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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该人口特征趋势是儿童死亡率降低加上生育率下降所致。从1950 到 2015 年间，中国每名妇女生育子女总数从6.11下降到1.66。同期，总死亡率也在持续下降（从每万名人口 22.2 下降到 7.2），这使得人口的期望寿命稳步提高（见图 1）。 在中国，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已经从1950年的44.6岁上升到2015年的 75.3 岁，而在 2050 年将有望达到约80岁（UN DESA, 2013a）。重要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要远远快于很多中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在以后的 25 年里，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全人口中的构成比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将从 2010 年的 12.4%（1.68亿）增长到 2040 年的 28%（4.02 亿）（UNDESA,2013a）。相比之下，法国、瑞典和美国 60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 翻番至14%分别用了 115 年、85 年和 69 年。在不远的将来，60 岁的中国老年人有望比他们的父辈寿命更长。 2013 年中国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有 2260 万，到 2050 年，该数字有望提高到 4 倍，达9040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高龄老年人群（UNDESA, 2013b）。中国女性比男性的寿命更长。1950年，中国人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为44.6 岁。到 2030 年，中国女性的期望寿命将达到 79 岁，而男性为76岁。当期望寿命的男女差异有望在多数高收入国家逐渐缩小的时候，这一差别在中国将继续扩大。2010 年中国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女性占60% 以上，随后几十年该比例仍将不断上升（UN DESA, 2013b）。 在中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而不是城市。多数大城市（北京、成都、重庆、广州、上海、深圳、天津和武汉）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仅占 10%（Woetzel et al., 2009）。人口的城乡流动造成了农村地区人口迅速老龄化：到 2030 年，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分别达到 21.8% 和 14.8%（Cai & Wang, 2005）。 2.健康问题的转变：现在和未来 与人口特征改变密切相关的是健康状况和流行病学方面的变化，包括疾病负担逐渐从妇幼卫生问题和传染性疾患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变。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慢性病疾病负担随之增加。2013年，中国2.02亿老年人口中（Wu & Dang, 2013）有超过 100 万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Wang & Chen, 2014）。很多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与年龄密切相关的疾病，诸如缺血性心脏病、癌症、脑卒中、关节炎和老年痴呆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累及人口的绝对数字将持续增（Prince 等 , 2015）。此疾病谱的转换正在逐步加速：在 2012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有近 80% 死于非传染性疾病（WHO, 2012a；见图 2）。 据目前预测，到 2030 年，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将导致慢性非传染病的疾病负担至少增加 40%（Wang, Marquez & Langenbrunner, 2011；见图 3）。且男性和女性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男性的慢性病危险因素持有率更高。到 2030 年，与现在相比，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人数将增加 3 倍以上——包括男性和女性。 3.变化中的家庭结构和传统养老模式 伴随着人口机构和疾病谱的改变，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正在经历城市化、家庭结构以及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对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养老模式（Kalache,1986）提出了挑战。 按中国社会传统，大家庭就如同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包括孤儿、残疾人、老年人、寡妇以及暂时失业者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在大家庭中，有三代及以上的成员（包括所有兄弟姐妹及其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共享财产和收入。在此父权家庭结构下，子承父业，保证相关知识和技能专长世代延续。这种传统的家庭体系非常重视老年人的社会角色。然而，教育进步、国内的人口流动和技术发展正改变着传统的格局。 如今的中国社会，老年人不像从前那样往往和年轻人共同居住，年轻人也不再唯父母之命是从。这将直接影响老年人对社会照顾和经济保障的获取，甚至影响其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中国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也映射了这些变化，在1930 到 2010 年间，中国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见图 4）。 1974 年，平均家庭规模稍低于 5 人，到 1990 年约为 4 人，2000 年为 3.4人，2010 年为 3.1 人。1930 年，约 48% 的中国家庭拥有三代人，拥有两代人的家庭所占比例类似，仅拥有一代人的家庭不足 5%。但是，到 2010 年拥有三代人的中国家庭所占比例降至18%，拥有两代人的家庭所占比例在 1980 到 1990 之间达到最高，随后开始逐渐下降。 相应的，自2000年以来，仅拥有一代人的家庭逐渐增多；到 2010 年，几乎80% 的中国家庭仅拥有一代或者两代人，而1930年此比例约为 50%（Yang, 2012）。诸如人口压力等推力因素，以及诸如挣钱机会更多和通讯方式更加现代化等拉力因素，导致了年轻人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Yang, 2012）。向城市迁移的年轻人可能会陷入经济困境，无力向其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因此很多留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即使存在能力障碍也必须继续工作，他们是孤独并且与社会隔绝的。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及其不断加入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对老年家庭成员的照护问题也产生了不利影响。2010 年 18 岁～ 64 岁女性的就业率为71%，其中城市该年龄段女性的就业率为 61%，在农村则为 82%（Yanqiu, 2011）。虽然很多上班族夫妻认为父母跟随可以提供情感支持，且有助于照顾幼儿，但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卫生保健费用支出使成年子女难以实现与父母共同生活。妇女的角色和个人期望发生了改变，重视隐私和个人空间，不希望被长期照顾老年父母的责任所羁绊，要承担家庭以外的工作并雄心勃勃的追求事业，这些都意味着年轻家庭成员能够用于照护老年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因此，无法再将长期照护老年人的所有责任都依托于年轻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老龄化相关的疾病负担和养老模式的上述转变强烈提示亟需进行政策干预，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现阶段，尽管中国对社会福利目标做出了声明，但是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基于公平原则获得和利用相关服务的照护体系也尚未建立（Xiao et al., 2014; Zhang & Wei, 2014）。 现有老年人的照护体系主要由市场驱动，监管薄弱；这加剧了中国老年人在健康方面的不平等（Wang et al., 2014; Xiao et al., 2014）。而且，在中国为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提供的非正式照护服务具有很大局限性。也尚未针对如何在具备多技能支持的照护机构建立以护理人员为主导的长期关怀模式，以及如何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照护服务，进行有效的探索。因此，大多数患有多重疾患且不能完成日常生活活动的（ADLs）老年人，仍需要依靠其子女和配偶进行照护。该人群的护理质量和生活质量是很多已发表的研究论文所关注的问题（Wang, 2014; Xiao et al., 2014; Zhang & Wei, 2014）。 以上现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中国人迈入老年阶段之后仍需坚持工作。2010 年，7.2% 的老年女性和 22.9% 的老年男性参加了有偿劳动。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继续工作的现象尤为普遍，多数人在 60 岁～ 69 岁时仍在工作，劳动参与率仅在80岁以后才降低到 20% 以下（SCDC, 2012; Zhao etal., 2013）。 （来源：《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整理编辑：时英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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