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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迹象显示，当前我国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变之中。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沿江高铁、武汉城市群、郑州城市群、长沙城市群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区域节点城市战略进入国家层面，在国家政策与时代机遇的双重冲击下，无论是传统的东部强市，还是新兴的中西部以省会为代表的新锐城市，都在深刻改写着数千年来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版图。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政经策论智库】，原文作者：何雨，由丁俊杰看城市运营团队编辑推荐。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南京 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传统农耕经济状态下，受资源条件制约，在一个历史时期，往往只有一个中心城市，主要是帝国的京城。虽然从历史上看，北京、西安、南京、杭州、开封等都曾登上过历史的巅峰，但是，如同“一山难容二虎”一样，在同一个时代，也是“一朝难容二城”，基本上都是各领风骚数百年。 境况的彻底改变，能且只能发生在当代。我们知道，支撑超大型城市的生存与运转，需要庞大的资源。农耕时代的“一枝独秀”，从根源上看，是这一时代的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持二个及其以上超级城市的正常运作。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拥抱主流世界文明。经过近40年的埋头苦干，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这一经济能力的变化，投射在城市发展上，就是中国具备了支持多个超级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 回顾历史，自新中国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城市，也只有北京和上海。即使在举国之力的支持下，北京和上海，依然像小脚女人那样，步履沉重且缓慢。甚至在改革开放后至新世纪前，也几乎没有能与北京、上海叫板的新一线城市。量变终究会带来质变。自去年以来，包括南京、杭州、厦门、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在内的强二线城市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时间风光无限。 南京 这些城市在经济体量上都已经超过或接近万亿元，在人口规模上基本上都在千万人左右。如何理解近年来的强二线城市现象？我的看法就是，在经济条件、技术手段、生活水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城市进入了“诸侯称霸”的时代。其在城市经济地理上的意义，就是中国城市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阶段。这也是一个城市竞争，甚至城市战争异常惨烈的阶段。如果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恰当、政策支持科学合理，那么，就极可能在强二线城市之争中脱颖而出，跻身一流城市行列。同样，如何城市发展战略失当、政策引导混乱无序，那么，就会错失机遇，被新的强二线城市取代。 千年未有之中国城市经济地理大变局，同样在江苏省内上演。自去年以来，与省委领导班子大换血同步的是，江苏的城市经济地理战略也在急剧转型：作为省委一号工程的扬子江城市群战略，改写的是苏中与苏南城市经济地理格局；作为苏北重镇——徐州极力推动的黄淮海城市群，试图改写的则是苏北地区的城市经济地理；宁杭生态经济带，试图改写的是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经济地理关系；…… 凡此种种，莫不表明，对于强二线城市来说，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具体城市如何定位，选择何种路径，依靠什么资源，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一问题，对南京来说，尤为重要。自前市委书记杨卫泽和前市长季建业双双落马后，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南京三易主帅，无论是在城市发展的战略与方向上，还是在具体的道路与政策选择上，都游移不定。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随着新书记的到位，南京有望迎来一个城市主官稳定执政期。如何在承继既有成绩与经验的同时，抓住时代机遇，继往开来，开辟南京城市发展的新篇章，拿稳中国城市经济地理千年巨变的车票，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寻找城市发展的智慧呢？其实，历史是一个连续统。欲明前路，必晓来路。作为一个千年古都，南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有何与众不同的特质，其资源优势又何在？只有科学、深刻回答这一城市来路问题，才能精准、合理地在新时代创制出符合城市规律、体现南京特色的城市前路。 南京 “天时、地利、人和”，是影响战争走向及其胜负的三大关键因素，同样，这也是影响甚至规定城市发展方向与内容的基本因素。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影响南京城市发展的“地利”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正如历史的短命王朝一样，南京结束了其作为民国首都的短暂历史，降维为江苏省的省会。根据最新资料介绍，南京全市下辖11个区，总面积6587.02km²，2016年建成区面积1125.78km²，常住人口827万人，城镇人口678.14万人，城镇化率82%，是长三角地区及华东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 从首都到省会，折射出来的是城市地位的变化，即，从全国之中心，变成了江苏之一极。落差极为鲜明的：即使在江苏省域范围内，南京也只能偏安西南。东有苏锡常与之抗衡，北有长江天堑隔断了其与苏北城市的联系。所谓的“南京都市圈”，基本上也只有“都市”没有“圈”。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地利”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打开南京地图（见下图），可以发现，作为一省之省会，承担着全省政治、文化与经济中枢的南京，在区位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另类：一方面，其在全省行政版图中，偏安一隅，位于全省的西南角。另一方面，从其行政边界看，全市大部分边界与安徽接壤：北侧的六合，与安徽的天长接壤；西北的江浦，与安徽的来安、滁州、全椒相邻；西南则与安徽的马鞍山为伴；南侧的江宁、高淳则与安徽的郎溪紧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京，三面为安徽城市所围合，只有东部才与省内城市有着肌肤之亲。 当前，包括港澳台在内，中国共有34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有23个省，5个自治区。纵观这28个省或自治区的省会或首府，除了南京，基本上都位于本省行政区的地理中心，或是为本省行政区所围合。可以说，作为一省之省会的南京，其在行政地理上为邻省安徽所环抱，这一格局，放眼全国，可以说绝无仅有。 我们知道，现有的行政区划，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历史传统的沿袭。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行政区划的地理边界呢？历史地看，自秦帝国设立郡县制后，行政区划雏形就已经显现。至元朝开始，一种新的行政区划制度出现，即，行省制：其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为行省（简称为省）。这是作为异族的元朝，为了便于控制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而采取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然而，这一创新并没有随着元王朝的退出而退出。相反，自13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历经元、明、清三代，行省制度在保留中不断完善，甚至今天中国之省级行政区域，大体上也都能看到行省制的烙印。 对于封建王朝，特别是外来王朝来说，如何保持中央政府的集权，限制地方政府的割据与分离倾向，始终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行省制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响应。故，通常来说，行省地理边界的设置，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自然地理因素。即，受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等因素的限制，以自然山川、河流为界，作为行省的自然地理边界。 二是经济社会因素。即，不同省份、地域生活的人，往往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生活习惯。 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科学性与合理性上看，设置行省的边界，按照这个两个因素就足够了。然而，如果真的遵循这两大原则，那么，就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即，同质性群体的集聚，在让地方形成凝聚、团结的同时，也极可能造成割据，与中央政府抗衡。故，在汲取历史割据教训的基础上，元的行省制度就采取了“掺沙子”策略，即，把人为地把本属同质性的地理与人文族群打乱，使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行省，在行省内部形成异质性群体的地域制衡。如，江苏和浙江，就是掺沙子策略的一个典型。从人文地理看，江苏的苏北，与山东更为同质，而苏南则与浙北具有更高的同质性。 南京 “地利”，属于先天性条件，是无法改变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气质与性格，往往也是“地利”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人们常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南京的城市气质与城市性格，即，“大萝卜”。 萝卜，并不是南京的特产，然而，却成为南京人的城市形象。这一悖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泄露了南京的城市文化基因。我们知道，萝卜留给人们的典型形象就是朴实、硕大、味甘。以物喻人。这一形象在南京人的身上，就体现为敦厚、朴实，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木纳、愚笨。 稍微了解点地域文化的人都清楚，作为南京人气质与性格的“大萝卜”，其实是与典型的苏南人气质与性格完全不同的。小桥流水、小家碧玉，才是苏南人的形象，他们是精致的、悠闲的、儒雅的。 如果对城市文化进行同类项归并的话，南京的城市文化，倒与北方的中原文化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如果一个不懂普通话的河南人、皖北人来到南京的话，不仅基本能听懂南京人的方言，而且南京人也能听懂他们的方言。与之对比，作为南京城市的东侧邻居，无论是扬州，还是镇江，一旦这两个地方的人，在南京用方言生活的话，基本上没人能听懂。故，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南京，是江苏当之无愧的异类，占着南方的地盘，流着北方的血脉。 “南京非苏”，除了文化与民俗上的证据外，还有自然地理上的证据。我们知道，江苏的典型地貌是平原地区，河网与平原，构成了一个大写的鱼米之乡——“蘇”（以“苏”而非“宁”作为江苏的简称，或许同样是南京文化基因的一个体现，即，“苏”，才是江苏的地理与文化的灵魂与精粹所在）。与江苏主流的地形地貌相比，南京的地形地貌却显得同样另类。用官方的术语来描述南京的城市形象为“山水城林”。“山”字，排在了南京城市地理形象的第一位。在南京境内，除了著名的紫金山外，还有牛首山、幕府山、栖霞山、汤山、青龙山、黄龙山、方山、祖堂山、云台山、老山、灵岩山、茅山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多山的南京在地理上，更接近于安徽的皖南。
“南橘北枳”，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其实，稍微改造一下，可以用这个成语来描述南京的城市基因，即，“北橘南枳”。 “金陵自古帝王州”。自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并于同年9月迁都南京后，并改名为建业后，南京作为王朝都城就登上了历史舞台，继孙吴之后，先后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朝、太平天国以及中华民国先后定都南京，共455年，史称“十代故都”。 历史地看，除了东吴、明、太平天国与中华民国，作为国都的南京，在其他六个朝代，充当的都是中原王朝覆巢之后的避难所。在五胡乱华的冲击下，晋朝皇室和北方黄河流域广大居民，衣冠南渡，依托长江天堑与金陵地险，以南京为基地，来保存、延续中原甚至华夏文明的血脉。 南京承担的这一历史功能，以及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也体现在城市的性格与气质中。我们说，“北橘南枳”，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这段城市历史的凝练。尽管来自于中原的文化不得不受到南方文明洗礼与改造，但，毋庸置疑的是，鸠占鹊巢的中原正统文明还是在南京基本上保留了华夏文明的基本要素与核心基因。 南京夫子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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