家长里短。我多么希望他们聊一聊喝卤水的事啊。可惜，他们从来不提那件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在鸡毛身边走来走去，口口声声叫着爷爷，关系可谓亲密，没想到，他竟然在一个下午跟我翻了脸。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那天下雨，到下午才晴。下雨不用上学，因为学校很破，不但漏雨，还有可能被雨浇塌。我和胖岭无聊得厉害，就去地里玩。路过菜地，发现胡萝卜不错，想拔两根尝尝。怎奈萝卜缨子太过脆弱，揪住一拔，总会扯断，连续拔了好几根，总算拔出两根。我们什么都爱吃，随身带着小刀。我们站在菜畦里，埋头削胡萝卜。这时，身背大筐的鸡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只听得一声断喝，吓得我差点削到手指头。 “好啊，你们偷胡萝卜吃，我日，拔断了这么多，是你们家的地吗？不是吧？啊，谁教给你们这么干的？啊，这叫偷！知道不，这叫偷！像你们这样，长大就是小偷！这胡萝卜长这么大容易吗？你们拔不出来，不会挖吗？你们看，浪费了多少？萝卜缨子到处都是！你们这俩小王八蛋，兔羔子……” 我们被鸡毛义正辞严的训斥压得抬不起头。他好像根本不认识我，吐沫星子喷洒下来，犹如天空飘起毛毛雨。这段训斥无比漫长，鸡毛把我们当成真正的小偷，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好不容易，他把该骂的全部骂完，转身走向大路。我和胖岭一屁股坐在泥地里。转头一看，胖岭脸上挂满泪水。 我指着那个背影说：“鸡毛，我操你妈。” 第二天，鸡毛出现在我家的院子里，坐下来，照例把自己点燃，喋喋不休。他看见我，于是提起昨天的事。爷爷听了，挥舞起拐棍，让我过去。我不是傻子，知道一过去就要挨打。爷爷的拐棍很硬，他出手也快，难躲难防。我站在圈外，“爷爷，不就是一根胡萝卜嘛。” “偷胡萝卜也是偷，你过来，我不打你。” 爷爷和颜悦色，慈悲为怀地看着我。鸡毛抽着烟，笑眯眯地装出事不关己的样子。我走过去，以为爷爷会摸摸我的脑袋，慈祥地说：“孩子，下次别偷胡萝卜了。”没想到，他老人家的拐棍横扫过来，电光火石一般，直奔我的腿肚子。我连忙来了个旱地拔葱，可已无济于事，拐棍正打在脚脖子上。我负伤落地，连爬带滚，远离了爷爷。幸好他是个瘫子，没有追将上来。我忍着疼，一瘸一拐地走到爹娘干活儿的地方。 “爷爷打我了。” “没打坏吧？”娘问。 “没有，挺疼的。” “你揉一会儿就不疼了。” 我坐在地上揉了好大一会儿。鸡毛笑呵呵地飘然而去。爷爷看见我爹：“墩子偷人家胡萝卜，都成小偷了，你该打他。” “不就是一根胡萝卜嘛，不值得打孩子。” “你过来下。” 我本想提醒爹不要过去，话未出口，爹已大摇大摆地凑到爷爷近前。果不出所料，爷爷使出那招“秋风落叶扫”，拐棍结结实实地打在爹的腿肚子上。爹疼得哇哇大叫。 我无法原谅鸡毛。我决定浪费一盒官厅烟，让鸡毛尝尝久违的味道。那些铲皮的整日没命地抽这种烟，看我站在一旁，抱怨说：“别人家都给抽迎宾了，你爹怎么还给我们抽官厅？”我知道，官厅烟不带过滤嘴，抽起来很冲，而迎宾烟带过滤嘴，看上去高档很多。对他们的话，我一概不理。等他们喝饱抽足，又撅着屁股铲起皮来，我偷偷把一盒官厅揣进兜里。我动作远不如鸡毛熟练潇洒。 院子里有鸡，自然也有鸡屎。阳光灿烂的日子，鸡屎落到地上，很快晒干。我拿木棍夹起鸡屎，放进破碗，两块，该够用了吧。下面的步骤很简单：将鸡屎捣碎，烟卷中的烟丝掏出一半，烟丝与鸡屎混合装进烟卷中。我敢保证，这种官厅烟，谁也没抽过。 鸡毛再次登门之时，我极为热情，主动把官厅递给他。他有点意外，认真地看我一眼。我的样子十分恭敬。鸡毛肯定认为，我在为胡萝卜事件表示忏悔。他接过那盒官厅，摸了摸我的脑袋。他的手从我眼前掠过，黑如焦炭，仿佛常年不洗。我不停地摸着头发，总觉得很脏。我只好去洗头。 等我洗完头，鸡毛的第一根烟即将抽完。他举起黑色的手，冲我摆了摆。我过去，听他说，“墩子，你爹不地道啊，怎么买假烟让人家铲皮的抽呢？”我说：“假烟？”他把烟头扔掉，又点上一根，递过来，“你抽抽看，这味儿，臭的要死，还不是假烟？”我哈哈大笑，“这是真烟，我在里面加了点东西。” “你加了什么？” “鸡屎。” 鸡毛听罢，一声惨叫，把手里的烟扔出老远。操，你个小兔崽子！他骂着跳起来，急速向大门口走去，边走边吐。突然，我的后背挨了重重一击，爷爷的拐杖砸了过来。我急忙跑到爷爷的攻击范围之外，忍着疼，继续哈哈大笑。 时隔多年，鸡毛再次尝到了鸡屎的味道。按理说，他对那味道刻骨铭心，怎会品尝不出？我把剩下的烟放回小桌，让铲皮的人抽吧，谁让他们老取笑我的名字。他们每看见我，总是喊一声，“墩儿——” 晚上，爷爷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爹。爹也哈哈大笑起来。爷爷生气地说，“你不揍他？”爹说，“他干得好啊，这回鸡毛就再也不来白抽烟了。”最善良的是我娘，非拖着我去给鸡毛赔不是。她端着一大碗鸡蛋，要送给鸡毛。以往我打破了别人的脑袋，娘也会这么做。在我们这里，鸡蛋是最好的礼物。 鸡毛家里灯光昏暗。在这晚饭时间，他还在炕上躺着，他的傻媳妇独自坐在饭桌前，边吃边笑，搞得我也想笑。娘说，“叔啊，小孩子不懂事，你别生气！”鸡毛突然嚎啕大哭，吓得我差点逃跑。娘也被吓到，不由得后退几步。鸡毛的傻媳妇又笑了几声，但这笑声不堪一击，很快被鸡毛的哭声覆盖。娘说，“叔啊，别哭了，快吃饭吧。”她把鸡蛋放到饭桌上，拉着我匆忙离开。 与爹说的一样，鸡毛再也不来我家。爷爷非常难过，好几次让我去请鸡毛。我走出门，在大街上转一圈，回来告诉他，鸡毛很忙，没空过来。爷爷失望得老泪纵横，骂我是个杂种。我很生气，躲得远远的，盼他快点死掉。不光我，爹、娘以及姐姐都盼他死。就这样盼着，盼着，爷爷果然不负众望，于某夜悄悄驾鹤西去。院子里搭起灵棚，我们跪成一排，看上去都很难过。鸡毛跑来，在我爷爷的尸体前摸爬滚打，嚎啕大哭。 这哥俩的感情还挺深。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花城》2017年第4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 创作谈 － 塔楼上的哭声 ——《哭声》创作谈 文 / 张敦 两年前的八月，我住在一座核桃园里。主要工作是看守核桃树上的果实，十分无聊。在一处高坡之上，建有碉堡似的塔楼，我住在塔楼的二层，四面全是窗户，望出去，漫山遍野的核桃树。正值酷暑，阳光猛烈，热气难当，只好不停地泡茶喝。和我同住的那位兄弟整天用手机打游戏，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白天看书，晚上用笔记本电脑看电影。电影只能晚上看，因为白天室内光线太亮，屏幕变得黯淡无光。如此持续了几日后，总觉得自己在虚耗时光，为何不写篇小说？或许，只有写作能让我安静下来，解除心中的焦虑。于是我白天在本子上写，晚上敲进电脑里。二十多天，写了三万多字，就是这篇《哭声》。 核桃园位于邢台的丘陵地带，而我所写的故事，发生在衡水的农村，二者相距一百多公里。每天早晨，我站在高高的塔楼上，遥望家乡的方向，思绪跳回二十多年前。农村少年总要面对各种活计，当年我整天牵着一头牛走来走去。后来见到一个成语，牛角挂书，不由得心领神会地一笑，这说的就是我嘛，那时我总把几本故事书装进塑料袋里，挂在黄牛的犄角上，牛吃草，我躲在道沟里看书。典故中，那个叫李密的古人更加装逼，骑牛横穿闹市，若无旁人地读书，还故意冲撞了大官的仪仗队。我的牛不能骑，只能用来拉车或者耕地，所以我和牛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亲密得犹如家人或朋友。 其实这篇小说的重点不是写我的牛，而是写我的邻居。小说中的鸡毛，在现实中确有其人，我叫他良义姥爷，他是我娘的堂叔。我上小学的时候，他突然喝农药死了，就死在我经常看书的道沟里。这件事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我与良义姥爷，仅仅是熟悉，并不亲密，所以他的死只能带给我震撼，没有悲伤。除了震撼，还有恐惧。他死在我经常拴牛的地方，而他死后，躺在离我家几十米远的门板上，他的儿子，也就是我那个不争气的舅舅（小说中的马可尼），大放悲声，连哭三天。 关于我这个舅舅，也是很有意思的人。在我眼里，他极为聪明，总能搞到钱，买好吃的。曾经多次躲在被窝里吃罐头，被我良义姥爷当场抓获。他不爱干活，成天捣鼓无线电，外加小偷小摸。都说我良义姥爷是被这样的儿子气死的。当年我也认可这一观点。现在想来，锅不能让马可尼一人来背，我良义姥爷身为父亲，身上并无值得称道的品德，儿子长成那副德行，也在情理之中，都怪他心胸不够宽广，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难道想通过自己的死逼迫儿子走上正路？由此推断，他没必要去死。难道他的死还另有原因？这答案大概只有他本人清楚了。 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中，总有一些像马可尼那样的青年，他们离经叛道，好吃懒做，被叫做二流子，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笑料，更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想写个农村的故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我那个舅舅。由此可见，这样的人天生就吸引写作者的目光，因为相对于那些平庸的而乏味的庄稼汉，他们的身上更有戏。当时我写的那个小说非常短，作为初中生，写一千字以上就觉得很长了。我写马可尼在被窝里吃了个罐头，而后甜美地睡去，梦见自己发了大财，躺在钱堆里。故事的结尾，他醒了，感觉非常失望，只好又吃了个罐头。那时候，我认为罐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而被窝，是世界上最舒服的地方，没有比在被窝里吃罐头更惬意的事了。 那些年，村里的人都在拼命挣钱，发家致富是生活的主流，而我良义姥爷父子，好像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异类。我现在认为，导致良义姥爷自杀的，正是让人无比沮丧，又无力改变的贫困生活。他并不是积极向上的人，自己的儿子更是颓废，老婆是个傻子，没心没肺，这家人被如蜜蜂般勤劳的人们所包围，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在淳朴的农民的眼里，贫穷不见得是一种耻辱，却是会被人嘲笑的事情。 我住在塔楼上的二十多天里，不断往返于回忆与现实之中，胶泥台、村里的大街、胡同、院子……这些场景都是真的，我让良义姥爷短暂复活，并给他取了外号。他真实的外号在死后而得，叫傻良义。一个人选择喝药死去，确实有点傻。而他的儿子，因为精通无线电，将他的葬礼办得有声有色。现实情况是，马可尼并没有失踪，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爹自杀后，他的生活也是一段传奇，当然那是我另一篇小说的故事。 我原本的设想是，详细记录一次乡村葬礼的过程，葬礼结束，小说也就结束了。可最后发现不行，葬礼结束后，故事好像刚进行到一半，不该结束，只好一直往下写，竟然写到三万多字。在塔楼里，我曾把小说的片段念给同事听。那是晚上，为了不招惹蚊虫，我们没开灯，仅有的两处光源来自笔记本电脑屏幕和同事手中的烟头。终于写完的那天，已临近回家的日子。 因为牛的存在，这篇小说原本的题目叫《牛魂》。后来我看了一个韩国电影，罗宏镇导演的《哭声》，故事情节也是神神鬼鬼。我喜欢《哭声》的故事，索性就把这篇小说改名为《哭声》了。这一改，就显得洋气多了。 关注《花城》杂志 独立精神 人文立场 新锐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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