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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1 阅读 明清更迭，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又一次重大的转型期。当此之际，不唯政治层面最高统治权的转移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震荡，而且思想、学术等层面亦经历着艰难的抉择痛苦。尤其对读书人来说，如何立身，如何治学，以及出处、治学的归宿究竟何在等，无不考验、煎熬着他们的身心。尽管“当世士大夫儒而归禅者十常四五”[1]的局面，显示出不少心系故国的读书人，迫于严酷的现实，而做出不与新政权合作的无奈或隐而待发的人生选择，但很多不畏威权、勇于担当的有志之士，仍毅然走向了以各种形式舒展怀抱的道路。其中，大儒孙奇逢就是一位典型代表。 孙奇逢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去世，享年92岁。其一生历经世变，迭遭流离，倍偿艰辛，然从未放弃心中的理想，以淡泊名利、研学体道、造就人才、关注社会利弊而为学人所敬仰。正因孙奇逢秉持了躬行实践的立身旨趣、通达自得的为学精神、甘贫乐道的人生追求，所以，他不仅是明清之际“为后学辟一生面”的著名学者、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立身垂范、讲求“读有字书，要识无字理”的道德实践家，更是一位传统优秀文化、中华文明谱系中，承继、弘扬道统和期于深造自得的重要担当者！《夏峰歌》就很好地体现了孙奇逢独特而高洁的人生选择和境界。 一、《夏峰歌》的撰作与谱曲 顺治六年（1649），对于66岁的孙奇逢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是年，他鉴于田庐被圈占的生存困境，决定远离故土。十一月初十日告墓后，除留长子立雅守祠墓外，遂携家南徙。翌年四月，抵河南淇县，五月至苏门，七月移入共城，颜其室曰“留云舍”。顺治九年（1652），工部都水司卫河使马光裕（字玉筍，顺治七年任，后升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以夏峰田庐慷慨相赠，孙奇逢遂先令五子韵雅督治，而于十月移居夏峰。自此以至逝世，除于康熙三年（1664）三月底至四年（1665）春暮一度因事北上在老家河北容城短暂留住外，一直生活于夏峰村。20余年间，孙奇逢甘贫乐道，潜心治学，毅然以承继学统、赓续文化命脉为己任；诲导后学，风励子孙，孜孜于造就人才、弘扬节孝大义而不倦。一时间，远近学人，慕名前来者甚众，相与请益问难，无不德业共勉，甚得师友宾朋之乐。因此之故，学人们遂尊称孙奇逢为“夏峰先生”，而兼山堂乃成为众人的聚会之所。 据孙奇逢所作《日谱》载，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重阳日，名所居夏峰堂曰“兼山”，并取陆九渊“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八字作联。十五日，又自撰《兼山堂联》：“未发以前气象安在；知止而后功力悠然。”[2]二十二日，在回答“卦之变也，乾可变而为坤，坤可变而为乾。六十四卦递相变，以至于无穷。其不变之义安在”之问中，孙奇逢更表明以“兼山”名堂的意涵曰：“有立于卦之先者，太极是也。二气五行相推相荡，天人理欲互消互长，而太极终古自如。善变者，阴变而为阳，化小人为君子；不善变者，阳变而为阴，化君子为小人。《艮》背无咎，《无妄》可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兼山’名吾堂，意正有取于斯。”[3]也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叙列从古君臣开创、守成之事，明治统也”的《两大案录》、“叙列从古名儒修德讲学之事，明道统也”的《理学宗传》、“志不忘其乡之先哲”的《畿辅人物考》、“因寓于其地而思尚论其人焉”的《中州人物考》，以及《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旨》等著作，既“借为诸子共学之助”，更欲以彰“尚友古人之意”。[4]而在所作《西轩榻铭》中，孙奇逢旷达、怡然自得的人生境界，愈发地个性显然。其言曰：“我有斗室，一榻廓然。袂连踵接，肩比衾联。朝餐粗粝，夕得安眠。一膜不隔，四海为缘。夜分款语，非元非禅。论心达旦，读书十年。榻愧南州，人则昔贤。我虽衰迟，实借周旋。榻兮榻兮，似别有天。鸡鸣夜气，庶几罔愆。”[5]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洒脱而志有所在的人生取向，所以在孙奇逢周围，凝聚了许多论学谈天的挚友、后学。其中，杨天放就是一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那么，这位杨天放是何许人也，又与孙奇逢有着怎样的交往呢？ 在《日谱》中，孙奇逢记载了一些有关杨天放的情况，以及两人交往的踪迹。据称，杨氏乃江陵人，本姓朱，名国沛，派出天潢，后易姓改名，寄迹于女婿卫河使李震生（字慎庵，顺治十四年任）[6]署中。两人初识于王紫绶（字金章，号蓼航，曾侨寓苏门山中，从孙奇逢先生讲学）家，一见倾心，孙奇逢认为杨氏乃“大雅君子”，遂以诗论交。顺治十六年（1659）四月初十日，孙奇逢依杨氏韵赠其诗曰：“天涯混迹一闲身，恰似当年避世人。君把钓竿予携斧，乾坤何地不生春。”[7]又二十八日《酬杨天放》曰：“岂是孤怀耽静寄，川原到处好停车。庆卿徒卫名因著，向子游山家已疏。旧国风涛迷野乘，荒天烟雨爱吾庐。夏峰古木多荆棘，蓬径频为羊仲锄。”[8]此可见两人有感于世变势移之惺惺相惜之情。然而，时隔不到10个月，杨氏即因抑郁病而去世[9]。得知挚友去世噩耗，孙奇逢不顾大风呼啸，于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十五日亲往吊唁，并于二十一日作《挽江陵杨天放三绝》以志悲痛。其一曰：“十年漂泊一孤舟，楚水湘云未尽头。怪得姓名终欲遁，凄凉心事向谁筹？”其三曰：“无家久已谢儿从，落叶先悲楚客踪。清梦纵归归未得，孤魂尝旁孝陵松。君未病时，有《落叶诗》十二首。”[10]凄凉身世，客死异乡，孙奇逢虽在为知己恸，实亦为己之相似遭际叹。 尽管孙奇逢与杨天放相处时间并不算长，但相交之笃、相知之深，则可称莫逆矣。杨氏为孙奇逢所作《夏峰歌》，就是两人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体现。据孙奇逢《日谱》顺治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载：“贻予有《夏峰歌》，多知己之言。”[11]又二十一日《挽江陵杨天放三绝》诗中曰：“闲来展读《夏峰歌》，读未终时泪已沱。高韵岂随流水去，尝疑颜色月明过。”[12]以《夏峰歌》为知己之言，且展读未终泪已纷落，可见该歌之于孙奇逢，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由于相关文献记载不详，《夏峰歌》作于何时，具体日期已不易考定。但从孙奇逢《日谱》的有关记载来看，大概成于顺治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二月间。因为《日谱》于顺治十六年四月初十日，首次提到杨天放，而杨氏于顺治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就去世了。 杨天放所作《夏峰歌》，其原稿今已不可见，孙奇逢的著述中亦未见载，但该歌通过一些琴谱、弟子等为孙先生所编集子以及孙氏后人口耳相传（详后），仍然保存、流传了下来。不过，由于各版本存在个别的差异，因此不免令人产生杨天放所作是否经过修订的疑问。而翻检孙奇逢的著作，其间一些文字与该歌亦有相似的表达。如《日谱》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十五日所载《戏题金衣公子》第一首，即与该歌的第五段前半，除个别字有差异外，基本相同。因此，在该歌的定稿过程中，孙奇逢与杨天放很有可能进行过商酌。 《夏峰歌》问世后，尹晔又曾为之作琴谱。按：尹氏字尔韬，一字紫芝，因善琴得明崇祯帝赏识，赐号芝仙，别号袖花老人，浙江山阴人，宋儒尹焞之后。[13]孙奇逢曾为其作传，其中曰：“鼎革后，芝仙浮踪山岑水湄，无以为家。晚年爱苏门山水，遂卜居焉。间为诗歌以见志，刻有《徽言秘旨》若干卷行世。岁寒老人（孙奇逢之号——引者注）曰：芝仙盖今之逸客也，余子若孙尝从学琴。”[14]又《日谱》康熙十三年正月初二日载：“邀尹芝仙、周春雨二公，以诗代柬……生平鲜嗜好，有友愿已毕。浮家山水间，所幸得二逸。尹君彦明裔，妙得琴中秘。仙乎复仙乎，春雨真堪述。周公邑侯父，道气凌崒嵂。披琴时一弹，走笔皆音律。星聚此山中，田家正酿秫。鹤背望联翩，愿期此人日。”[15]康熙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孙奇逢病笃之际，尹氏前往探视，然孙奇逢正在睡觉，“及觉，侍侧者曰：‘适尹芝仙乔梓来视疾，方出门矣。’先生曰：‘我欲会你尹先生。’急遣使请回。曰：‘再无相会之期矣，为我幸致周太公。’”[16]由此可见，孙奇逢与尹氏关系颇为密切，更因于琴道有同好，遂成为至交。所以，尹氏为《夏峰歌》谱琴曲，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那么，尹氏谱琴曲于何时呢？因文献记载不详，很难准确判断，然上下限大致可寻。按尹氏所辑琴谱《徽言秘旨》一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8册所收，乃清顺治九年听月楼刻后印本，其中有康熙七年（1668）孙奇逢序。该书辑琴谱60曲，并无《夏峰歌》。而据孙奇逢之孙洤所撰《徽言秘旨订·跋》称：“洤八九岁时，侍祖父膝前，即请事于徽弦……岁甲辰（康熙三年——引者注），偶从友人案头得见芝仙先生《徽言秘旨》一书，披阅之下，心爽目豁，不啻述者之得指南、梦者之听晨钟也……戊申（康熙七年——引者注），始得晤先生于卫源，亟承殷勤指授。已而移家苏门，复得朝夕过从。十余年来，与先生多所商酌。后杨鹾使公（杨茂祖，字绳武——引者注）偕先生去武林，遂投老里门。”[17]又该书卷首载《尹芝仙先生传略》称：“会遭国变，公栖遁山中。后侨寓淮上，转徙淄、青间。已闻苏门山水之胜，复徙家焉。因作《鲁风》《安乐窝歌》《苏门长啸》《夏峰歌》《归来曲》《归去来辞》等谱，与孙担峰（孙洤——引者注）诸人挥弦无虚日。客居三十余载，老而弥窘，欲还首丘，不能束装。会卫守杨绳武迁官两浙，约与偕行，乃得归越……其默识《崆峒引》五曲，及新制《夏峰歌》诸曲，杨绳武梓于卫源。”[18]按杨绳武于康熙十五年（1676）任卫辉知府，二十一年（1682）升任两浙盐运使。由上来看，尹氏为《夏峰歌》谱琴曲，很有可能在康熙七年至十四年间，最迟不晚于二十一年。 二、《夏峰歌》的刊刻与流传 由杨天放作词、尹晔谱曲的《夏峰歌》，不仅记录下此二人与孙奇逢之间的深厚友谊，而且也成为中国古琴谱中的一首珠联璧合名作。正因如此，《夏峰歌》遂得以流传下来。 就《夏峰歌》的流存情况来看，主要有如下一些版本： 一、卫辉知府杨茂祖刻本，约刻于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一年间。但杨氏刻本目前未见，不知是否留存于世。 二、汪天荣辑《德音堂琴谱》版，载该谱卷6。《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8册，收有清康熙六十年有文堂新镌本；中国书店于2012年亦据是本以线装影印。据卷首汪氏《序》，末署“康熙岁次辛未荷月”。按：康熙辛未，即康熙三十年（1691）；荷月，即六月。可知是谱初刻于康熙三十年。然可惜的是，汪氏并未说明所收尹芝仙作《夏峰歌》曲的来源。 三、孙洤重订《徽言秘旨订》版。是书为在尹晔原谱60曲的基础上，续入13曲（含《夏峰歌》），夏峰藏板。据卷首所载诸序跋，知刻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是年三月所撰跋中，孙洤对与尹晔的关系及刻是书之缘由有明确交代。他说：“洤八九岁时，侍祖父（指孙奇逢——引者注）膝前，即请事于徽弦。及弱冠，复从学马东航、刘公勇两先生，欣喜之极，至忘寝食。虽严寒酷暑，指裂汗滴，未尝稍辍。第爱马嗜瘸，仅成痼疾，终属心知其然，而口不能言其所以然。岁甲辰（康熙三年——引者注），偶从友人案头得见芝仙先生《徽言秘旨》一书，披阅之下，心爽目豁，不啻述者之得指南、梦者之听晨钟也。一切指法，皆凿然确有程式，举从来含糊、疑似之弊，扫荡殆尽……戊申（康熙七年——引者注），始得晤先生于卫源，亟承殷勤指授。已而移家苏门，复得朝夕过从。十余年来，与先生多所商酌。后杨鹾使公偕先生去武林，遂投老里门。病榻中犹披衣拜鹾使曰：‘为我致担峰，老夫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较踳驳，补阙略，不能无厚期也。’嗟乎！先生以我为知己，其实不能知先生之万一。但既常亲聆东海之涛声，固不忍先生一生精力云散烟消，一旦成广陵散耳。薇署无事，细加较订，已刻未刻，共得七十三曲，同人醵金合梓，附以愚意数则。”[19]又该书卷首所载《尹芝仙先生传略》称：“校正旧谱百余曲，复加澄汰，仅存六十曲，名曰《徽言秘旨》，友人孙宗元梓于上党。其默识《崆峒引》五曲，及新制《夏峰歌》诸曲，杨绳武梓于卫源。其中尚多舛误，因年老不耐烦剧，较订之事，属之孙担峰。后同陈与可、张梦臣诸公，檄众醵金，合刻都门，以行世焉。”[20]按：孙洤乃孙奇逢第三子望雅之长子，一直追随其祖奇逢先生左右。由此来看，孙洤不仅师事尹晔学琴，而且朝夕过从长达十余年，故深得尹氏赏识。因缘于此，尹氏遂于病中委托杨茂祖向孙洤致意，将自己萃一生精力所辑的《徽言秘旨》寄望于孙洤来重新整理、完善。孙洤感念师恩，因与同志合力精心校阅，并付梓人，而成《徽言秘旨订》，最终完成了恩师的心愿和嘱托。至于《夏峰歌》依据何本，孙洤虽未明言，但从《尹芝仙先生传略》提及杨茂祖曾刻于卫源，以及作为孙奇逢的裔孙来看，他应该既看过杨天放手稿[21]，又见过杨茂祖刻本。 四、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三贤集》之《征君卷》中所载本，即《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卷4所载者。按：“三贤”指刘因、杨继盛、孙奇逢。刘、杨二人之集先已合刻，后经魏一鳌（孙奇逢弟子）倡议，得张斐然等人资助，遂于康熙十七年（1678）整理编辑孙奇逢先生诗文，与刘、杨二人之集合刻，是为《三贤集》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此后，容城士绅鉴于版刻漫漶，又曾两度重刻，即道光十六年（1836）、光绪二十四年刻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八年版、道光十六年重刻版皆未收《夏峰歌》。而光绪二十四年版所收《夏峰歌》，目录中未载，但正文中有；不过，按其所标页码，为“又四十四”“又又四十四”，则显然为增加进去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夏峰歌》究竟是谁作的？据前面所考，孙奇逢已明确说《夏峰歌》乃友人杨天放所赠，而魏一鳌等编孙奇逢先生集子，亦未收该歌，且当时参与校阅者，有孙奇逢的四子博雅、孙子洤、弟子杜越等，他们对《夏峰歌》的情况是熟悉的，所以未将《夏峰歌》当作孙奇逢先生的作品。光绪间重刻孙奇逢先生集者，大概对《夏峰歌》的来龙去脉不甚了然，以至认为该歌是孙先生的作品，而增收了进去。其实，有这样的误会，也并非特例，如晚清的袁昶（1846～1900），亦曾在《园花》诗的注中称：“琴家《夏峰歌》，旧题尹芝仙作，乃容城孙征君自寓也，盖空同道士邹䜣之比。”[22]但实际上与事实相去甚远。 五、孙氏家族口耳相传版本。《夏峰歌》之得以流传，孙奇逢先生的后人（容城、辉县）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曾任长城矿山机械厂厂长的孙中全先生提供的《夏峰歌》，刊于《辉县文史资料》第3辑[23]；孙居容先生注解的《夏峰歌》，刊于《容城诗选》[24]；孙尚容提供、武培九书的《夏峰歌》，刊于《辉县书法》[25]；北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容城县志》，也刊有《夏峰歌》[26]等。凡此努力，皆为《夏峰歌》的流传，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而孙敬洲先生（兼山堂文物保护理事会会长）的夫人徐芳女士（兼山堂文物保护理事会秘书长），上传于其“‘夏峰先生’搜狐博客”的《夏峰歌》，更对大家了解这首歌，提供了便利条件。据敬洲先生称，居住在东夏峰村的孙氏后人，新中国成立前人人会背《夏峰歌》，但目前会背者已不多了。但可喜的是，2015年9月18～21日举办纪念孙奇逢先生诞辰4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期间，敬洲先生采纳了笔者的建议，组织夏峰小学的20位同学，精心排练了一个节目，于专家考察孙奇逢先生故居时，在兼山堂前朗诵了《夏峰歌》，场面十分感人，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这不仅体现了《夏峰歌》的魅力和生命力，而且也将成为广为学界、大众熟知的一个良好开端。 兹将目前所见到的《夏峰歌》的几种主要版本，表列如下： 【……】 由上表来看，这几种版本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不同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德音堂琴谱》《徽言秘旨订》《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版做了分段，而孙氏家族口耳相传版无分段；二、个别文字不一样；三、在处理避讳字时，如“玄”，有的采用缺末笔的方式，有的则采用改为“元”的方式；四、个别用字形异，如茆茅、箇個、颿帆、闇暗、墝硗等；五、《德音堂琴谱》《徽言秘旨订》版有句读，而《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孙氏家族口耳相传版则无；六、有的歌词句读略有不同。此外，《德音堂琴谱》《徽言秘旨订》版有词有谱，而《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孙氏家族口耳相传版则仅有词。尽管如此，若细加比对，再请懂琴律的专家帮着审定一下，还是可以整理出一个更为完善的版本的。 三、孙奇逢之立身为学旨趣 孙奇逢先生的一生，虽历经曲折坎坷、世态炎凉，然始终持身刚正，不为威势所屈；尽管生活艰辛，但一直甘贫乐道，不做俗人之营；而面对因世变所引发的思想、学术困境，则能沉潜省思、深造自得，于纷繁复杂中探得一条学术新路，从而为后学辟一生面。《夏峰歌》就是对他这一颇具个性人生取向的一种体现。 大体而言，《夏峰歌》主要彰显了孙奇逢以下一些生活状态：一，晚年客居夏峰20余年的岁月，虽然仅茅屋几间、薄田数亩，然鸡犬之声可闻、山园之色可赏，看着那袅袅的炊烟，望着那皎洁的明月，这对无富贵声势之求的孙奇逢先生来说，已是足以怡乐的“世外桃源”。二，此地无车马之喧，亦无市井之闹，高朋雅友时来相聚，粗茶淡饭甘之如饴，谈古论今，言孝励廉，友朋之益，乐莫大焉。三，尽管生活清贫，然有孙辈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孙奇逢先生甚感欣慰。而让他更感欣慰的是，几位儿子既耕且读，淡泊名利，知让互敬，一大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四，更有众多学子，或追随从学，或远来问业，或做数日之谈，或结庐长期相伴，言谈无俗语，致力道学传，师弟相勖勉，统绪共力肩。五，孙奇逢先生虽年届高寿，但对学问的执着和体悟，则愈老而弥笃、弥透，俗人之语不入于耳，非圣之言不入于目。他既无意于逃禅谈玄，也不拘滞于学术门户纠缠，而是以通达的识见，去探求学问的真谛，更倡导学贵躬行实践，莫做不切实际的口舌空谈。六，在历经了故园涂炭、遍尝了人生百味之后，孙奇逢先生的心地越来越豁然、恬淡，然对家乡容城的牵念、过往岁月的思味，却并未因星转斗移而稍减。时代、人事迭变换，容城、夏峰两相隔，此情此景，已非悲喜二字能况孙奇逢先生的心境了。因此，横一把琴，阅几卷书，为了人生的那件大事，孙奇逢先生亦可谓弹奏出一曲人生的天籁之音，谱写了为学术、为道统、为文化命脉更好衍绪的华丽篇章！ 而在孙奇逢先生人生情态的诸多面向中，笃师友之义、学有宗尚而不拘门户之见，尤能体现其立身为学取向的精神。 《夏峰歌》中所言“生平性癖，师友倍多缘”，可谓很贴切地刻画出孙奇逢先生笃师友之义的嗜好。而在其相关言论中，于此更三致意焉。如《日谱》顺治八年（1651）三月十二日载：“仆生平无它嗜好，五十年来以友朋为性命。”[35]又康熙六年（1667）十二月初七日答汤斌问学书称：“仆生平求友，老而转切。”[36]又康熙十四年二月初一日答诸同人问“人生何事最乐”曰：“逢良友最乐。”[37]孙先生之所以以友朋为性命、以得良友为最乐，是因为在他看来，“昔人谓友朋之益，如二炭相燃，其中焰生，盖物聚而气胜也。分而置之，不独无焰，且将不燃矣”[38]。尤其是若能“得同志人共读书，疑义相质，更可乐也”[39]。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会发出“离友朋之乐，无乐也；有朋，则山可乐，水可乐，即无山水亦可乐”的感慨了。不过，孙先生所谓“朋”，是有特指的，即“能起予，匡之不逮”的“有识趣人”方可称之为“朋”。[40]与当时那些“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甚有肝胆与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终隙末”[41]的所谓“交”者迥异其趣，孙先生心目中论交友朋的标准，乃在于“道义”。他强调，无论生死、肝胆、声气、托寄、忘形、忘年之交，还是贫富、贵贱、饮食之交，“以道义出之，一一皆道义也；不以道义，纵许人以死，匹夫之轻生者耳。肝胆非真，声气皆假。托寄无关于名谊，山水无借于品题。忘形忘年，亲溺之私耳；富贵贫贱，谄渎莫甚。以文字相夸诩、酒食相征逐，皆其交之蠹也。损益相邻，受益难于受损。故正人难亲，匪人易比”[42]。因此，交友是一件非常严肃、性命攸关的大事，不可不慎。正因如此，孙先生不唯自己一生很注重交友之道，而且在训励弟子、子孙时，也常常以“亲师取友”来严格要求他们。在《为苏门交友序》中，孙先生曰：“窃思凡过苏门者，非我所敬事之人，则其事我之人也。我所敬事，则我之师友也；事我，则我之子弟也。乐莫乐于良师友，乐莫乐于佳子弟。”[43]由上不难看出，孙奇逢先生之所以独“癖”于师友，实乃蕴含着深远的意趣。 而作为明清更迭之际的一位以读书为至乐、力图挽救学风流弊的思想家、学问家，孙奇逢先生更是以笃实、深思的治学所得，阐释了学问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在致崔蔚林书中，孙先生曾强调：“学问一事，原为自家安身立命、入圣达天。所称天下第一等急务、第一等快乐者，无逾于斯！然非天下第一等人，自昧焉而不知求，惮焉而不敢任。何幸耄年而得不待教之豪杰，为之强辅，助我烛光，此岂偶然也哉？非求异，不苟同，便有深造自得之趣，此所以欲罢而不能也。格致、鬼神辩论，胸中了彻，笔无粘滞，可谓发姚江之蕴矣。正中自有感之意在。”[44]而为达此境界，“学人第一要有识见”，若“识见不高，纵有小执持，亦不过规规自完，能干得甚事”？所以，在他看来，“古来能办大事之人，须开第一等眼界，认第一等题目。做第二等人，便是无识”。[45]此一开示，并非故作高深，实乃针对当时为学者存在的诸多弊病而发。比如，有的人“虽知学路，而恣情纵欲，不肯为”，有的人“畏其事大且难，而不为”，有的人“求而不得其路”，有的人“未知路，而自谓能知”。孙先生认为，“不肯为与不为，其病柔而脆；未知路自谓能知，其病躁而伪；独求而不得其路者，最可悯恻”，凡此皆因不得为学要领所致。[46]而针对一些学人“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等“支离”陋习[47]，孙先生更强调道：学问须从源头上彻悟，不可“逐事、逐句、逐人比拟较量，分门别户”。[48]苟能明乎此，也就可得为学大体了。于此，孙先生在《题洤孙史约》中曾有详细揭示：“凡经史载籍，总以明理。读书破万卷何为？然理须证之事而始明，盖天地间无离事之理，故穷经者必考史，庶不至有体而无用耳。真能领悟者，任举一事而理在，任举一史而经在。万殊原于一本，一本散为万殊，此物此志也。”[49] 更有进者，在孙奇逢先生看来，“学问在躬不在口，区区一得之见，只随时随处体认天理，此外更无他说。我辈试自认如何是天理？天理是如何体认？则一切可相忘于无言矣”[50]。也就是说，做学问不能仅止于舌上空谈，关键是要能躬行实践。在《复梁以道》中，孙先生论“躬行”的重要性曰：“学问之事，患无下手处，故无得力处。知在‘躬行’二字上着手，便一了百当矣。读古人书有一字不明，只于自己身上体贴，于古前言往行有一事不合，只于自身上体贴，则不明者无不明、不合者无不合。所谓《五经》《四书》皆我注脚，前言往行皆我尘迹，我一身足以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直取之当下而足矣。”[51]那么，“躬行”又如何下手呢？孙先生指出，应“从人伦日用处下手”。这是因为，“圣人，人伦之至也。尽得一分人伦，便是一分学问，人伦无缺陷，学问始到家。孩提爱亲，稍长敬兄，是学问的本体。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是学问的工夫。耽声色，殖货利，斧斤之伐，牛羊之牧，是戕贼学问的路数。吾党试于日用间嘿自体勘，爱敬之良到底汩没不得。为不为，欲不欲，初以不自主，渐至不自觉，遂成旦旦之伐。此语真堪痛苦！雨露之润，日夜之息，是学问胚胎处。大约不重名节、不修行谊之人，决不可以谈学问。”[52]基于此，他进而强调，学人若能于日用饮食、人伦处，加以“慎独”功夫，体认学问之道，也就可以“证圣”了。[53] 正因为孙奇逢先生对学问有如上通达的识见，所以他能超然于当时的程朱陆王门户之争。在他看来，学人们之所以纠缠于“朱、陆异同，聚讼数百年，至今犹纷纷也”，固然与此两贤“不识无字理，故多为字句所障”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学人们心存偏见和胜心，而“偏见与执守相近，然一偏则愈执而愈成拗矣；胜心与自任相近，然一胜则愈任而愈背矣”。[54]在致张凤翔书中，他更表明自己对学术纷争的态度曰：“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迩于同志中得两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尝举先生‘建安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姚江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守建安者谓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离建安；守姚江者亦极言姚江无病，其守之专，而卫之严。两人者固各守师说，不至流为陈相，但未免虚益虚、实益实。倘于先生之言更有会焉，且于陈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虽稍有异，朱则成其为朱，陆则成其为陆，圣贤豪杰，豪杰圣贤，即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谓学人不宜有心立异，亦不必着意求同。先儒不同异，后儒何处着眼？”[55]即此不难看出，孙先生为学尽管由程朱入手，后在友人鹿善继的启发下服膺于王阳明《传习录》之教，但并未像两家有的后学那样执守师说、为争正宗门户而冰炭不相容，而是致力于融通前人之学[56]，是其是，去其非。 当然，孙奇逢先生为学是有宗尚的。在答贺应旌书中，他强调：“我辈今日遵紫阳，是欲从紫阳以见尼山；遵阳明，是欲从阳明以见尼山。盖紫阳、阳明各有得于尼山，犹颜、曾、由、赐诸贤，各有所得，各不相同。总之，要各成一个面目，正不必强而同之。”[57]又《麟书抄序》曰：“噫！理学而必无事功，必无节烈，则一乡党自好之士耳，奚孔孟之足云？窃思道统肇自伏羲，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自孔子而颜、曾、思、孟以至周、程、张、朱其人止矣。岂皋、箕、伊、傅不得进而与程、朱比隆耶？盖唐、虞之时，五臣皆圣，春秋之际，闵、冉皆贤，取其最者而已。孔子曰：‘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孰谓周、程得与斯道之传，余皆为门外人哉？忠节亦学也，事功亦学也，文章亦学也，莫不有孔子之道焉。是岂可以执一论哉？”[58]由此认识出发，他遂旗帜鲜明地表示：“间尝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调停两是之见。念不坠之绪，即剥丧蔑贞，必存乎其人……总之，学以尼山为宗”[59]；“孔圣人万世之师，道之宗也。学者立必为圣人之志，只折衷于孔子足矣。”[60]而以孔子为宗，亦正是对道统的承继和赓扬。[61]《夏峰歌》中所称“说甚么程朱王陆，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就是孙奇逢先生此一为学取向、宗尚的揭示。由此以观《理学宗传》之纂辑，更可见孙奇逢先生的深层用意之所在了。 孙奇逢先生尽管为学以孔子为准衡、为宗尚，但他并未执滞于此，而是力求于学问之道能深造自得。在《日谱》中，他曾记载自己的为学体认曰：“一场大事，真是奇怪，人却看得平常，漫不警省，无怪乎以因循而成暴弃也。偶拈此句，告我同人，幸于平常中看得奇怪，又于奇怪处看得平常，方可登圣人之堂、入圣人之室、为圣人之徒也。个个人心有仲尼，不求吾心之仲尼，而求仲尼于仲尼，愈求而愈远矣。”[62]又其告诫子孙曰：“学问之事，人之所是者，勿便以为是，须实见得是；人之所非者，勿便以为非，须实见得非，乃为自得。迩来觉得方寸一点灵明，是我真实家当，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与我都不相干。”[63]总之，在他看来，“学问之事，只是要求自得。自得，则居安资深，而左右逢源，才是集义；不能自得，纵无破绽，终是义袭……所谓本体皆顺，而功夫皆逆，学问全在逆上得力。”[64]正是有了这样的为学心胸和境界，所以，在别人看来“莫不骇为神奇高远之事”的治统、道统，他则以为“总只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上”，因为“天下最神远之事，正从最平易中做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治统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此道统也。故曰天德王道，一而已矣”。[65]而对聚讼纷纭的尊德性、道问学之争辩，他则强调两者“说虽不一，本是一事”，因为在他看来，“盖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耻躬不逮，圣人固虑之矣”。[66]又如在对《易》的理解上，他并未像众多学人那样阐释得玄虚高渺，而是认为：“《易》为道学之源，不知《易》，则不知天地之消息，而我亦藐焉一物耳。盈天地之间，只是阴阳两端，□之其间，一消一息，有许多变化之理，而要归之近取诸身，故圣人一一以身印之。六十四卦之体具，则天地万物之理，总在一部《易》书中矣。”[67]基于此，他不认同如有的人所称的“《易》之精蕴，程朱说尽，后儒不必再言”，因为果如此，“则乾坤之毁也久矣”。在他看来，“程朱言程朱之言，瞿塘言瞿塘之言，层层相生，各具一体，皆所称大《易》之功人也”。也就是说，《易》是一个开放的话题。那么，孙奇逢先生又是怎样体认的呢？在答汤斌之问时，他曾强调：“平常谓《易》是本书，不知《易》却是个人；谓《易》是羲、文、周、孔四大圣人，不知吾心中亦各具有一部《易》在。学《易》者不必向羲、文、周、孔问《易》，第问之自心而已。”[68]这话乍看上去不好理解，但若结合以下言论来看，就豁然了。在《兼山堂讲语》中，孙先生开示其弟子耿极曰：“吾尝读《易》，见乾坤六子是一大人家。乾坤是老夫妇，六子是小夫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不独是说家人，一卦正是说乾坤六子。一部《易经》，皆乾坤六子之事也……孔子之门，便是乾坤六子之门；孔子之家，便是乾坤六子之家。学孔子在此，学《易》亦在此，此之谓实学。”[69]又其致弟子赵御众书中曰：“天地间只有这件事，无精粗、大小、内外之可言。会得此，无时无处非这件事。圣贤随人指点，总之是这件事。《五经》《四子》，任举一语，皆要归到原原本本处，《易》曰‘一致’，子曰‘一贯’。理也，中也，静也，无欲也，矩也，一而已矣。工夫更无两般，下手处便是究竟处，此言尽之矣……仆耄而病，所急望同人者，总之要在躬上取齐。”[70]又其语弟子郭治化曰：“学问之道，二帝三王、伊、周、孔、孟，以暨周、程诸儒，一言以蔽之曰：止至善而已。然善无声臭，止鲜持循，必修身有实功，斯至善有实际。盖至善犹的焉，而修身则张弓挟矢，以收命中之能者也。故一止善，而旁蹊曲径、权谋功利之说，无由入矣；一修身，而凌空驾虚、饰知惊愚之习，无容混矣。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刘念台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语修身也。此孔子之所以语曾子者。”[71]观此，孙奇逢先生所倡导的为学要能深造自得，确为其切实体悟。而他所强调的“为学有一大公案，非徒恃空谈也”[72]，亦明显是针对时人为学之弊而发的。故《夏峰歌》中所称“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洵谓得孙奇逢先生为学之肯綮。 在《自赞》中，孙奇逢先生曾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评价：“垂髻有志，白首无闻。既虚可畏之时，思效补拙之勤。七十较六十而加毖，八十视七十而更殷。秉烛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但循卫武切磋之咏，可策太公敬胜之勋。引养引恬，野鹤孤云。不慕利禄，可谢元勋。聊以为后学析疑而辨惑，亦可为乡人排难而解纷。予盖窃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窃自信天终不欲丧斯文。”[73]又于去世那一年的正月初八日答弟子耿介书中曰：“自念此身一日不填沟壑，尚期策灯烛之末光，得与良友遥相闻问，共证斯道，是亦极称穹苍之一端。”[74]由此不难看出，孙奇逢先生虽历经明清鼎革时代巨变、流离之苦，但并未因世变纷纭而放弃心中的执着和理想，而是以艰苦卓绝的毅力、勇于担当的精神，孜孜于学问的探寻、道统的赓续、文化命脉的传衍，从而谱写了其很不平凡、“别有天”的人生篇章。而《夏峰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孙奇逢先生很不平凡、“别有天”人生篇章的既通俗易懂又简洁凝练的一种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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