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这些发黄的老电话簿，一股浓浓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读着那些古意盎然的老街、老铺号名字，看着那些古朴的老广告，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20世纪初的北京城。
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资料库里，有一本宣统三年正月刊印的北京《电话号簿》手抄本，这本1911年出版的电话簿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本老号簿可以说是目前可考最早公开出版的北京电话号簿，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北京第一本电话号簿封面
翻开这本老号簿，列出的电话用户包括政府机构、商铺、银行、医院、学校、报馆、书局等，比如吏部衙门/度支部街、内联升官靴局/乃兹府等， 还有不少以个人名义登记的用户。
1911年的电话号簿主要刊登的是南局电话和东局电话。当时北京城内只有这两个电话局，南局服务区域是外城，所以号簿中有大量商号、金店、票 号、车站、饭店、住宅等电话。著名的老字号如荣宝斋、清秘阁、瑞蚨祥、 稻香村等已经赫然在目。东局服务内城，因此号码中多有衙门、王府等，比如涛贝勒府（东局1013号），就是和硕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七子，光绪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载涛，是当时著名的京剧票友。
北京第一本电话号簿内页
另如恭王府（东局1040号），是前恭亲王奕䜣嫡孙溥伟的府邸，他是清朝最后一位恭亲王。东局338号是 “荫宅”，就是陆军大臣荫昌家的电话。除了衙门机构的官员，清末能在北京安装私人电话的平民并不多，在号簿上一般刊登为“某宅”，如杨宅、沈宅等，想必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王瑶卿（南局209号）、朱幼芬（南局194号）等都是清末民初的京剧 名角。
这本老号簿并不像现在的大黄页那样按类别排列，或是按笔画顺序检索，而是按照当时的电话号码顺序依次排列，比如南局第7号是五城中学堂，要想找到五城学堂的电话只能一页一页地找才能找到，所以查找起来极为不便。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五城中学堂，也就是现在和平门外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说来有趣，这个号码历经一百多年，至今未变！在北京电话的发展史中，多少次的扩容、升位、改网、割接，师大附中这个号码只是局号从南局变为3局，再变为33局、303局、6303局，而用户号码一直没有变化，这在整个北京电话网上都是罕见的，也成为见证北京电话百年发展的一个最好实例。
除了1911年这本老话簿，博物馆里还收藏着几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话号簿，虽然外表已经斑驳不堪，内页也早已泛黄焦脆，但是翻开这几本号簿仿佛老北京城商号一片繁华忙碌的景象就在眼前。
和现在的黄页一样，七八十年前的老号簿也做满了大大小小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上，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周作人（新街 口八道湾11号，西局2826号）、金岳霖（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4423号）、余叔岩（椿树头条4号，南局1566号），俞振飞（遂安伯胡同10号，东局108号）、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局1466号）、沈尹默（北池子妞妞房15号，东局895号）、 胡适之（米粮库4号，东局2511号）、陈寅恪（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西 局568号）、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1202号）等等，另外当时清华大 学80多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也都刊登在内，比如冯友兰、吴宓、朱自清、闻一多、周培源等等，可以看出抗战前北平文化事业的繁荣局面。
日伪时期的北京电话号簿
1944年的《北京电话番号簿》是北平沦陷期间出版印刷的，前半部分是汉字号簿，后半部分则是日文号簿。让人心惊的是，封面上赫然印着一把刺刀，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本号簿虽然没有广告，但是整本号簿 印刷精美，扉页上还用四色印刷出来当时的电话覆盖区域。
1948年的北平电话号簿
到了1948年的《北平电话号簿》，可以看到内页中有的电话单位和号码的字号特别大，很是显眼，这也是一种广告效果，需要支付一定的广告费才能使用大号字。当时的广告宣传简洁明了，比较直接，比如封底的彩色广告是北平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打出的“请用飞马啤酒”的平面广告。像这样朴实、直白的广告词在当时的号簿里比比皆是，不禁让人莞尔一笑。每一页的上方和边角都留出了一定的区块发布广告，都是一些有实力的商店、公司来投放。
博物馆中的“大黄页”展柜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电话号簿每年出版一本。“文革”期间受到一定干扰，“文革”结束后，号簿恢复正常出版。90年代以后，按国际惯例，改为“黄页”。随着电话用户的增加，纸质黄页越来越厚，还出版了郊区分册等。翻阅这些北京电话号簿，其实就是在翻阅百年来北京的历史。
现如今随着网络通讯的日益发达，纸质电话号簿的使用已经日趋减少，但老号簿承载的历史变迁，永远值得珍藏与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