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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生 发展不是简单粗放型增长，而是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城市发展“难以为继”实际就是“不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许多城市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不同城市的问题具体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而已。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山的特色专业镇发展模式正面临着产业、土地、行政架构和城镇规划“四个难以为继”的矛盾。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十多年前的2005年，深圳也面临着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阵痛。它选择了创新驱动之路，十年后已率先完成了腾笼换鸟的跨越和转型，成为南中国创新极，成功解答出“深圳，你将被谁抛弃”的转型之问。 深圳特区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诞生的，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上海浦东新区是在“不争论”中诞生的，是实践和理论相互印证；雄安新区则是在“顶层设计”中诞生的，是理论指导实践。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相信中山也可在同样受“四个难以为继”困扰的深圳身上找到解答的密码。 1980年8月26日设立的深圳特区位于珠江口东岸，与香港一水之隔，全市面积1991.64平方公里。2005年8月26日，深圳25岁的生日。在系列耀眼的经济指标和辉煌成就背后，此时的深圳却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当时，深圳主要领导公开表示，深圳的发展正面临“四个难以为继”的难题： 一是土地、空间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三是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四个难以为继”对深圳形成了倒逼之势，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增长极限，引起特区大讨论。深圳破解“四个难以为继”的转型升级之路走得也异常艰难，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2005年—2009年的瓶颈阶段。这阶段主要实施产业升级化解能源危机、渐进改革突破体制瓶颈、推动深港融合，探索自主创新形成深圳模式，以及战略城市标准化实施等。 二是2010年—2012年的突破阶段。当时，深圳明显出现了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现象，导致2010年时承载瓶颈“四大难以为继”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持续恶化，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改革仍有待深化。为此，深圳在这阶段主要实施调整产业结构、城市总体规划、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 第三阶段是2013年—2016年的全面创新阶段。创新已逐步成为深圳经济升级的驱动力，“自主创新”是深圳发展的主导战略。这个阶段深圳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了从敢“闯”到全“创”的华丽转身。 短短十年，深圳就从“四个难以为继”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成为重要的创新栖息地。回顾深圳的转型之路，不难发现，深圳惊人嬗变的背后是自主创新。创新，成为这座城市最亮的颜色，已沉淀为这座年轻城市的灵魂，已成为这座城市转型之要、竞争之本、动力之源。深圳已从“模仿创新”中突围，走向“源头创新”“引领创新”。 深圳的转型路径，对正面临着产业、土地、行政架构和城镇规划“四个难以为继”矛盾的中山，有启示、有借鉴，希望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一是在守与舍中选择产业战略的转型升级。从“四个难以为继”到创新的栖息地，其中有艰辛、有阻力，有坚守、也有舍弃，转型升级不是一蹴而就，是漫长的探索过程，不断尝试的经历。在这次转型中，深圳没有拘泥“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路径，而是跳过重工业，直接由轻工业过渡到以信息化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以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基地为核心营造的创新生态，是深圳创新驱动不断发力的基石。在产业选择上的“舍”与“守”，使深圳展现出“硬件硅谷”的无限风光。 二是在稳与变中突围创新驱动的弯道超车。从外部环境的倒逼，到内生动力的培育；从被动应变，到主动求变，深圳终于迎来爆发期，初步实现了创新突围、弯道超车。2015年，深圳制定并开始全面落实《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向更高的创新形态迈进。2005年资源匮乏条件下，妥善应对可激发创新活力，这是在“外力倒逼下的应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通过创新向产业链上游攀升，既是求生之策，也是主动求变的契机。 三是在聚与散中实现腾笼换鸟的动力转换。随着产业的升级，深圳变身为产业转出的策源地，利人亦利己。正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撤出，为创新资源在深圳的集聚腾出了空间。到2014年，深圳拥有科技型企业超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4700家，腾笼换鸟的效果十分显著。所幸的是，深圳“中转”的无论是技术还是贸易，都与珠三角原有的产业基础紧密结合，形成了产业扩散和创新集聚的良性互动，为创新提供了舒适的温床和广袤的腹地。 （作者系中山市委党校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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