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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百位帝王(三)——汉文帝

 金色年华554 2017-09-03

身世履历

(一)公元前203年,刘恒出生于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亲是薄姬。刘恒出生正是楚汉战争激烈交锋的时候,母亲薄姬本是魏王豹的妾,在战争初期,魏王豹追随刘邦一同讨伐项羽,在彭城之战后由于项羽势力强大,谎称老母有病回家探视,结果叛汉联楚,后被韩信击败,家眷中除老母年老不能充役,其余全部没入为奴。薄姬首先被发往织室作工,后来被好色的刘邦看上,做了一名宫妃,被临幸一夜,生下刘恒。

(二)公元前196年,汉高祖亲征代地,平息代相陈豨叛乱。代地北近匈奴,在战略上十分重要,高祖本是想代赵两地合并,最终因为代地重要,不便合并,需要从诸子之中选出一名封为代王。诸侯王和部下诸将均推刘恒,因为高祖一心全在戚姬身上,薄姬自从被高祖临幸之后,被束之高阁,一方面高祖对薄姬全无兴趣,乐得将她打发出去,另一方面薄姬有了老公跟没有一样,自己儿子和王储看来也没什么缘分,还不如远赴代地,一方为王,身份还更尊贵。就这样,刘恒被封为代王,都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母子两人从此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保全下来,而被宠幸的戚姬和赵王如意在高祖死后,被吕后荼毒,其结局大相径庭。可见福祸相倚,劝诫后人,人在得意的时候不要昏了头脑,花无百日红,日后退路要留好,人在失意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怨天尤人,殊不知这是上天要降大任于你而刻意锻炼你的意志呢。

刘恒从8岁至24岁,一直治理代地,代地虽小,但也自成一国,这也为日后刘恒为帝施政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三)公元前180年,吕后在称制八年后去世,吕氏集团同时在刘璋、周勃和陈平的策划中被武力瓦解,吕后所立少帝刘弘以及济川、恒山、淮阳三王身份可疑,均非刘盈之子,从血统上亟需刘氏子弟来替换刘弘,掌管帝业。最终大家商定迎立代王刘恒为新君主,为什么要迎立代王刘恒而不是其他人呢,理由有两个,其一,当时高祖的儿子只剩下两个,刘恒和刘长,刘恒较长,又有仁名,其二,刘恒的母亲薄氏,与世无争,从来也不干预政治事务,当时高祖长孙齐王刘襄也是名正言顺的继位者,但是由于其母舅驷钧行为暴戾,如果刘襄即位,眼前吕后这前车之鉴恐怕又要重蹈覆辙了。

刘恒面对这上天突如其来降下来的好事,是有点懵了。先是召集属下开会研究这个事是否可行,属下的意见也是有说可去有说不可去的,然后他又去问自己的母亲,薄氏好不容易来到这世外桃源,安安稳稳的生活了这么多年,当然主张不去,最后只能求助古人的终极法宝——占卜,占卜结果还是令刘恒动心的。就这样,谨慎的刘恒还是先派母舅薄昭去都中探听虚实,在确认众大臣别无它意后,刘恒决定只带少量随从赴京继任皇位。从这里也看出,刘恒为人谨慎,但是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不会犹犹豫豫,这也是为人施政的一项重要品格。

刘恒登基即皇位,是为汉文帝。首先铲除吕氏遗患,少帝刘弘和济川、恒山、淮阳三王统统被戮,其次京城皇宫卫军统领都换成了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这样在自身安全上做到万无一失。在对待刘邦旧臣和诸侯王上采取恩威并施之策,一步一步巩固自己的皇权。

(四)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由于当年铲除吕后余党有功,但是只是封了济北一个小国为王,心怀怨念,趁着当年文帝出讨匈奴,以为关中空虚,随即起兵反叛,在荥阳一战被擒,只得自尽,反乱平息。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已有叛意,并早已开始着手准备,被发觉,原该坐死罪,但是文帝念在手足情深(刘长反叛也与文帝纵容有直接关系),只是免去他的王爵,迁徙至四川让他受受苦,在迁徙路上,刘长悔恨交加,绝食自尽。从此将淮南分为三国,进一步削弱王藩。

(五)公元前157年,文帝在未央宫驾崩,享年四十七岁,身后留有四子两女,长子刘启即继任的汉景帝。

浅谈中国百位帝王(三)——汉文帝

主要功绩

(一)军事方面:对北方匈奴采取和亲和战争双管齐下的策略,对南越采取安抚策略。

对于匈奴,在汉高祖“白登之围”后,汉朝一直实行和亲政策,然而一味的忍让并不能遏止匈奴的贪婪。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匈奴官职)率军南下,入寇上郡(河套以南地区),文帝命灌婴率八万人马去征战匈奴,结果未曾交战,匈奴已经退去。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发动14万铁骑南下,最南攻到仅距长安200里的地方,文帝遣众多将领士兵应战,虽然赶走匈奴,但是从此匈奴越无顾忌,每年都要来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58年,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文帝调动军队,双方都有所顾忌,随即相安无事。

可以看出,和亲政策已经不能完成糊弄匈奴的任务,还白白搭进大好的汉朝女子送给匈奴野人,但是基于国内经济正在复苏阶段,也不宜对匈奴进行大规模战争。所以几次出战,汉朝都是被动而行,汉文帝是有说不出的苦衷的。其实也正是汉文帝的苦心经营戍边和被动进行军事抵御,使国力不至于浪费得到积累,这才有了将来汉武帝发力进击匈奴的伟业。可以说没有文帝的厚积,哪来的后来武帝的薄发。同时,文帝在戍边问题上也听取了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的某些建议,比如募民实边和鼓励农民养马等,这些措施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将来武帝的有所作为打下基础。

对于南越,在吕后称制时期,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这导致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并侵犯长沙王属地。文帝鉴于国内经济状况,对南越采取安抚政策。在赵佗父母坟旁设置守邑,岁时致祭,又厚赐赵佗兄弟亲属,同时命陆贾再次带着国书赴南越对赵佗予以说服,文帝的诚意感召了赵佗,从此安心作为汉藩。

(二)政治方面:运用权术,建立帝王至高无上的威严和权利,巩固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废除酷刑,以仁治国。

文帝初登帝王宝座,高祖的一帮旧臣还在三公位置上左右朝政,这是对文帝皇权行使即为重要的威胁。文帝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压高祖功臣代表人物周勃而加强了自己的皇权。

文帝作为代王在进京前,周勃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请求代王屏退左右,有机密之事上奏,但是被拒绝“太尉(周勃时任太尉)有事,尽可直陈,所言是公,公言便是,所言是私,王者无私”,虽然此语是代王部下宋昌所言,但是代王并未加以制止,表示同意,公开使周勃面子上挂不住,这是文帝第一次打压功臣集团。陈平毕竟是聪明人,一见文帝如此犀利,赶快诈称自己有病,请迁周勃为右丞相(汉朝以右为尊),自己甘为左丞相,从此,周勃上朝面有骄色,这时袁盎提醒文帝,周勃在吕后称制时身为太尉不能挽救时局,吕后死后,才和其他大臣一起剪灭诸吕,实在谈不上有功,有什么面目面有得色呢?文帝自此以后见到周勃辞色严谨,周勃也感觉出不对劲,只能易骄为畏了,这是文帝第二次打压功臣集团。文帝一日突然问起一些政治上的琐事,例如一年的刑事案件有多少,每年的政府收支等问题,周勃不能回答,陈平也仅以平生智谋和一张利嘴糊弄过去,这种琐事自有专职人员管理,丞相的职责很重大(说了一大堆务虚的丞相职责,有点类似于一直流行的官话),周勃这才知道自己的才干和陈平想去甚远,同时又有人提醒他功高遭忌,马上就有大祸,吓得周勃谢病辞官,这是第三次打压。第二年,陈平去世,又命周勃为相,周勃爱嫉妒别人,别人也因此而恨周勃,剪灭诸吕,刘璋和刘兴居实为首功,但是封国太小,就此又有怨言,埋怨周勃只为自己邀功,不管其他人,文帝听着这些闲话也是很烦,借口列侯在京花费很大,要居住在领地内减少花费并教化当地平民,命令周勃作为表率,率先就国,周勃无奈只得辞官赶赴自己的领地,这是第四次打压。周勃在领地,遇到当地官兵巡视,心里不安,自己经常穿着盔甲,也令家丁持兵械护卫,被人告密要造反,这件事传到文帝耳中自然要把老周勃”请“到京中详细查问,经过贿赂狱卒,又通过自己儿媳(文帝女儿)入宫疏解,还有一并重臣说情,才得释放回领地,这是第五次打压。

经过这五次打压,连周勃老头都差点被玩死,谁还敢叫板。文帝通过整治高祖功臣周勃达到了巩固自己皇权的目的。

公元前179年,命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

公元前169年,废除残害肢体的肉刑,将面上刻字改为充作苦工和守城,将割鼻改为笞三百,将断趾改为笞五百。

(三)经济文化方面:减省租赋、减轻徭役和开放开发山泽的禁令。以身作则提倡孝悌、节俭,开创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

公元前178年和168年,文帝曾两次把田租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公元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此,“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成年男子的徭役也改为三年一次,这样的减免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公元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汉文帝曾经亲自为母亲薄氏尝药,深具孝心,其故事被编纂进《二十四孝》,连皇帝都如此尽孝道,何况平民百姓。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和车骑服御都没有增添过,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统用瓦器,凡贵重金属等物不许使用。文帝曾经想修个露台,估计需要花费百金,文帝说“百金相当于十家中产家庭的产业了,我的宫室已经够多了,都享受不过来,还造什么露台呢。”文帝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

主要过失

文帝贤名昭著,若论其主要过失,实在是勉强的很,而且和其主要功绩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汉初由于不得已而发展起来的分封制,虽然高祖对其进行了限制“异姓不得封王”,但是其对中央集权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文帝统治时期,贾谊通过上书《治安策》提出同姓诸侯王并不比异姓诸侯王可靠,诸侯王中往往是国力强者先反叛,解决办法就是把大的诸侯国分成多个小诸侯国,分散它的实力。文帝其实也在按照贾谊的意见去实施,分别把齐国分为六个更小的国,淮南国也一分为三。然而分封制不取消,这种矛盾也不能随之消失,再加上两次分封国的叛乱已启动乱先河,而一次偶然的事件,太子刘启在下棋中使性杀死吴王刘濞的儿子,只是文帝在世时吴王隐忍不发,允许私铸铜钱(详见下文)和开放开发山泽之禁也为诸侯王带来巨大财富,增强其实力,文帝偃武兴文,以发展经济为主要国策,对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以上种种原因,最终导致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当然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分封制本身,根本错误不在文帝身上。

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虽然政府在钱币质量上有所控制,而且后世考古发现文帝时期的钱币质量高于其他时代,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一弊政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间私铸钱币,由于控制不了数量,时间长了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混乱,同时,诸侯国通过私铸钱币可以快速大量的积聚财富,增加中央政权的不稳定,而同一时期汉朝没有经济强大的邻国,如果有,邻国只要通过大量的铸币并使之在汉朝国内流通,可以迅速瓦解汉朝经济而兵不血刃占领国家。所幸私铸钱币并未造成大的混乱。

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文帝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五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然而“卖官鬻爵”的流毒危害远远大于其一时带来的实惠。首先,其危害是鼓励富人犯罪,反正犯了罪可以通过花钱免罪,这大大扰乱了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法律在金钱面前如同儿戏。其次,没有身份的富人可以用金钱换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其换取更高的政治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攫取更多的财富,增加政府腐败程度,在长期看来,会把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加剧平民的贫困程度,从而影响中央集权的统治。第三,减少通过学识而入仕的机会,这不仅打击了通过读书和建立军功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积极性,而且对于维持帝国运转的官员体系的质量进行注水,低质量的官员体系必然导致中央政权的岌岌可危。


文帝是一个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明白经济发展是实施自己政治抱负的基础,由于高祖和吕后留给自己的摊子实在不怎么样,只好夹起政治抱负的尾巴,努力发展经济,自己实施不了没关系,还有自己的后代,关键是不能再留给子孙一个烂摊子了。就这样,文帝即位后,一直在实践着自己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甚至违反经济规律采用极端手段也要把经济发展上去,没有经济基础,一切雄才伟略都没有实施的条件,只可惜身在壮年即死,未能继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文帝留给后世的经济和政治财富一直延续至今,效仿文帝者必留贤名。

对于汉文帝刘恒我可能解读的不够,或者有曲解的地方,欢迎各位大佬指出以便本人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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