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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庙设像，初时为绘画形态。塑像出现后，其座向、服制又有争论和演变。宋人开始对像祭的合理性及设祭安排提出疑问，苏轼以“匍匐就食”为讥，程颐说“若多一茎须便是别人”。在解决方案上，朱熹主张仿古人设席模样塑像坐于地，明人则将祭品设于高案之上以对应高塑的孔像。在尝试破解祭或他人的难题时，明人最终走向了革命。明代毁像的理论依据，一是认为像祭有失古礼，二是认为塑像本自佛教。嘉靖毁像令施行后，孔像并未完全消失，甚至出现了像、主并祭而行的局面。就感召后学激发心志而言，像祭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孔庙 孔像 像祭 毁像 作者:董喜宁，女，1977 年生，山东海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孔子生前外貌如何，今人已无从得见。我们能够藉以想象的，只有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和后世流传的各类孔子遗像了。可是，如果按照前者描述予以复原，要么只能得出一些模糊的轮廓，要么就是一幅幅因神化而变异的画像[1]。至于后者，则又均为追写之作。追写人在创作之时，必然也面临着上述文献困境。那么，他们解决困境的依据何在? 其实颇值得人们考究一番。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并不能令人满意，南宋学者孔传(孔子四十七代孙)曾专门指出其中的一些瑕疵，并以“殆非先圣之真像”为断语[2]。孔氏后裔较为认可、推为“最真”的，则是东晋顾恺之所画的《行教小影》[3]。当然，说它“最真”恐怕主要是由于画出名家、于古制较少疏漏，且顾氏去古尚未远、授受或有端绪的缘故。有人为佐证“最真”的可信度，将顾氏画作所本追溯至当年端木赐传写之物[4]和孔子存日所写小影[5]，又未免臆测。现在流行较广的代表像并非《行教小影》，而是唐代吴道子所画的《孔子行教像》(宽袖、佩剑)。世间常见的孔子立像，即以此画为底本修成。只可惜吴道子没有顾恺之那样的好运气。有孔家人指责，这个版本的塑像“体型明显较矮”[6]。更有批评者认为，吴氏所塑造的孔子形象“让人看到的是一副迟暮之态，感受到的是一种老迈、保守乃至迂腐之气”，不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进而主张比照史书记载的五官特征与精神气质为孔子正像[7]。然而，在没有真人参照的情况下，非要将肖与不肖付诸眉眼考究，操作实难。好在前人并不专意于真假之辨，才留下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孔子形象[8]。 孔子画像在汉代已极为流行。从考古资料看，在山东、陕西、河南、四川、江苏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保留了很多以“孔子见老子”为题材的画面。画像石上的孔子，或单独会见老子，或率众弟子拜谒，以后者数量为多。众弟子都以颜渊居首，偶又有左丘明列于颜渊及众弟子之前的情况[9]。从传世文献看，有确切记载的是:熹平二年(173)，鲁峻冢前的石祠、石庙，其壁上刻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像[10];光和元年(178)，汉灵帝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后汉书·蔡邕传》) ;兴平元年(194)，高眹重修周公礼殿，梁上画仲尼及七十二弟子[11] 。这些图像尽管出现于不同的场合，却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在当时所受推崇的程度。
孔庙中设像而祭，大致也兴起于汉代。其最初所用为画像。桓帝永寿年间，鲁相韩敕饬修孔子庙，事毕立碑，其中有“改画圣象如古图”[12]之语。此后，祢衡(173—198)作《颜子碑》，亦云“配圣馈，图辟雍”[13] 。可见，孔子受享，一度以图绘为常。 受祭孔像由绘画形态过渡到雕塑形态，断限并不明显[14]。较早的一则记载见于《水经注》:“魏黄初元年(220)，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置百石吏卒，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15]然而，此处的夫子与二弟子像究竟是平面图抑或是立体像，却让人左右难断。孔继汾径以此“像”为画像[16]。今人黄进兴则涵咏文义，指其为塑像[17]。好在郦道元在同书中还有另一则“孔像”记载，足以相互参校。寿光县城西南有孔子石室，“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既无碑志，未详所立”[18]。既称其像为“立”，自当以塑像解之。又，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太学举行释奠礼，当时的设祭场景是:“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 (《晋书·潘岳传附潘尼传》) 此处的孔子、颜回像已无可怀疑就是塑像。 传子贡所雕刻的孔子夫妇楷木雕像 塑像运用到孔庙以后，朝廷礼崇孔子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唐玄宗是帝王中开始对孔像进行盛饰的第一人。开元二十七年(739)，他封孔子为文宣王，接着正孔像位为“南面”，且“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 (《旧唐书·礼仪志》) 对孔像设位的更定，当是加尊之举，用玄宗自己的话说就是:“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如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 (《旧唐书·礼仪志》) 以往曾一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主祭周公，孔子配食。周公配享武王后，方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 (参见《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唐会要·学校》) 。玄宗之论的预设前提是祭位安排以南面为尊，夫子之所以东面，是为避周公之故。孔子既已独尊，又据爵为王，自当更为南面。然而，这一“预设”与文献记载并不相符。孔子死后其祭位所向，时无笔录。到了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曾记述了汉章帝至鲁祭孔子的盛况，其辞云:“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19]北魏时，郦道元撰《水经注》，又记孔子旧宅:“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20]依此看，孔子神位，初时即为东面，并非为避周公而改。由是，玄宗的干预在博通礼文礼义的宋濂看来，无异于一场冒犯，他以古礼“神道尚右”为据，毫不犹豫地将此次挪位定于“亵祀”之列[21]。玄宗作上番解说时，《大唐开元礼》成书不久，书中也明确记载了释奠礼中的享位安排:“设先圣神坐于堂上西楹间，东向。设先师神坐于先圣神坐东北，南向。[22]即孔子东面，颜回南面。可见，依循古礼而行的孔庙祀仪，并不以南面为尚。宋濂所斥皆有根据。《大唐开元礼》被四库馆臣誉为“考礼者之圭臬”[23]，它的修撰是玄宗朝的一场盛事。然而，对于玄宗本人来讲，似乎也就仅止于盛事而已。他的弃古从俗抑或自我作故，尽管无补于“坠典”，却最终遂了“永作成式”的初衷，后世袭而不更。孔门后裔感念皇恩，对此一南面之尊也是曲尽回护，因而宋濂的稽考也就宜乎其以“未必为考古者所据依”一语搪塞之了[24]。 与像事密切相关的是冠服问题。古语云:“礼之大者，昭名分，辨等威，莫备乎冠服。”[25]冠服既为礼制范畴的一部分，必然具备一定意义上的稳定性和约束性。在顾恺之《行教小影》中，孔子所衣为“燕居服”[26]。燕居服即家居常服。世上流传的夫子像，大都被服儒雅，其中变换，也只是司寇像中的官衣官帽[27]。东魏李珽修孔子庙时，“于设像圣容，仍奉进儒冠。于诸徒，亦青衿青领。虽逝者如斯，风霜骤谢，而沦姿旧训，暖以还新”[28]。这些或儒或官或正或亵的服装，忠实反映了孔子的生平身份。虽然有人指称传世孔像皆着“汉晋衣冠”[29]，全非夫子所自言的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但此为时代局限所在，又不能尽苛责之。
自玄宗诏出王者衮冕以衣之，孔子形象大变。孔子生前不得位，无缘于贵者服制。现今既被奉为文宣王，似乎惟有着王者之服，方为得体。这成为孔像冠服制度史上的一次突破。然而，对玄宗诏书中的“王”作何理解，却存在问题。古时天子称王，后世受封皇子和异姓诸侯亦称王。周代衮冕制，天子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上公冕九旒、服九章;唐代衮冕制，皇帝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皇太子、亲王及一品官以上冕九旒、服九章。玄宗所言王者衮冕，依古制天子之王，则当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依后制诸侯之王，则当用冕九旒、服九章。由于史籍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孔子在被服衮冕穿戴一新后，服章冕旒究竟为多少，不得其详，也就无法据此反推孔子“王”封的真正面目。中遭五代丧乱，其中变革损益，更是难以考及。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衮冕之服只行于两京及阙里旧宅。诸州县庙宇既小，只正南面，衣服无改[30]。 北宋前期，孔像用冕九旒、服九章。此一服制是沿袭了旧式，还是已有更动，当代人已无法说清，甚至于议礼局在考究礼源时都无所稽查，称:“《国朝会要》国子监旧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载其更易之端。”[31]不管其中是否有过变迁，很显然，崇信者对其时的孔像冕服并不满意，以为此只是古代的上公之制，非帝王之制。他们坚信唐代曾真正使用过十二章旒，进而希望为孔子恢复此一服制。神宗朝，判国子监常秩等人已上言:“本监宣圣神像，旧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并用朝服。检会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详此，则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32]几乎同时，金君卿给出了相同的建议:“今都、郡、县文宣王之庙像，或用九旒冕、九章，如周之上公、汉之诸侯王之服，或服十二旒王者之冕，采章错乱不次。今所详定，请以文宣王冕服备十二章。”[33]哲宗朝，侍讲学士范祖禹又请求孔子冕服“用三代王者之礼”[34]。此后，国子监丞赵子栎也以此为请，都未获批。徽宗崇宁四年(1105)，国子司业蒋静继之，事情遂得进展，朝廷加孔子冕十二旒 (《宋史·礼志》) 。此次更动只限于冕旒，服章未变，仍为九章。鉴于以往各地庙像采章上的错乱，朝廷专门图绘其状颁于天下，使依图改正[35]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定孔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36]。元、明初袭用金制。 署名唐吴道子所绘“先师行教像” 孔子衮冕之服实依托于其身后所得“王”爵，而无关乎生前履历。嘉靖朝判孔子“王”号及所享“王”礼为非，去“王”号，撤两京及天下孔庙塑像，冕服制度随之瓦解[37]。与冕服制度相配的是执圭之制。《周礼·春官·典瑞》中对用圭之制有着详细的规定: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 (《周礼注疏·春官·大宗伯》) 。此种安排实即礼器上的等级制。唐朝孔子所执为木圭。大中祥符二年(1009)，易木为玉，执用桓圭。徽宗崇宁四年(1105)，改执镇圭[38]。绍兴十四年(1144)，高宗下令照旧出镇圭以奉文宣王。或许是考虑到国力凋敝，有司请以药玉或珉石为之，得到的答复是:“崇奉先圣，岂可用假玉?”[39]从木圭到玉圭，从桓圭到镇圭，后世推崇孔子，已到无礼不加的地步。 设像而祭从兴起到流行，一直是顺理成章而未遭遇过什么质疑。真正开始对此一异于古礼(设主以祭、立尸以祭)的行为投入关注并积极建言的是宋人。宋代名家们在此议题上各抒己见，展示了非凡的议礼热情，其建设性与启发性值得肯定。较早怀疑并提出问题的是苏轼，他在《私试策问》中写道:“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40]东坡素幽默，短短几语就打破了孔庙中正襟危坐的森严气氛。塑像过高，祭品又过低，常情揣度，的确要有劳圣人了。此局一开，后来者遂以不类为言，以正定为务。以往韩愈所高标为儒学荣耀的“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41]一语，如今却因其座之高而尴尬顿生。对于这一缺憾，朱熹一直在努力寻求解决之道，可惜谋而不售，他自己说:“夫子像设，置于椅上已不是，又复置在台座上。到春秋释奠，却乃陈簠簋、笾豆于地，是甚义理。某几番说要塑宣圣坐于地上，如设席模样，祭时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处?”[42]晦庵想通过降低像位来解决问题。但是此法当时说与人听，已无有苟同，钱子言作白鹿礼殿又不采，所以朱子只能念念抱之以为恨[43]。苏轼的匍匐之讥最终得以消除是在洪武年间，办法是抬升祭品位置，设高案以陈之[44]。如此定夺，显较朱子更胜一筹且更具可行性。其中优劣，丘濬已委曲道之:“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于豆间之地，斯为宜矣。今既塑为高像而坐于倚榻之间，而所谓俎豆者仍置于地，此苏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讥也。然既为今人之座，则当用今人之案。”[45] （上图）北宋圣行颜随像拓片 ，（下图）南宋《宣圣及七十二圣贤像》拓片（局部） 设像而祭另一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影像与真人之间的差异。此问题的引领者为程颐，他说:“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须无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茎须，便是别人。”[46]此后，小程的“祭或他人”之语辗转众口，祖述者奉为至理，权用者又以为太过。就实际操作而言，像与原貌之间确实存在着拿捏似否的差距。退一步讲，即使真能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又怎可能在毕具其形的同时兼备其神? 姚燧就苛责此点，他说:“短长丰瘠，老少美恶，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尽善，亦岂其生盛德之容?”[47]不仅像与真人之间存在差距，就是像与像之间，也是“郡异县殊，不一其状。”[48]孔像以阙里为善归，笃诚之人“裹粮走阙里拜摩归塑之”。然而阙里之像已难尽信，因为:“时代既远，传写非真，虽欲貌之，无从而貌之，则塑像恐涉伪耳，非理有不可也。”[49] 设尸、立主、设像，祭祀当以何种方式为佳? 论者各有所倾。程颐坚决反对影像而祭，同时盛赞“古人祭祀用尸，极有深意”[50]。南宋的罗泌却截然相反，他说:“今之像设方之于尸则尊且严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拘哉?”[51]清代的陆世仪持同样意见，他甚至替古人惋惜:“盖古人立尸，亦是想象之意，使当时有塑像法，古人必用之矣。”[52]苏轼提出“匍匐之讥”以后，在制礼探索上也是倾向于复古的，只不过他更属于兼容并包的完美主义者，如其言:“夫今欲使庙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 愿从诸君讲求其遗制合于古而便于今者。”[53]真能如东坡所愿，既有尸，又有主，既合于古意，又便于今人行之而不烦，则何其难! 观于前文“塑像于地”的设想，朱熹当是一名像祭的改良者。然而，细绎其意，却是不得已而变通之，他说:“宣圣本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设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设像坐于地，方始是礼。”[54]如果有得选择，弃像投主，更遂其意。朱子为一古礼嗜爱者，却又并非泥滞之人，深得“礼以时宜”之宗旨。不意宋代的“时宜”到了明代却转变成了另一番面孔。至彼时，伊川之反对，东坡之探索，晦庵之本心，均得以大部分实现。 明代开始着手对像祭进行改革，并最终走向了革命。宋人尽管提出了问题并力图解决问题，但在当朝未曾施行。因袭而不能更的局面在洪武朝被打破，打破的轨迹正是循着宋人的探索而予以推进。洪武四年(1371)，朝廷对设祭位置进行更动，“初，孔子之祀，象设于高座，而笾豆罍爵皆陈于座下，弗称于仪，其来已久。至是，定拟祭物陈设，各为高案。”[55]这就解决了东坡所调侃的“匍匐就食”的问题。可是，要想破解“若多一茎须便是别人”的难题，则必将走向破解初衷的反面。此语本为程颐极端反对像祭的偏激之言，依其意，要避免陷入祭或他人的荒唐无知中，惟有舍弃像祭方为正道。像祭自汉代开始，已经推行了一千多年，彼时的今俗已俨然演变为后时的古礼。是以后世大都乐于承袭而难于革兴。然而，朱元璋还是迈出了革故鼎新的第一步。洪武十五年(1382)，南京国学新成，他毅然下令“去塑像，设木主”于其中[56]。这是朝廷废除像祭所做出的最高层面的表率。从以继承发扬为善归到走向颠覆，才刚刚过了十年时间。不过，太祖未将这一做法推广开来。嘉靖九年(1530)，世宗承乃祖之业，将“废像设主”之令行于天下。有明一代既推隆程朱之学，领悟并实现理学大师们的夙愿，实在情理之中。 （上图）南宋马致远孔子像，（下图）明代佚名孔子燕居像 清代孔子行教像 明人毁像立主虽以宋人问题为启发，但对像祭的剖析，完全脱离了宋人在细节表象上的考究，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宋濂在其著名的《孔子庙堂议》中写道:“不以古之礼祀孔子，是亵祀也”，“古者，造木主以栖神，……今因开元八年之制，抟土而肖像焉，则失‘神而明之’之义矣。”[57]“神而明之”源自《周易·系辞》，用韩康伯的解释就是:“体神而明之，不假于象。” (《周易正义·系辞上》) 方之于祭祀，其如设尸、立主之类，意在追求一种神秘的交接感应，明而显之则有违其衷。宋濂的古礼重提随后掀起了一股返古从古的潮流。正统八年(1443)，国子助教李继又言太学土木肖像不称，亦非古制;天顺六年(1462)，苏州知府林鹗私将文庙孔像易以木主;成化十七年(1481)，国子监丞祝澜再疏以木主易塑像[58];弘治十二年(1499)，南京兵科给事中杨廉请更阙里塑像为木主，据称“偶未及用，识者惜之”[59]。其中脉络，《明史》称“毁像盖用濂说” (《明史·礼志》) ，深得其源。 明代毁像的最大特色是以清理名教为标榜，即视孔像为效尤佛教之物，必欲去之而后快。孔庙塑像大致发生于佛教传入并开始传播之时，所以后世在追溯其源时，大都将其视为佛教余蘖。较早有此指向者为姚燧，他说:“泥人固非中土为主以祀圣人法也。后世莫觉其非，亦化其道而为之。”[60]如果说姚氏此语尚嫌含糊的话，那么林鹗则是一语点破:“孔子生于佛教未入中国前，乌识所谓泥像哉?”[61]至丘濬则又遽下断言道:“塑像之设，自古无之，至佛教入中国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无有所谓像设也。”[62]这些推断无疑都将“塑像”纳入了儒释之争的范畴，无怪清人直解为“儒者之斥塑像，以其始于释氏也。”[63]可以看出，毁方毫不费力就占据了立论上的制高点。反其说者虽时有之，却持论不力，难以服人。各地文庙毁像成行后，有人视之为千古盛事，“至嘉靖间，肃皇帝稽古法先，始毅然诏天下文庙尽撤塑像，易以木主，数百年陋妄敝事一旦尽革。……而缁羽诡徒，欲援大圣以扶彼说，至诎而参诸老释之行，既难与言万世名教，正当以国典裁之耳。”[64] 塑像去后，木主代之而起。称颂者极言“惟设为木主最为得礼之中”[65]，反对者却也曲径驳之。嘉靖令初行，刘世节即有议:“至宋儒谓影像与祖考无干，专用木主，不知数寸之木与祖考有何相干也。”[66] 其后，吕坤也有回护之言:“古有铸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亲者，皆出于思慕之极无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于礼乎?”[67]国祚鼎移，短长前朝政令已无所忌惮，邵长蘅直接开陈《复孔子像议》，要求更改嘉靖之令，重立孔像[68]。就观感言之，木主似嫌压抑呆板。有后人在乍睹孔庙中众多乌黑的木主神牌后，竟不胜其迎面袭来的阴凉之气，其阴暗意象历久难挥[69]。 设像与设主，似乎并不一定要舍此取彼。这一包容直接体现于现实的二者并存。禁令的落实情况自始至终就没有整齐划一，包括阙里在内为数不少的孔庙，其中所设塑像依然保留。董其昌在为青浦县孔子庙作《修复孔庙疏》时不仅自豪地说:“肃皇帝易像而主，独孔宅遗像尚存，俨然有生气。”且称其为“此吾乡第一殊胜希有迹也”[70]。乾隆在论及尸、像、主三者优劣时亦说:“若夫国学孔子之神位书板，自合神人之正道，而阙里之塑像，亦所谓有其举之不可废。”[71]此为威严政令之下的两途并行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像事推行既久，自有其不可替代性与存在的合理性。为庙以祀，虽以享祭先师为主，却也兼有敦促后学之谊。将古圣贤形诸于像，并借此来激发人们的希圣希贤之心，是施政者热衷的一种宣教手段。据说唐代韦机就曾行此方于檀州僻陋之地，有人称颂曰:“夫如是，岂非文未尽经纬，而书不能形容，然后继之于画也? 所谓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亦宜哉!”[72]枣强县学在修塑了历代百六人先贤像后，传记者称:“冠冕履舄，丹青炳烺。端拱列坐，俨如生存。然后孔子庙内外完好，不失典则，有以大启士民尊敬之心。”[73]明代吕维琪将历朝历代所作圣贤像赞编为一册，各随像附之，其用意亦在于此，“吾冠洋子列象于书，令学者揭而见孔子俨然在上，又见颜孟诸子及历代配祀诸先生森然在傍，惕惕有羹墙寤寐之思。将流者归，杂者一，迁者还。”[74]清光绪年间，孔氏后裔重新摹印此书，推崇道:“以故得观图像，寻绎赞词，无不向往顿增，景行倍切。噫嘻，盛德感人之深，固为此夫! 则冠洋子《圣贤像赞》一书所有裨于世道儒风者，良匪浅鲜。”[75]这种交接与感通一度被视为是完美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及孔像抚慰人心的作用，“予观今世之人虽甚强戾无道，然入吾夫子庙而觌其遗像，未有不肃然敬者。”[76]
（上图）元赵孟頫三圣图，（下图）明代佚名孔子司寇像 后人以汲取古人智慧为目的，然而就认知情感过程而言，慕而思人，实入佳境。往昔圣贤，面目早已不可寻，可是后人接触，往往更易于将遐想归宿寄寓于可观之像，纵有不类亦无大妨。明人陆深就深有体悟，他曾整日地待在斋房之内，朝夕瞻对圣贤之像，据其自称:“如身游洙泗亲接圣贤于唯诺之间，取以为省躬修己之助者良多，又不特区区识其器数而已，古人谓书画真有益者如是。”[77]这就是像事的意义与魅力所在。 [1]相关记载大略为:《论语·述而》:“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荀子·非相》:“仲尼长”、“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庄子·外物》:“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白虎通义·姓名》:“孔子首类鲁国尼丘山。”《史记·孔子世家》:“生而首上圩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孔丛子·嘉言》:“修肱。”《论衡·讲瑞篇》:“孔子反宇。”《 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七《人事部十八》:“《春秋演孔图》曰: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昻，望之如斗。”《东家杂记》等孔氏著述记载了家谱中的“四十九表”之说。 [2]孔传:《东家杂记》卷下《先圣小影》，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 年版，第 109 页。 [3]参见孔传:《东家杂记》卷下《先圣小影》，第 108—109 页;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第八《先圣小影》，台北，广文书局，1970 年版;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52 册，第 80 页。 [4]孔子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在回答康熙“何像最真”时答道:“惟行教小影颜子从行者为最真，乃当年端木赐传写，晋顾恺之重摹者。”参见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七，第 80 页。另，庄月江先生也称在衢州孔氏南宗家庙中，“孔端友从曲阜家庙中带来的一对由孔子弟子端木子贡所刻的孔子夫妇楷木像亦供奉于此。”见庄月江:《孔子南宗家庙变迁记》，载《文化交流》2000 年第 4 期。 [5]《幸鲁盛典》载:“行教小影，衣燕居服，颜子从行。《孔庭纂要》称其于像最真，亦顾恺之画也。恺之去古未远，《孔圣全书》谓孔子存日尝写小影，或有所本也。”《孔圣全书》被四库馆臣斥为“其间鄙俚荒唐，庞杂割裂。鬼神怪诞之语，优伶亵诨之词，无不载入。谓之侮圣人可也。”足见其书之不可据。分别见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七，第 81 页;《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册，第 309 页。 [6]孔令朋:《孔裔谈孔》，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0 页。 [7]王书敬:《为孔子〈正像〉》，载《山东教育》2000 年第 8 期。 [8]骆承烈先生不仅收藏了多种多样的孔子像，还将它们细列为六类，分别为皇家孔子、官家孔子、儒家孔子、布衣孔子、仇家孔子、海外孔子，足见孔像的多元化。参见骆承烈、骆明:《孔里论孔》，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24—425 页。 [9]参见李强:《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考述》，载《华夏考古》2009 年第2 期;平阴县博物馆:《山东平阴县实验中学出土汉画像石》，载《华夏考古》2008 年第 3 期。 [10]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八《济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 216 页。 [11]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百五《画苑记第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2 册，第 676 页。 [12]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22 页。 [13]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十《人部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65页。 [14]孔子塑像的起始时间，以往有三种说法:汉文翁立学于蜀时就已设像于石室;东魏兴和三年(541)兖州刺史李珽修孔庙时始塑;唐开元八年(720)始塑。其中第一者的失误有两点:一是将东汉重修之周公礼殿与西汉文翁石室混为一谈;二是将画像与塑像混为一谈。第二、三者则有明显的晚推迹象，详见正文。 [15]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五《泗水》，第 594 页。 [16]孔继汾述:《阙里文献考》卷十二《林庙第二之二》，第 235 页。 [17]黄进兴:《圣贤与圣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39 页。 [18]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六《巨洋水》，第 619 页。 [19]汉章帝祭孔时的面向，刘昭采习凿齿《汉晋春秋》作解。其后，汉明帝至鲁祀孔子，李贤采孔衍《汉春秋》作解为:“《汉春秋》曰:帝时升庙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汉春秋》、《汉晋春秋》二书皆佚，刘昭、李贤等人注解时各有所本，还是传抄之误，不知所以，暂且存疑。见《后汉书志》第八(《祭祀中》，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 3184 页)、《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 119 页)。 [20]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五《泗水》，第 594 页。 [21]罗玉霞主编:《宋濂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第 19 页。 [22]《大唐开元礼》卷第五十三《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北京，民族出版社(影印)，2000 年版，第293 页。 [23]《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 册，第 697 页。 [24]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七，第 79 页。 [25]允禄等撰、福隆安等校补:《皇朝礼器图式》目录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6 册，第 56 页。 [26]孔传:《东家杂记》卷下《先圣小影》，第 108 页。 [27]各画像见于陈镐纂修:《阙里志》卷之一《图象志》，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 年版，第 53—59页。 [28]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七，第 76、81 页。 [29] 同上。 [30]杜佑:《通典》卷第五十三《孔子祠》，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1482 页。 [3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四《学校考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11 册，第 83、79 页。 [32] 同上。 [33]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礼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36 册，第 377 页。 [34]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十二《乞改正先圣冠服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00 册，第 269页。 [35]参见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一《历代褒崇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1 册，第 21 页;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七，第 77 页。 [36]参见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第三《崇奉杂事》;不著撰人:《大金集礼》卷三十六《宣圣庙》，《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48 册，第 269 页。 [37]秦蕙田:《五礼通考》卷第一百二十《祭先圣先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7 册，第 904—906页。 [38]分别参考《孔氏祖庭广记》卷第三《崇奉杂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三《学校》，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169 页。 [3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绍兴十四年正月戊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 2424 页。 [40]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七《私试策问八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203 页。 [41]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429 页。 [42]李光地编:《朱子礼纂》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2 册，第 699 页。 [43] 朱熹:《晦庵集》卷六十八《跪坐拜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45 册，第 331 页。 [44] 参见林尧俞等纂修、俞汝楫等编纂:《礼部志稿》卷八十五《更定释奠孔子祭品礼物》，《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8 册，第 522 页;陈镐:《阙里志》卷之六《祀典》，第 253—254 页。 [45]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六《释奠先师之礼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12 册，第 756 页。 [46] 程颢 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286、6 页。 [47] 姚燧:《牧庵集》卷五《汴梁庙学记》，载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初编》第 1428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1922 年)版。 [48] 同上。 [49]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五，第 229，229 页。 [50] 程颢 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286、6 页。 [51] 罗泌:《路史》卷四十五《原尸》，《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3 册，第 628 页。 [52]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五，第 229，229 页。 [53]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七《私试策问八首》，第 203 页。 [54]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第九十《礼七·祭》，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293 页。 [55]林尧俞等纂修、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卷八十五下《更定释奠孔子祭品礼物》，第 522 页。 [56]陈镐:《阙里志》卷之六《祀典》，第 254 页。 [57]罗玉霞主编:《宋濂全集》(第一册)，第19 页。 [58]详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孔庙废塑像》，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61 页。 [59]罗钦顺:《南京礼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保谥文恪月湖先生杨公墓志铭》，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4695 页;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杨廉传》，北京，中华 书局，1974 年版，第7247 页。 [60]姚燧:《牧庵集》卷五《汴梁庙学记》。 [61]参见杨廉:《刑部侍郎林公言行录》，载徐纮编:《明名臣琬琰续录》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 册，第 378—379 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更定祀典》，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769 页。 [62]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六十五《释奠先师之礼上》，第 750 页。 [63]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五，第 229 页。 [64]徐三重:《采芹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67 册，第 375 页。 [65]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三《木主诂》，第 93 页。 [66]嵇璜、曹仁虎等:《续通典》卷八十四《神像》，第 590 页。 [67] 同上。 [6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四《像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852 页。 [69]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 页。 [70]董其昌:《修复孔庙疏》，载《孔宅志》卷之三《孔宅衣冠墓碑记》，第 274 页。 [71]清高宗撰、沈初等编:《御制文三集》卷四《像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01 册，第 594 页。 [72]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自古规鉴》，载《四部丛刊续编》第 322 册。 [73]程端礼:《畏斋集》卷五《枣强县学修饰两庑及从祀先贤像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9 册，第 685 页。 [74]吕维琪编:《圣贤像赞·序》，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 年版，第 15—16 页。 [75]吕维琪编:《圣贤像赞·序》，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 年版，第 22 页。 [76]王立道:《具茨文集》卷四《拟六卿送衍圣公庆贺礼成东归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77 册，第 794 页。 [77]陆深:《俨山集》卷八十八《跋圣哲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8 册，第 5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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