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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绚烂的中国书法史上，怀素无疑是占有崇高地位的书法大家，他是唐代唯一与张旭齐名的草书家，史称“草圣”。其造诣之精在古今独步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一些人认为，现藏于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小草千字文》（绢本）是怀素的“小草真迹”，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历代的书家学者中，对此件作品曾有过不少真伪之议。。。这一件曾经被明代姚公绶、文徵明父子等收藏过和认定过的怀素作品实际上是一件赝品，严格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件宋代或者元代的对临摹本。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件大名鼎鼎的怀素真迹却在2017年初被研究书画的学者黄锦祥首次发现，而且是唐代经帖装纸本而不是绢本手卷，这一重大发现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书画界的广泛关注！此帖又名为《千金贴》，在书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历来为书林所重。在怀素身上，相传着许多传奇的故事，有人说他晚年患了疑难杂症等等。今天，我们可以从黄锦祥发现的怀素作品中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他（怀素）不单止无病，写这篇《小草千字文》的时候还精神焕发，挥洒自如。此书法毫无老病之态，书写严谨，秀丽劲健，整体的气息是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用笔提按有度，收放自如，进入炉火纯青的“化境”。 凡遇到相同的书法作品，要判断母本(（真迹）还是摹本（赝品）是有方法的：主要看书写节奏、运笔速度自然的就是母本。临摹本总能够看出笔法不畅，书写节奏差失，转折处停滞生硬，线条无力等毛病，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行气不顺”。因为临摹者是不可以做到放笔直书的自由境界，模仿中一边要保证字形相似一边还要保证布局相同，总会流露出行笔的不自然、失去节奏等等，怎样去临也临不出原作者特有的自然美和章法美。下面这两件作品正好体现了自然书写与临写的不同特征，从笔性上通过多方面的比对一切自有分晓！当然，外行人或非书法专业人士看似无异，这点与个人的学问深浅有着直接关系。要鉴定一件书法作品，首先要了解这位书家的书风特征，用笔习惯，个性特点以及师承渊源。二是鉴定者最好能亲身去学习书法，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与审美特质。 图中任意比较两段草书，很明显看出黄锦祥藏本（以下简称“黄本”）书写畅快劲健，节奏自然，而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以下简称“台本”）明显看出因失去节奏速度后的线条软弱、呆滞，通篇笔涩沉闷，拘谨乏味。尽管这两件作品上的材质用料不同，从书法水平上看差距较大。（注：“黄本”为旧纸本，是典型的唐代经折装（散页），“台本”则是绢本手卷）。对比之下，“台本”显得涩呆涣散，形体结构失衡，笔意生疏，呆板僵硬，笔划交代模糊不清，并且部分文字有修描添笔、加墨的痕迹。而“黄本”则显得优美流畅，随手万变的艺术美感。通过每字核对不难发现，“台湾藏本”具有复制“黄本”的书写特征，而且在临写中多次出现错漏字和辍笔现象。若是同一个人书写同一内容的文本，不可能去苛求每一字的位置相同来写，也不会每行字数、每字形态皆相一致。因此，这类“双胞胎”至少必有一件属于真品（母本），而另一件必是赝品（摹本）。经过深入比较，“台本”根本不具备怀素其他作品的用笔特性，这卷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绢本怀素《小草千字文》其实是一件几百年前的对临摹本，俗称赝品。 据卷中记载，“台本”的最早藏家应为明代姚公绶，之后由文徵明父子、严嵩、宋荦、毕沅、释达受、徐少圃等递藏。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件重要的书迹在宋代和元代未曾出现过呢？这显然是明代横空出世的不实作品。观其卷中早期鉴印多为伪钤。造伪者为了掩饰其咎，硬是把怀素说成是晚年患有“风疾”病，由于是“类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发作，使他在书写《小草千字文》的时候有强烈的疼痛感，写成了风格大变的“寒涩”之作，这美丽的谎言确实是很牵强。假使是生病了也不至于让怀素精神失常而错漏百出，更何况怀素是一个学问严谨的书法大家！懂得书法的人都会知道，任何一位书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之中，他的笔迹都是有根可寻，即使在他的病前病后总有其笔性特点，完完全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书风是不可能的。由于该作品曾被明清后人题跋，直到现在还有人误以为台湾的怀素《小草千字文》是真迹实在是太荒唐了！正所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讽刺的是，明代就出现了莫如忠这样的评说：“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他既说出“台湾藏本”的缺陷但又信以为真是十分可笑的！为什么黄锦祥发现的怀素手迹就没有象他说的“点画变态、漫不经思”那样率意而为，而是笔精墨妙、灵动自然的不二之作。很明显，“台本”的书写风格与怀素个人艺术风格是完全不符的。从明代开始，莫如忠、姚公绶、文徵明、文嘉、王文治、钱泳、何绍基等人都把“台本”给误诊了，导致历年一些书家和出版社把赝品的怀素（台本）以假当真并多次出版发行，对于热爱学习草书的人来说会造成不良的技法影响，要知道学习书法最需要正统的原始母本！一些书籍在刊印“台本”小草千文时引评：“怀素用笔‘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张’之习，而专趋于‘平淡’古雅之中”，试问当年的作伪者能不字字用意吗？书写时畏畏缩缩要特别小心，这样的作品自然失去‘怒张’之势写不出一气呵成的艺术效果。在行笔过程中因受到束缚致使其‘平淡’乏力 ，可惜他‘字字用心’时还是错漏无常，这正好揭示了这件“台本伪作”的真面目！ 在历史上被误诊的书画个案也不在少数。著名的如被乾隆皇帝先后入藏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此二卷宛如“双胞胎”，令自负于鉴赏的乾隆皇帝迷惑不已，实则先入藏宫内并经御题且加钤玺印的那一卷实为摹本，而在后来入藏的那一卷后世称为“无用师卷”的，才是真迹，乾隆认假为真成为笑谈。徐邦达先生也曾说过：“鉴定最怕对比。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一比就出来了。”确是言之有理，凡从事书法收藏鉴定的，必须则重于研究作者的用笔特性和风格神韵，即使有名人题跋也不可尽信，也要从史学资料等多方面去考察论证！一直以来，台湾藏本受过多次质疑，作品上没有怀素的用笔特性，从字体上仔细琢磨，不少地方运笔犹豫、顿涩，还有回描的丝丝痕迹，完全缺少了原作者自然书写的笔势技韵。作伪者终因心虚笔怯，难免失位，只要细致观察即能看出其中破绽。宋代蒋之奇说：“草书有妙理，惟怀素得之。”这草书妙理恰恰体现在“黄本”帖上。 回顾史载，米芾《宝章待访录》和赵佶《宣和书谱》均有著录过怀素的《小草千文》，里面指的应该是水平较高的怀素真迹而不是“台本”。从黄锦祥藏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怀素的用笔特点，一笔一画驾轻就熟，随手万变中出神入化，此等佳作也非常人所能，这样的“稀有品”更是弥足珍贵！可与之媲美的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论书帖》诸帖，大都被秘藏于各大博物馆内，而在私人大藏家手中更是难得一见！怀素草书特点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他与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钱起、邬彤、颜真卿、卢象、陆羽、戴叙伦等多位名士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自言得草书三味，极富特色，所书均为上品。当时颇负盛名的吏部尚书韩陡见了怀素的作品后曾感慨地说：“此沙门札翰当震宇宙大名。” 怀素是一位性情豁达豪迈的书法家。他行笔劲健、洒脱，试问又怎会写出“台本”那样松散俗劣之作？比起“黄本”行云流水的气魄确是逊色不少。毫无疑问，面前的“黄本”笔画简约凝炼，应规入矩，肃穆典雅，较《论书帖》更佳！通篇遒劲圆转，温润古健，从中可以看出怀素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传承渊源，是一件妙不可言的神品之作！怀素的草书以篆书入笔，藏锋内转，瘦硬圆通，灵动多变，气势恢弘，这正好体现了“黄本”的书写特征。他并没有为追求新奇而无视法度，写的小草结构严谨精练，贴近于《自叙帖》的用笔特性，充分体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怀素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大家，他的大草与小草同是写得精美绝伦，唐代名流颜真卿、戴叔伦、钱起等都曾撰文作诗加以赞咏。李白游湖南时特地为他写下《草书歌行》，赞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欧阳修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中称道：“藏真特以草书擅名当时，而尤见珍于今世。”可见怀素的书法在唐宋年间已颇具影响力，不愧有一字值千金的美誉！ 根据“台本”末尾签署的年份题款，写有“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的字样，这类书写款识出现在唐代存在错误。只有在宋代左右才开始出现有“时年多少有几”的书写形式，在唐代的书家中不曾有过类似的年份兼年龄下款。况且，此后款字迹与前面内文手迹截然不同，前后书写并非一人，明显是后人强加上去的（伪装为其晚年年款），可想而知此作伪者是不谙时代的署款风貌。这样看来“台本”的下款就不是怀素的真实年款了，由于“黄本”的后半段《千字文》在古代已经散佚，暂无从稽考。但是，从书法史上署款为“时年多少有几”的最早写法应出现于宋代并非唐代。如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内南宋书法家张即之手迹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的作品《汪氏报本庵记卷》文中写到“。。。庵之落成，‘时年六十有八矣’。诚孝不衰而又精力绝人。。。” 此类书写形式在宋代犹为少用，更不会在唐代流行使用了。所以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小草千字文》手迹绝不会早于宋代，更不会出于唐代怀素之手。 自从绢本《小草千字文》在明朝出现以来，已令不少学者对其有过非议。如明朝大臣、学者孙鑛云：“陕刻今盛行世……素师虽有铁腕力，然不脱缁流气，笔法太近今。”这里说出“台本”的书法似今人写而不象古人写；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小字（千文）乃绢本，字法端谨，不似怀素书。。。。予借至斋中最久，犹疑为宋人临本。”他当时就说这绢本《小草千文》完全不象怀素写的，很怀疑是宋人的临摹本；而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谈》直言：“醉僧所传大、小《千文》均为伪物。”他见过绢本《小草千字文》后即确定为赝品；曾任职于故宫博物院的朱家济先生则在其影印本上跋云：“吾当日题此本，以为“法度不失，风规自远”，固亦不误，而绝非素师书。素师六十三岁必不衰颓至此，全失俊逸之风。此盖八十以上人临本。其人非不能书者，老而不能运笔，乃作此状。”大意是说这卷绢本《千字文》绝对不是怀素写的，怀素六十三岁时不会衰颓到这个样子，完全失去了俊逸之风。看这书法应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临摹的。。。也就是说，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藏的怀素《小草千字文》（绢本）其实是一件怀素赝品。 退一步设想：假使“黄本”去临摹“台本”，黄本是不可能写出这么灵动自然的精妙之作。相反因“台本”临摹“黄本”的原故，才会出现了错漏百出、笔法呆滞涩腻，线条不畅的异象，试想这类失去神韵的作品会是大家之作吗？把“台本”进行单个文字放大，可以清晰的发现，有多次修补添笔，极尽乞求，生怕写错了字，上下笔意连贯不上等缺点。虽然“台本”在明代曾得到文徵明、文嘉、方士庶、王文治、钱泳、释达受、何绍基等后人的认可，这正好反映出他们对学术的要求不够严谨。导致此“古摹本”以讹传讹延伸了几百年，随着真品（黄本）的浮现令其暗然失色！特别在明代和清代期间，流行着一种迷信著录的鉴赏风气，认为著录是鉴定书画真伪的主要依据，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收藏家不管他有多好的优越条件和多高的眼力，终不免有所失误。宋代著名书画家、鉴定家赵佶皇帝当时收录的晋人法书真迹，现在经过论证确定实际上是唐人的向拓本，一些曾收入于《宣和画谱》的古画真迹，今天看来实际上也是后人摹本。
从“台本”《小草千字文》的印鉴中发现，卷中钤有汉代“军司马印”、宋代“宣和”、“政和”和“内府图书之印”，还有元代“赵孟頫印”鉴章，这些明代以前的印鉴均为伪印。因为这类印鉴大都出现于被公认为古摹本的怀素《食鱼帖》上，启功先生在分析怀素的另一卷狂草《苦笋帖》时也曾指出：“惟卷中诸古印，俱出妄人伪钤”。试问唐代的怀素作品上又怎会印有汉代的“军司马印”呢？关于怀素发现并钤用“军司马印”之事，明以前的史料中不曾记载，清代钱泳说怀素用过“军司马印”本属传言或假说。徐邦达先生说：“《食鱼帖》上所用‘军司马印’，‘未必怀素自钤而或系后人鉴定时加钤之’，‘至小草千字文上所钤是否与《食鱼帖》上所钤为同一方，因汉宫印同文者可有多方耳’，故不能断定。”徐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一书的著录中，就标明了《食鱼帖》是一件“古摹本”。至于台北怀素《小草千字文》绢帖上钤盖的共计十处“军司马印”，除了卷首标题、落款和卷末压款的三处，其余的均盖在绢素的接缝上。盖在押缝上的此印，从位置上看得出来，显然是在字幅装裱之后才加上的。这也足以证明“台本”上的“军司马印”并非怀素所用。
品读黄锦祥的怀素藏本，如同读出了孙过庭《书谱》的古朴韵味。随着怀素真本的发现，大大改写了怀素的不实史记，还原了怀素《小草千字文》的真实形象。一千多年来，人们在研究他的过程中不免有太多假设和遐想。。。毕竟还要从他的所有作品中研究出来去伪存真。这几百年来，怀素似乎一直在申冤着倾诉着：“我怎么会被莫如忠说成是‘点画变态漫不经思’之人，庆幸有学者孙鑛、孙承泽、包世臣、朱家济、黄锦祥等有识之士在背后认同我，还我清誉。。。”其实怀素本身就是一位学问深渊的人。他能做诗，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他勤学苦练的精神受世人所颂。像这样的高僧，对自已的治学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除了有“饮酒食肉”这一癖好之外，他的大部份时间都用于颂文礼佛和书法创作，才有了举世瞩目的书法成就。如果怀素当年写出了“台本”这类诸多错漏的草书，相信早就给他撕毁了。。。凡古今成就卓越之人大都独善其身，更何况他是一位古代的大师呢。
怀素（725 ～ 785），唐代杰出书法家。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考功郎中钱起的外甥。自幼出家，经禅之余，从事艺文，尤好草书。曾将弃笔堆积埋之于山下，号称“笔冢”。又广种芭蕉，用蕉叶加以挥洒，即颜其居曰“绿天庵”。好饮酒，及其酒酣兴发，寺壁屏幛、衣裳器具，靡不书之，时人谓之“醉僧”。自言得草书三昧，有“狂僧”之称。怀素书法初学欧阳询，取法“二王”，后师从邬彤学草书。邬彤是张旭的学生，乃告以笔法。762年（宝应初年）自零陵出游，历衡阳，走广州，客居潭州，然后经岳州，进入长安。772年，怀素回乡，途经洛阳，适逢颜真卿，曾趋谒拜访，僧儒论书，遂为书坛盛事。唐代名士如李白、卢象、戴叔伦、钱起、陆羽等人，皆有歌行称颂之。怀素以狂草著称于世，与张旭齐名，人称“颠张狂素”。黄庭坚评曰：“此二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传世墨迹有《自叙帖》、《小草千文》、《论书帖》、《苦笋帖》等诸帖。 (注：此文本内容允许读者转载，对研究怀素具有一定的理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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