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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反思和分析，现在可以来谈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设想了。我认为，中国在下一世纪的文化建构中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调整好中西文化的比例，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对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二是调整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积极扶植和发展人文文化。 关于第一个调整，我想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分析与论述，应当说已经很清楚了，似无需多讲了。然而，尚需要啰嗦几句的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各种很深的成见。如对儒家思想，有的人就认为，尽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激烈批判，但儒家传统中的封建伦理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深层的人际关系中，以及比较闭塞、落后的农村。因此，他们认为，清除儒家传统伦理的影响，引进现代西方的生活规范和伦理观念，仍然是当前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任务。于是，一些人就常常把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与所谓的“复古主义”、宣扬“封建意识”等联系起来而加以反对。 不容否认，上述关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中那些封建糟粕还在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揭示，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事实上，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及其消极影响，在任何时候也不敢说已经清除干净了这样的话。因为，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而且有着广泛深刻影响的历史文化，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它就有可能死而不僵，就有可能在现代社会中沉渣泛起，人们对此自不应掉以轻心。然而，我们也绝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不要或不敢去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发扬其积极的影响。更何况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也在促使人们去深思。那就是，由于以往的过分否定传统（包括儒家）伦理，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少人脑子里还有“孝悌”、“忠信”等伦理观念？以至于在一般人的头脑中，特别是青年中，连最起码的家庭、社会伦常观念都不清楚。更有一些人在模糊不清的西方“自由”、“平等”等观念的驱使下，甚至连如何恪尽正常社会分工下个人职业职责的伦理观念都没有。因此，当前很有必要强调一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认真地吸取传统（包括儒家）伦理观念中那些合理的内容，从而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伦序。 以上两种不同的认识和估计，应当说都有根据，然而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则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往，人们受“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把“破”看得比“立”更重要，乃至以为“破”了旧的，新的自然就会“立”起来。因此，长期以来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破”多“立”少，“破”强“立”弱，甚至有些方面是有“破”无“立”，其结果则是造成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迷茫、空白和无所适从。其实，“破”和“立”是既有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破旧”只是为“立新”创造了条件，而并不能替代“立新”。“新”如果“立”不起来，或长期不“立”起来的话，除了会造成上面所说的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迷茫、空白和无所适从之外，已“破”的“旧”还可能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就这一意义来讲，“立”比“破”更重要，而且通过“立”，人们将全面地检讨前此的“破”，因而也能减少继续再“破”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我认为，就当前中国社会来讲，最迫切需要的是要树立起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或本位意识，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真研究和吸取传统伦理观念中那些合理的内容，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所需要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伦序。我相信，通过建立和倡导这些新的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伦序，对于继续清除那些残留的、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旧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将会更有力、有效。 关于第二个调整，它不仅对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化的建构有意义，而且对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十世纪是科技文化获得空前发展的一个世纪，它在天道（物理）探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的所有世纪，这是值得人类为之骄傲的。然而，二十世纪人类在人道（伦理）的探求和建设方面是否也取得了可以与科技成就相提并论的成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深刻反思的问题。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接连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当时它引起了世界上许多思想家的反思。许多思想家对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取向一度发生了疑问，出现了一股新人文主义的思潮，出现了一批向往东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思想家。上文提到的我国二三十年代的那场中西文化大讨论，也与这一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有些中国学者已深刻地认识到，单纯的科技文化的发展并不能真正地、完全地解放人类。瞿秋白说： 技术和机器说是能解放人类于自然权威之下，这话不错，然而他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尤其只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上，而不肯用到或不肯完全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现象上去。 技术的发明愈多，人类的物质的需要也愈多—如此辗转推移，永无止境。文明人不但没有从物质生活解放出来，反而更受物质需要各方面的束缚锁系。以全社会而论，技术文明始终只能解放一部分的人。（《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 这些分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随着高新科技的高速发展，物对人的引诱力和支配力是越来越强大了，注重人伦道德的人文精神被追逐物欲的浪潮所淹没人文学科也由此而受到冷落。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仍然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是对科技的崇拜。 在当今新知识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人们如果在科技文化知识方面不能不断提高和更新的话，则必将为时代所淘汰。但是，在人们不断提高和更新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高、新、精、尖的科技知识，在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是否有利于改善人类的整体生存环境，是否有助于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提升？许多有见识的人们发现，人类创造的现代高科技，不单纯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成为控制和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和力量越来越强大，同时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手段，以及人为环境。于是，只要这种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点小问题，都有可能使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陷于瘫痪。这也就是说，人类正在不断地沦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高新科技的奴隶，个人、社会和国家正在不断丧失自我和个性。由此而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的危机。 其实，由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其责任并不在科技发展本身，而在于发展科技的人，在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无可否认，当今世界是一个讲求实力的时代，全世界的实力竞争，把全人类逼上了一条无限追求物质增长的险途而不知返。由此，追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也就成了绝大多数现代人的主要人生目标，而在某些人那里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在这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一切都只是为了功利，为了生活享受。因此，自然环境和科技手段都只不过是达到人们某种功利和享受的资源和工具，可以不顾一切后果地去攫取它。更有甚者，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他人也只不过是一种物，一种资源，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已。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被严重地扭曲了。因此，要克服和摆脱这种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单靠科技的发展是无法解决的，而只有重兴人文精神，重塑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正是有鉴于此，我认为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化建构的方向，应当大力加强人文文化建设的力度，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健全社会的文化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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