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少杰81:《“571工程”纪要》的破产

2017-09-03  育则维善...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毛泽东在庐山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整倒了陈伯达;下山后又砍出“程咬金的三板斧”,重在打压林彪手下几员干将;接着“游说”南方,话锋直指这一集团主帅本人。他从山上追到山下,由干将问及主帅,已作出步步紧逼态势。


不过,老人家此次是在追逼一个军人集国,一个不轻易放弃抵抗的集团、一个被追急了就会掉头反扑的集团。其元老军人对于毛要他们公开低头认错一事,采取软磨态度。其少壮军人走得更远,竟密谋以非常规方式将毛除去。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要林彪集团一些成员作检讨,后者予以敷衍,既未在大会上作检讨,也未在小会上作检讨。林彪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这个检讨。”吴法宪在拖延一个月后方于9月29日向毛交上他的检讨书。叶群随后于10月12日向毛交上她的检讨书。


毛于10月14日在吴法宪检讨书上批道: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它宣讲员的意见。毛话意思是催要总参谋长黄永胜、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等人的检讨书。这几位将军仍是一拖再拖,一直拖到转年三月才交出他们的检讨书。


林彪逃亡后,毛泽东曾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留出10天时间,以观察他们能否主动揭发林彪并检讨自己。结果,四将军沉默以待,直至被拘押。〔《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217-218。〕


在黄永胜等三月检讨后,这一集团仅剩主帅林彪一人未作悔过表示。不久,周恩来专程去北戴河林彪处传达毛泽东意见,希望后者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1971.4.15-29),并在会上作认错性表态。林予以拒绝。在建国后的中共高层里,林彪是唯一与毛泽东发生冲突而未作检讨的人。


197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焰火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照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林彪此次一反常态,不像以往那样总要比毛早到一会,而是让毛等了他很久才闷闷不乐地走进场来,不向毛打招呼,甚至不看毛一眼,默然落在一旁。


林立果等少壮派认为:黄、吴、李、邱“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段话是林立果等人一次密谈要点,为林亲笔所记: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06。〕那么,他们自己又如何呢?若就结果来说,少壮派不比老总们好,也以失败告终;若从气魄上看,少壮派则比老总们大得多,竟想以取事政变方式将那位已红透了天的“伟人领袖”干掉。


他们这一策划活动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在1971年3月下旬,二是在当年9月8日至12日期间。


在前一个高峰期,他们开了两个会议,拟了一个纪要。


旬初,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与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司令部秘书处副处长)等人密谋此事。


旬末,林立果又与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治委员》、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驻地上海)、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驻地杭州)、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驻地南京)等人密谋此事。此次密谋亦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驻防沪、杭、宁三地的王、陈、周三人:“四方”,即前述“三国”再加上他们的老首长江腾蛟。


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林立果等还拟出一份《“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谐音)。这分纪要属一揽子计划,涉及九个方面问题: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条件、4.时机、5.力量、6.口号和纲领、7.实施要点、8.政策和策略、9.保密和纪律。〔《“571工程”纪要》,由林立果等人于1971年3月22日至24日间拟出,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附件》,于1972年1月14日下发全国。〕这九个部分可槪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实情,二是拟定对策。


前者包括对国家整体局势、本集团现实处境以及毛泽东个人执政方式的分析。后者包括对军事政变的时机,步骤和手段的拟定。相对而言,后者谈得较空,该集团不久便全军覆没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证明:前者谈得较实,谈出了这样一些实情: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为此,《纪要》提出口号: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


这些话当时是作为“反面材料”向下传达的,却在许多听传达者那里引起了共鸣。如那个“变相劳改”说法就为许多“知青”接受。


《纪要》中给听传达者留下最深印象的部分,要数《纪要》作者对于“B-52”(指毛泽东)的评论。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这些对毛的评论可说是入木三分。其中有许多话显然不是这些少壮军人自己能说出来的,而是他们将某些与毛相处较久并对毛了解颇深的人——很可能就是林彪——的话复述出来的。


据传,林彪生前曾向爱女豆豆坦露过他这方面的心迹。又据传,周恩来在林彪事发后曾对这位林家遗女特意关照:“小孩子家不要乱说!”


当然,大多数国人都不会希望这位林女士“乱说”,倒是十分真心希望她“实话实说”。这既是对历史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她林家负责——如果她能有这个机会的话。


后一个高峰期,林立果等作了许多谋划,但都未来得及实行。


9月5日夜,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通过电话将毛南巡讲话内容告知北京于新野。次日,周宇驰乘直升机将于新野电话记录材料送至北戴河林家父子处。


9月6日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当面将毛南巡讲话内容,透露给正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在武汉访问的李作鹏。后者当即形成三点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114-116。〕一、感觉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二、感觉“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感觉是对着林彪的。


当天,李作鹏在陪同外宾返回北京后便将刘丰所言告知黄永胜和邱会作。即晚,黄永胜又通过电话将李作鹏所言转告北戴河叶群。这一夜,无疑是林家的一个不眠之夜。


9月8日,林彪下达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晚,林立果将林彪手令出示于江腾蛟等人。江随即表态:“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当夜,他们议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用火焰喷射器或四〇火箭筒袭击毛的专列,二是用一〇〇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三是让王维国趁毛接见时用手枪刺杀,但都议而未决。


9月9日,林立果等人继续策划。周宇驰提出在毛专列经过硕放铁路桥时予以爆炸方案。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提出在毛本人出席会议时予以劫持方案。


9月11日,林立果等人再度策划:第一步,由江腾蛟在上海组织谋杀活动,或用手枪、或用四〇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第二步,若江举不成,则由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在硕放组织炸桥活动,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第三步,若鲁举还不成,则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派出强击机轰炸毛的专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124-129。〕


当晚十点多钟,就在他们继续密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告毛泽东已离沪北上。


据汪东兴记述,毛的专列于当天午后13点12分启程,急速行驶,风弛电掣般地扑向北京。当王维国打电话时,列车已驶过了安徽蚌埠市,驶在了淮北平原上。〔《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195-196。〕


此处离林立果等人所议论的第一谋杀处上海市已有六百公里之遥,离第二谋杀处硕放桥也有五百公里之远。可是,前一行动方案指挥者江腾蛟,后一行动方案指挥者鲁珉,都还在北京坐而论道。林彪集团已失去除掉毛泽东的机会,已失去自己的大势。


林立果在获知国电话内容后,当即跳了起来,下令进入一级战备;并向在场人员痛哭道: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其父林彪)交给的任务,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向有关人员宣布南撤计划:林彪等人于次日凌晨8时,由山海关机场乘机直飞广州;北京同党于次日晨7时至8时,由西郊机场乘机直飞广州;另派机先飞上海接载该地同党,再飞广州。周还通告后续行动计划:林彪抵达广州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实行武装割据,与北京政府形成南北朝局面;同时争取苏联等国援助,对北京方面构成南北夹击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页138-148。〕


9月12日晚7时左右,林立果乘坐256号专机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20时15分,飞机落地。21时左右,林立果抵达北戴河中央疗养院林彪处。林家随即进入异常紧张状态。


13日零时过后不久,林立果与其父其母以及随行人员仓促登机,强行起飞,轰然冲入茫茫夜空中。


按汪东兴说法,当晚11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寒暄之间特意询问256号专机情况,并提出要亲自来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的电话引起林家的警觉与恐慌。林彪随即做出提前动身并改变原定航向的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的斗争》,页205-206。〕


256号专机升空后,先是向西飞行,在张家口地区上空转而向北飞行,很快飞出内蒙境外,最后因不明原因而坠毁在外蒙境内温都尔汗地区。机上8男1女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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