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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雄泉《花与猫》
到家第一日，缩在墙角，死命要上窗台。那窗台堪堪两公分宽，它倒也真有本事，挠着雪白的墙面，哧溜一下蹿了上去，摇摇欲坠，苦苦喵嚎。看看不行，伸手抱下来。可倒好，照着手掌就是一口。一个牙齿洞深深扎在猫妈的心窝。 第三日，忽然绝食。整日只进水，不进米，看得人心惊肉跳。剁点肉末拌猫粮，狼吞虎咽吃了一顿，一小时后开始吐。眼看它吐出三条白胖虫子，我如坠冰窟。再喂饭越发不吃，水也不肯喝了，一整夜上吐下泻，又倒腾出两条虫。我们合力把沙发搬到书房，守着她过了一夜，起来立即送医院。一根棉签捅进肛门，她痛得当场失禁。检查结果：满腹蛔虫。 一颗驱虫药下去，小猫抽搐半宿，将虫杀灭。以为从此得安宁，猫爸猫妈额手相庆。不料悲惨生活才刚刚拉开序幕：到家第十天上，糖球胆儿肥了，终于跳下窗台四处巡视。我们觉得这是好事，便抱听之任之的态度。结果尿湿了我们的床。猫爸心软，抱它到犯罪现场庄容训斥，又轻敲脑门以示警。我想，这是偶然，于是心平气和洗床单。 第十一天，尿湿了给它垫窝的旧衣服。 第十二天，尿湿了被子。 第十三天，尿湿了沙发。 第十四天，尿湿了我们整整齐齐的一叠浴巾。 猫爸气昏，扬言要将它丢到楼下垃圾桶。温言批评早已火热升级，变为冷峻无情的痛骂。敲脑门也嫌轻了，换作我童年时常常领受的“笃栗子”——又叫“头梆”，是可以打得很重的，并且由我出击。 可是每次关完禁闭两小时，想想于心不忍，又放出来温柔地挠。
本文刊于2015年12月25日文汇报·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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