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囹厚禄1918年，卢焘的母亲70大寿，湘西辰州各界筹集了2万银元作为 寿礼前去 祝贺，卢焘再三拒绝，分文不收，全部退回。1921年冬，卢焘代理贵州省长后，何应钦开列了总司令兼代省长月薪及各项开支预算单请他审批。计有：月薪500银元，加上交际费、 马夫费、服装费等等合计3000银元。卢焘看后，用手中正拿着的点水烟的纸捻，把第二项以下一项项地点穿成洞。并说，500银元全家都用不完，哪能要那么多。过后，他对朋友说：“如果那时我要那么多钱，下面一连串的人都将效法去发财了，这是贪污行为啊！”1932年，云南某商人因卢焘协助他做买卖，得了好价钱，因而送了2万银元给卢焘作为酬谢。卢焘个人分文不用，将1万银元捐赠淞沪前线，支援第19路军抗日；另1万银元捐赠给广西省政府，修筑桂黔公路。 安住平房民国年间，在贵州当过总司令、省长或在外做过大官的人，几乎都用巨款修建自己富丽堂皇的公馆。如刘显世、袁祖铭、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有公馆，惟独卢焘没有修建公馆。卢焘在贵阳安家落户，数次搬家，住的都是普通平房。1913年，卢焘第一次把家属从广西宜北老家搬到贵阳时，租住公园路一间平房。不久，全家搬到昆明，后又搬回广西。1914年，刘显世电邀卢焘到黔，卢又把家搬到贵阳，从此基本上长住贵阳。开始，借住于公园北路冯松生家里，冯是在龙州时相识的故交。不久，又搬到双槐树段家，因卢曾参加过护国运动，段家怕受连累，逼卢搬家，于是只好在省府后街买了一大间平房。住了几年后，家属又随军搬到铜仁和湘西辰州。1920年，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全家住在贵山书院公房。1922年，袁祖铭率“定黔军”回贵州夺权，卢焘引退，全家搬出公房，先后住在冯松生家、次南门大马槽邓绥琪家和金井街朱汉吟家。 1928年，贵州省长周西成为挽留卢焘长住贵阳，除了赠送金锁桥边一亩多地作卢葬母茔地外，又在金井街朱家隔壁，代买旧房五间，给卢家居住。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金井街房屋全被炸毁。最后卢焘在北郊小宅溪的半山寨，买得三间农民的旧平房和屋侧一小片菜地，并起名为“半日山庄”，是以抗战期间全家常到此躲避空袭半天而命名。后来，卢焘把环境略加修整，旧房侧面，增建三小间矮房，作为他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兼会客室。另外修一间作为老太太念经拜佛的经房，房前西侧开辟一小片菜地，五口之家，蔬菜可以自给。他又把东侧原来的柴门，改修为传统式的朝门。朝门上悬挂他亲自书写、木刻的“半日山庄”四个大宇。门两边贴有一副对联：“身亲垄亩田陌事；人在锄镑烟水乡”。围墙边沿，植树栽竹，桃李相间。半日山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坝，住在那里，可以饱览田园风光。卢焘说：“我住在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新鲜，可与农民共享田园之乐，胜过城里的大官别墅。” 在堂屋里，卢焘亲笔写有两幅对联。中堂的对联是：“栽柏成柏，栽松成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堂屋两边的对联是：“衣食最难，为人切莫偷安，偷安即成困境；福禄不大，处世要能耐苦，耐苦自见坦途。”卢焘既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也久经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常说：“为人要有志，处世要谦恭，治学要专心，生活能耐苦，办事要公道。” 卢焘虽住郊外山村，可是军政要员、社会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和他常来常往，宾客不断。达官贵人来访，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黄包车，而卢焘进城往返，从来不坐黄包车。不论早晚，也不管急事要事，他都是健步行走。有个家乡青年在闲谈中问他：“太公，你年近古稀，每次出门为什么不坐黄包车？”卢焘笑答道：“坐黄包车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但我是健康人，为什么要让别人的双脚代步呢？这无异是叫人背你走路，其心何忍啊！何况自己步行，还可以锻炼身体嘛！” 卢焘年近古稀，仍苦中作乐。1949年春节，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能咬菜根方是汉，安居漏屋乃称贤。” 在闲谈中，家乡人曾问过卢焘：“寿公，人家当总司令、省长都有公馆，你为什么不修建卢氏公馆呢”？卢焘却回答说：“当总司令也好，省长也好，不是当一辈子，最终还是平民百姓。那些公馆还不是用老百姓的钱财来修的，子孙后代不能坐享其福，必须靠自己奋勇创业才是。”卢焘的言行，给予了后辈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不信迷信重义气1923年，卢焘的母亲去世，暂时浅殡于贵阳六广门外普昭寺背后，打算日后迁回家乡安葬。卢焘坚辞高官不就，回家服丧， 守灵 100天，人们都称他为孝子。他很想离开贵州回广西，省长周西成得知他的打算后，便将大西门 金锁桥南侧的一亩多地赠送卢焘作葬母坟地，并吹嘘这块地的风水很好。可是，有一位阴阳先生则说这块地不好，一眼望去正是城墙 垛口，犯“ 锯子煞”。此话传到周西成耳里，周西成十分气愤，便将这位阴阳先生予以严惩。周西成的用意很明白，如果卢焘将母亲葬在贵阳，他就可以留住贵阳，今后周西成就可以得到卢焘的协助。卢焘很重义气，他不信阴阳先生那一套，同意将母安葬于周西成的赠地，起名“慈母园”，意为不忘慈母的养育之恩。坟墓全用省内外友好的军政要人、社会名人的悼言、挽词刻就的小石碑围砌而成。“慈母园”三个大字和大门对联、 墓志铭，是70高龄的大 书法家 严寅亮的手笔。“慈母园”大门的楹联是：“ 春晖寸草夜郎道，明月梅花慈母园。”后来，卢焘在慈母园内修建一栋三间两层楼房，以便留人看守母亲坟墓，房后青松 翠柏，房前河水环绕，风景优美，且邻近城边，进出方便。卢焘遇害后，也葬于“慈母园”。 帮农民争水1946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所谓的制宪会议。卢焘作为广西的社会贤达之一，应邀参加会议。广西省参议长蒋继伊特请卢焘以私人名义去找当时任粮食部长的谷正伦，要求减轻广西的粮食负担，卢焘欣然应允。他到南京后，先写信给谷正伦，然后又亲自去拜会，说明广西曾经沦陷，捐失惨重，又连年遭受旱灾和虫灾，粮食产量大减，人民生活极度困苦，要求减免粮课。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谷正伦是他部下的旅长，过去的老上级找来，怎好不买帐？所以，谷正伦爽快地答应减免广西征借粮50万担，并发还1941年和1942年两年的粮食库券，卢焘十分欣慰和感谢。 而减粮消息传到广西，广西人民对卢焘关心桑梓，更是极为感佩。 贵阳市北郊小哲溪山寨东侧，有一条从麻冲流下的溪水，供农民饮用和灌溉稻田。1949年春，贵阳市水利农牧局在麻冲隘口修筑堤坝拦阻溪水，并用水管接到市内作自来水。于是农民无水耕田插秧，日常用水也很困难，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该地农民多次向水利农牧局反映，哀求放水灌田，水利农牧局却不予理睬。农民无奈之下，跑到半日山庄向卢焘诉苦，说这条溪水是这一带农民的命根子，请卢焘出面向水利农牧局要求放水。卢森很同情这一带农民合理而迫切的要求，他立即到水利农牧局找到局长，希望体贴农民之所急，及时放水灌田，局长当然满口答应。可是，等了两天，仍不见动静，农民又去找卢焘反映。卢焘气愤地说：“这些当官的是靠农民养活的，却不关心种粮人的疾苦，他们不管，我们自己管。’他说罢，就和一帮农民到麻冲隘口，把水管撬了摔在一边，溪水流入田中，农民及时得以耕田插秧，十分高兴。后来，贵阳市市长何辑五有感卢焘的威望，专门致信卢焘，表示道歉。卢焘为农民解决用水一事，在小哲溪一带，家喻户晓，事隔几十年，大家仍念念不忘。 创办两广中学1947～1949年，卢焘被选为两广同乡会理事长。一次，召开全体理事会，卢焘即席提议说：“贵州人民生活艰苦，文化科学落后，文盲多。贵阳市是贵州省会，学校太少，致使失学人多，我们住在这里，人人都应有关心后代的责任。我建议利用同乡会的房屋财产创办一所学校，请各位理事发表意见。”接着，他又说：“做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只要我们有决心，困难就可迎刃而解。我们同乡会的房子被人占用，只要耐心说服交涉，是可以收回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好条件，为社会办点福利事业。学校办成后，各家的小孩读书有了机会，这是好事嘛！”与会理事在他的感召下，一致表示赞同。他很高兴地说“打铁趁炉红”，并即席分配了各理事的任务。有人负责聘任校长、教员，有人负责办理申请备案手续，有人负责交涉收回同乡会能作校舍的大房子。事情大多很快办好，惟独收回房子难办。经多次交涉，无法收回，尤其是医学院占用的房子，该院院长朱懋根强词夺理，说他也是办学，不肯谦让。卢焘说：“省办的医学院，竟强占别单位的房子不让，岂有此理，我们可向上级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反映，争取社会贤达的支持，不然就依法起诉。”一天，他约了几位理事去拜访省参议长平刚，并以办学之事相告，请予支持。平刚当时态度唯唯诺诺，模棱两可。但在卢焘与他多次磋商之后，终于答应尽力支持协助，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1949年上半年，省医学院搬走了，学校开办起来了，由卢焘定名为“两广中学”，于1949年下半年正式开学上课。 卢焘住在北郊半日山庄，离两广同乡会三四公里。在筹建两广中学过程中，他经常步行到城里处理建校事务，来回不坐黄包车。他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乐善好施贵阳地方人士曾评论卢焘一生的为人，有“四不”、“ 三正”、“二爱”、“一乐”。四不就是不争权夺利，不修建公馆，不 讨小，不抽大烟。三正就是为人正直，办事公正，作风正派。二爱就是爱国、爱民。一乐就是乐于助人。他出身贫苦，又历尽沧桑，所以能体验时艰，体贴民情，不慕高官厚禄，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又乐善好施。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他都乐意去做。遇到别人有困难，他都尽力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支助。他不贪财，不受贿，不取分外之财，堪称为政清廉的楷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