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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这个概念近几年已经不大提了，可在1980年代，一度成了负面流行语，广为批判。 可现在回头在看看，这“大锅饭”其实我们还没理解透，或者说理解的角度有点争议。 当年强调“大锅饭”的负面，重点针对的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更针对背后的计划经济。 有关资料及文学作品显示，在某个特殊时期，“大锅饭”是这种形象： 在农村，实行集体土地、集体劳动、“打工分”统计劳动量决定最终分配的经济形式。管理人员为了省事而平均打工分，而有的懒汉就故意少干、多吃，能干的一看就怒了，也就不愿意干，效率就下来了。 也有的“打工分”更加超过了平均主义的框框，采取任人唯亲的打分法，更加激起了矛盾。 在城市，大家都等着国家下任务，没任务就挺着。发工资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同级同工龄），几乎成了混年头。 在党政机关，人浮于事、混日子、效率低下的情况很严重—反正也是铁饭碗。“一张报纸一杯茶混一天”的情况常常登上媒体的讽刺版。 好像很负面，很不正常，很落后，是吗？实际上1980年代的媒体（代表官方态度）也的确是这么表达的，相当程度上把经济落后、市场物资匮乏都归咎于那个“大锅饭”。 此后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前面的计划经济，而代之国家调控加市场调控并行的经济形式，允许个人参与许多行业以“调动活力”。具体效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 从学术的角度，不好片面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要辩证科学的思考，既要指向性分析，也要互相比较。 指向性分析“大锅饭”：所谓“大锅饭”本身，最早是建立在早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共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上的。 理论上分析，早期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算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它除掉了旧社会不平等的，权力、暴力色彩浓重的私有制分配制度，严重打击了封建剥削压迫，代之以公有制，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 生产资料公有本身没有问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从表面看也没有问题，是积极合理的分配形式。 计划经济更有“集约化”的优点，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 可后来这种经济形式为什么“没搞好”呢？ 前面已经看到，“各尽所能”实际上没实现，因为城市没得到那么多任务，特别是创新性任务不足，即使有那么多任务也难以刺激起足够的工作欲望，还有田间地头出现了懒汉--按照非正式的官方说法，有“觉悟”的问题。 但是必须看到，官僚机构的僵化是管理问题，是人的问题，不应该由制度买单。 明显，“按劳分配”的变形实施是明显的管理问题。除了体制上的漏洞，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人员素质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 对于“干好的”不给人家足够鼓励，对懒汉低素质也没有惩罚，客观上起到了鼓励懒惰的作用，人为制造不公平，如此管理行为就是失职。为什么会如此？一个是图省事，一个是“片面维稳”心理在作怪。 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分配原则并未要求平均主义，所以把这个片面的归咎于制度并不公平。 实际上制度本身并没有明显问题，而是实施过程出了问题，部分是环境问题，大部分是人的问题。随意推翻所有并不科学、也不公平。 正所谓“饭不好吃找厨师”。大锅有大锅的用法，小锅有小锅的优势。铁锅无罪，利用它的人才应负担主要责任。 早年的计划经济，的确存在缺点，那就是灵活性不够，或者说“计划”中并未包括“灵活反应”的内容，其中人的因素更把这个缺点放大了。但这并不是说，计划经济一无是处。 早年的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某种程度上是按照需求安排社会生产，固然不够灵活，但是它对于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有其积极意义。 比如在当时，多少人吃多少粮食、吃多少菜，这些食品卖多少钱、利润几何、损耗预计等等都是政府计划确定下来的，保证百姓能以低廉的价格拿到这些，无疑是一种稳定、一种基本公平。 的确，烂茄子破辣椒不好看还浪费、米面发黑不好看，但那主要是加工计划或储运不善的问题，是技术性问题或管理问题，并非不可解决。 比如在当时，多少人住多少房子、房子卖（租）多少钱这同样是政府定下来的，有力保证了大部分百姓能以较低的代价住上房，满足了生存底线。至于后来房子不够住，那是计划没做好，或人口流动没控制住，可能还涉及一些不公平分配的问题，同样是管理问题而不是策略问题。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不好一棍子打死。 … 不管怎么说，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走上了轨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灵活分配”渐渐代替了所谓的平均主义。 平心而论，当今的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处。首先就是这种体制的确有力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大家都在绞尽脑汁满足市场需求，结果就是市场上商品极大丰富，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众需求，同时某种程度上社会和国家的实力在增强。 具体说来，就是“市场上有钱什么都买得到”！国家也有了钱造大军舰买导弹什么的，比起以前商品匮乏经济萎靡的年代，的确是个进步。 但是也必须看到，如今的中华市场经济还很幼稚。有学者称其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特点为相对的无序，这个不能说没有道理。 不得不提及，某些领域的确自由过头了。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正常运作、对大众的正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与市场经济的初衷背道而驰。 比如，银行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己决定贷款给谁，贷款目的就是牟利，很少社会效益考量-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投机经济的作用。 比如，房地产商自己有权力贷款盖房，盖多少、卖多少钱也相当自由，于是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一面房价高烧不退、一面商品房大量积压的怪现象。老百姓要么接受住房紧张，要么接受高价买房，如此与人民大众的切实需要显然背道而驰。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民更富裕、更方便、更健康、更幸福，难道不是？ 比如，食品市场已经完全对私营开放，代价就是食品安全风险急剧增高，而且价格常常剧烈上涨。涉及整个产业的“毒奶粉”事件余波未平，“蒜你狠、豆你玩”频频上演，这其中有多少企业受益？有多少老板受益？受损的却是百姓利益。 一边是稀烂贱较放心的烂茄子破辣椒，另一边是琳琅满目却高价且不大放心的精品副食，如此真有些左右为难了。 比如，医疗方面，事实上即使有医疗保险，相关的费用绝大部分仍然是个人出（企业缴费其实也是个人份额），而市场化运作的医疗机构理所应当地希望病人更多消费！还有，没有医疗保险的怎么办？ 比如，股票市场的火爆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于是相关的投机与急功近利气氛愈加浓厚。产业层面，肯踏踏实实投入生产、创新的越来越少，企图通过投机炒作一夜暴富的越来越多。这种气氛扩散开来，某种程度上导致经济病态。 比如教育产业化…（例子太多，在此并不一一赘述。） 更重要的问题是：大众并没有真正富起来啊！市场经济的成果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个中不乏一些“丛林法则”的受益者，有的甚至涉及腐败。 流行语：有钱什么都买得到，问题是没钱！ 大众没有富裕，社会和国家的富裕便没有实在意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消费”也就唱不起高调，市场经济本身也就没法正常发展。 投资驱动？再投资，也得有人消费才行。 与此同时，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某种程度上表现得 “短期化和无所适从”，一方面在许多不必要的领域加强或鼓励垄断，另一方在“必要时”却表现得过于软弱和放任。 比如，国企的垄断问题。从“五大银行”、“三桶油”到“三家电信”、国家电网，到对盐业、烟草业的国营，比比皆是，明显是计划经济的轮廓，却又以半个市场企业的脚步运行，衍生出许多问题。 垄断必然导致价格升高、服务品质下降，这是经济负面铁律，例子无数。更何况国企和权力部门关系太紧密，监管和自我改进缺乏基本动力。 以国企大赚、权力大赚为代价让大众利益遭到损失，也影响到正常的市场竞争、干扰市场活力，明显不合适。 更古怪的是，民营资本大量涉入的一些领域也出现了垄断，甚至是互联网这样的新兴产业，店大欺客的事情屡屡出现。 再比如，关系大众日常生活的一些产业屡屡出问题，国家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控表现得太软弱。食品、住房、就业…意见很大却长期得不到强有力的治理。 许多领域仍然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如此只得频频采用“短期化、个人化”的管理、调控方式，如此效果有限、风险不小，甚至给有些人不正当利用。 关系维稳大局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贫富悬殊”问题。 贫富分化历来是世界性的不稳定因素。在我国，市场经济中靠“灵活分配”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相当程度上并未认真履行“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责任，而是沉迷于个人的奢靡和进一步发财，甚至向海外转移资产。 如此为市场经济付出辛苦和代价的大众自然会不满，导致社会上矛盾积压、不稳定性增加。当其中涉及了一些腐败因素，更加如“火上浇油”一般。 乱象丛生，是现实。那么，我们要不要否认市场经济呢？ 当然不用。市场经济有缺点、也有优点，不应当“一棍子打死”。 … 事实表明，计划经济并不完美、有弱项，市场经济同样。顽固地执着于一种模式是僵化的、不切合实际的。 接下来的中华社会经济模式，有必要在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引入计划经济的一些优势，基本保障与灵活市场并重。 计划经济和计划调控的主要角色是在市场经济中扮演“定海神针”的作用，提供适当的稳定性，而不是全覆盖全控制。 在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基本需求方面，应采取计划经济思维和手段为主，市场经济并重的形式。先保证最基本的“米袋子、菜篮子”（基本生活）再说其它。 具体一点举例，粮食种植多少、进口多少，笼统地仍应该是国家计划控制，留出的市场空间是为了市场膨胀的需求，而不是最基本需求。 基本食品以外，盐、水、教育、医疗、基本公共交通等基本商品及服务同样应该如此。 为了保证大众基本需求，国企的主导性有必要，但是绝不应该以从百姓腰包大量盈利为目的，而应该以服务大众为主流目的，维持微利即可。 铁路、军工等不得已带有浓重计划经济特点的领域，必须提升管理水平和力度，把毫无原则底线的“平均主义”和“小圈子文化”淘汰掉—不是为了片面迎合市场，而是提高效率、塑造公平。 就业，是关系人民利益的一大块，同样应该纳入计划，而不是放任自流。 最基本的需求之外，市场经济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当然，根据其重要程度和必要性，国家采取必要的调控，其中计划经济的一些手法仍有用武之地。 当然，该调控的时候调控，不该调控的，就不用调控或减少调控，而且要高度重视调控的灵活性—解决明显的错误，避免大风险，而不是随时教每个人怎么做，更不能搭船搞私利。这方面要求当局有关人员具备较高的执政水平和责任意识。 比如能源价格，适当调控就可以了。滥搞国家定价，过度地干涉市场，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某种程度上是制造僵化和混乱，也会加重百姓负担。 比如电信方面，大可以开放市场，由市场来优胜劣汰，促进降低价格、提高服务品质。其中国企可成为“正面引领者”，而不是“规则制定者”。在这种模式下，国企的经营模式同样会受到市场压力影响，有利于自我提高。 比如互联网，多几家搜索引擎或门户网站其实并不那么危险。网购、社交软件和网络游戏更加如此。大可以让他们放手去做，自由竞争，只要不出大格就可以。 各有各的市场融资渠道，理应接受市场的考验。市场化是权力、也是义务、 创新科技同样如此，自由的市场有利于他们获得自由前进的动力。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权力机关的监管很关键，不论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吸收计划经济崩溃的教训，只要符合正面主流道理，当局监管不应太软弱，不管是对国企还是外企或私企。公义是底线，社会效益应优先考虑，无底线反公德、歪门邪道、违法乱纪一律扫入垃圾堆，不能滥用改革当借口包容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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