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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尔弗雷德·加德纳 我正沿着海滨大道走着，忽然遇上了急促的阵雨，可是，我并没有撑开我的雨伞。实际情况是我不能打开那把伞。首先，那伞架根本就撑不开，再说，即使能撑开，我也不能真去举着那么个玩意儿，因为我不愿举着那么一把像伞不成伞的鬼东西在人前露面的心情。实际情况是，那根本不是我的伞。对于那位伞的主人我现在真十分盼望他能有机会读到这篇小文章。他拿走了我的丝绸雨伞。我便只好拿了他作为交换留下的这把布伞。我猜想他准也打着我的那把伞正得意洋洋地在海滨大道上溜达，他要是看到了手里捏着他的那把该死的破伞，浑身还给淋得透湿的这家伙，准不免会对他投以轻蔑的眼光。我敢说那流氓在看到这个破玩意儿的时候，一定忍不住暗笑了。“啊，”他高兴地自言自语说，“老伙计，那一回我对你可是不客气了。那玩意儿我可知道。你就是玩命儿也撑不开它。而且收起来鼓鼓囊囊像个大口袋。啊，你再瞧瞧这把……” 可我让他去昧着良心自鸣得意吧。他正是那种我愿意叫他是缺乏雨伞良心的家伙。你明白我讲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决不会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伪造支票，或是撬开别人的钱箱。可是他却总爱跟人交换雨伞，或者借人的书总忘了归还，或者遇有机会便要跟铁路局开个小玩笑。实在说，他为人绝对诚实，决不让自己的诚实遭到严重怀疑。也许他只是随便一伸手从理发店的伞架上拿走了你的雨伞。他明白，不管怎么着，反正不可能抓到一把伞比他自己原来的更坏。他却有可能抓到一把稍好一些的。一直到走出很远以后，他也没正眼看看他手里的那把伞。然后，“我的天哪，我拿错了别人的伞，”他说，露出一脸吃惊的神色，因为他实在愿意感到自己是弄错了。“啊，你瞧瞧，现在再回去也是白跑。他肯定早走了。哎，好在我，把我的一把留给他了！” 就这样，我们跟自己的良心捉着迷藏。光是不让别人抓住还不够；我们也决不愿让自己抓住了把柄。有许多人一向为人清白，在一般情况下，谁都认为他为人无懈可击，实际也都免不了有点缺乏雨伞道德。 要说到书籍，谁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我记得几年前一位著名的牧师兼文学批评家去世了，他的藏书被公开拍卖。真是琳琅满目，全是些难得的珍本。他原是研究十七世纪文学的一位权威，那些书主要也全是有关那一时期作家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书上全都印有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图章。他把那些书借去后，一直也没有个适当 的机会把书还回去。它们于是便像法院的案例一样在他身边积累下来。而他可是一位神职人员，讲起道来说得头头是道，这一点我便可以作证。而且，您如果一定要逼着问我，我怕也得承认，硬要让一个人交出一本他真正心爱的书，的确也是一件难事。 说真话，关于书籍，只有我认识的一位先生所奉行的一套原则是唯一稳妥可行的。有一天有个朋友找他借一部书。“实在抱歉，”他说，“我不能借给你。”“你没有吗？”他的朋友问他。“有的，我有那部书，”他说，“可是我早定下一条规矩决不把书借人。你瞧，借书的人是从不肯还书的。这一点凭我自己的经验我也完全知道。来，你跟我来瞧瞧。”他领着他到他自己的书房去。“你瞧，”他说，“总共有不下四千部。没有一本不是借来的。”可别借书给人，可别。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最亲近的朋友您也别相信。这我知道，那套《吉尔·布拉斯》哪儿去了？嗯？还有那套《西尔维奥·柏利科》？还有……还去念叨那些书名有啥用呢……他知道。他知道。 还有帽子。有人就专门跟别人换帽子。这可是不可原谅的。这可是越出了那诚实与不诚实难以区分的良心的模糊边缘了。谁也不可能戴上一顶别人的帽子会心里没数。可就有人这么干。我有一次在吸烟室把一顶丝绸帽子挂在帽钩上。等我去取的时候，帽子不见了。挂钩上也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丝绸帽。弄得我只得光着头穿过皇宫大院和白厅再去另买一顶。我一直总纳闷儿，不知是什么样的一位先生手里拿着自己的帽子，头上却戴着我的帽子走了。 当然，也可能拿走我的丝绸雨伞的那位先生的确是拿错了。也许他要是知道雨伞的主人是谁，他就会一再抱歉把雨伞送回来了。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就拿错过别人的伞——常常拿错。我希望我可是不存心，可这谁又说得准呢？天知道，我现在仔细想想，那把丝绸雨伞也根本不是我的。那是我有时吃亏、有时占便宜的一连串交换活动中暂时留在我手中的一把。我毕生最难忘怀的一次换伞事件发生在一位阔佬的家里，那天我被邀去参加一次宴会，给一批政府官员作陪。那会儿是在夏天，天晴无雨，所以其后有好几天我都没有必要拿伞。接着忽然有一天，我们全家全都惊惶起来。在我们的伞架上发现了一把镶有金箍和金穗的雨伞，上面还刻有某位政治家的名字。在这之前，我们家从来就不称这种超级雨伞。面对着它的灿烂金光，我们是既感到自惭形秽，又感到恐惧不安——使我们自惭形秽的自然是它的豪华气派，但它的出现本身便使我们十分惊恐。我真感到我是在正伸手要偷盗不列颠帝国的时候被人当场抓住了。我马上匆匆给伞的主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十分钦佩他的政治活动，我可从来没想到要偷盗他的雨伞；然后雇了一辆马车，拿着伞和信立即向最近的一家差役服务站赶去。 他对这事的态度十分客气，在还回我的雨伞的时候，他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是呀，”他说，“在一位看上去十分高贵的先生拿着帽子硬往我头上戴，另一位看着很高贵的先生要给我穿大衣，第三位看着很高贵的先生往我手里塞雨伞，第四位看着很高贵的先生把我往马车里塞的时候，我压根儿也想不到手里捏着的是个什么。那一群高贵的仆人已弄得我晕头转向，不论他们塞给我个什么东西，我也不会拒绝的。” 必须注意，这完全是因为伞上刻有名字才使这个局面最后没弄到不可收拾。这是对付那类缺乏雨伞良心的家伙的最好办法。我看到他，暗自高兴地斜眼偷看他换来的那把伞，忽然他看到了伞上的名字和地址，于是自认为一向为人正直的深刻信念便出面指导一切了。经过了今天的这番经历，我想我一定要在我的雨伞上刻上名字了。但绝不是立在墙角儿的那个鼓蓬蓬的玩意儿。谁能替我把它解脱掉我都不在乎。任何人愿意要它，快拿走得了。[阿尔费雷德·乔治·加德纳（1865－1946），英国新闻记者、散文家、传记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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