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煮酒君 在古代，“卖官”有一种高雅的说法，称之为“捐纳”。它最早出现在商鞅的《商君书》。其中《去强篇》就写道：“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这段话意思是，“国内没有怨恨君主的人民，就叫强国。兴兵去征伐别国，就按照人们战功的多少给他们爵位和官职，这样，必能战胜。按兵不动，从事农业，就按照人们捐粮的多少给他们爵位和官职，这样国家就富裕。兴兵征伐能够战胜敌人，按兵不动国家能富，这样下去，就能成就王业。”为了发展农业，强基固本，一统天下，所以，用捐粮的多少给予官职，法家其大胆想法，归结到底就是为了国家利益！ 秦朝统一六国后，沿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秦始皇四年，遮天蔽日的蝗虫从“东方来”，天下发生大疫情，政府号召，秦国百姓可以通过“纳粟千石”就可以“拜爵一级”。这是以爵位来换取粮食来救灾。汉朝时，虽然沿用秦法，继续用爵位换取粮食。但是也逐步开始直接卖官换钱。被选为官的人，必须要有纳税多少的资格限制。汉景帝时“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就是要用纳税的名义向政府交纳十万钱资产的税赋才能当官，这叫“赀选”。董仲舒非常反对这种制度，认为，“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可是汉武帝时，“干戈日滋”，政府财政上入不敷出，为了补亏空，只好卖官。“大者诸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都可以买卖。最后的结果是不仅“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甚至斗鸡走狗、作奸犯科等等富家子弟都可以买个官来当当。尽管所卖的大多是无实权的闲官，但是还是造成了“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费”的恶果。 东汉末年“卖官”更加严重。汉灵帝时，直接公开设立卖官交易所。光和元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交钱就可以获得各等差事。灵帝又私下命令左右卖公卿官位，公的位置为千万，卿的位置五百万。有钱的现钱交易，没钱的还可以“按揭”，打下欠条，当官后，加倍付款。崔烈花了五百万买了“司徒”，上朝时，汉灵帝后悔不迭，说：早知道你手头有钱，我该卖一千万了。 南北朝时期，“卖官”照样大行其道，风气不减。北齐后主还将“卖官”的权力赐予拍他马屁的佞幸小人，于是当时的州县官职大多出自富商大贾，到处贪污腐败，“人不聊生”。唐宋时期，卖官鬻爵虽然也有，但有所减少。到了明清时，又有了大的发展。明朝笔记作家王锜就记载当时的情况：“近年补官之价甚廉，不分良贱，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称‘义官’。且任差遣，因缘为奸利。故皂吏、奴仆、乞丐、无赖之徒，皆轻资假贷以纳。凡僭拟豪横之事，皆其所为。长州一县，自成化十七年至弘治改元，纳者几三百人，可谓滥矣”。可想而知，当时的吏治腐败、官场污浊。 明朝中晚期，只要能“倾赀上献”、“进献珍玩”，就可以得到三品京官，京中称之为“传奉官”。弘治年间，曾经出现“京官额一千二百余人，传奉官乃至八百余人”的瞠目之事。 清朝时，“卖官”始于顺治六年，从此以后，名称繁多。《清稗类钞》中曾写道：“自捐例开而游手好闲之徒大率以官为市”，“纳粟入官之徒各县皆有，多至恒河沙数”。如果想要当官，想到国子监读书，小官升迁大官，被撤职者想复职，候补官员想补缺的，统统都可以出钱、出粮购买。甚至孩子还未长大，就开始为其捐官，等待成年后实补。京官中用钱可以买到郎中，地方官可以买到道员，武官可以买到参将。这些花钱买官，准备“为人民服务”的富豪们，按照当时的说法：“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此辈得官，惟以贪酷为能！” 宣统年间，南京的候补官员三百多人，府、直隶州三百多人，州、县一千四五百人，其他杂职差不多两千多人，真是“冠盖荟萃”，而这三四千人的候补官员与实际能够补缺的官员，其比例则是三十多人比一。所以大量候补者为了补缺，不惜再次四处钻营，继续“捐纳”。如此景象，清朝不亡，焉有天理！（文/煮酒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