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谓毛边本（又称毛边书）？这在《辞海》上是查不到的。但是1981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对其有一个仅九个字的最简明扼要的注解：“书籍装订好后不切边”。今天如果书店出售不切边的毛边本书籍，大都会被读者误认为不合格的半成品而弃置不顾，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毛边本却在中国风行一时，与新文学的勃兴互为因果，成为当时文化景观中一个突出的亮点。 提倡毛边本不遗余力的并非别人，正是新文学的祖师爷鲁迅。鲁迅晚年对毛边本有过好几次明确的表态。一次是1935年4月10日给后来在香港大享文名的曹聚仁的信上说： 《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 另一次是同年7月16日给东北作家萧军的信上说： 切光的（指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有毛边本和光边本两种——笔者注）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 古人云：“君子不党”。鲁迅自封“毛边党”，可见他对毛边本的忠诚不二。后来的毛边本爱好者，也大都以“毛边党”自居，甚至有爱书家写过《告别毛边党》这样的妙文。那么，为什么鲁迅对毛边本情有独钟，以至他早年的著、编、译，从《呐喊》到《彷徨》到《坟》到《朝花夕拾》到《苦闷的象征》到《唐宋传奇集》，无一不是毛边本？已有论者从诸多方面加以分析，如他对书籍装帧的重视啦，或与他的倔强个性有关啦，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不能忽略，即与他早年负笈东瀛，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迷恋西方书籍装帧艺术不无关联。毛边本正是作为西方书籍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为鲁迅所喜爱，所移用。他与周作人合作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集初版本（1909年3月、7月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就都是毛边本，而今早已成了凤毛麟角的新文学中的“罕见书”了。 鲁迅之弟周作人也是不折不扣的“毛边党”。早在1926年4月，周作人就在《语丝》上撰文屡述提倡毛边本的种种理由，声称印制毛边本“就是要使自己的书好看些，用刀裁一下，在爱书的人似乎也还不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由于周氏兄弟的鼓吹和实践，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叶起，毛边本就大行其道了。就笔者有限的见闻，新文学大家名家中，除了周氏兄弟，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林语堂、冰心、苏雪林、谢冰莹、叶灵凤、施蛰存、邵洵美、章衣萍、许钦文……等等（这可以开出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无一不出过毛边本，从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毛边本世界。只是当时的毛边本形式多种多样，有开本各各不同的毛边本；有书顶着色，书根毛边的；也有毛在书根，书顶平整的，笔者所藏鲁迅第一部杂文集《坟》的初版本就是毛在书根的。直到二十年代末，上海北新书局成为出版毛边本的大本营，毛边本毛的一边才逐渐统一到书顶。而且为其他竞相出版毛边本的书店所效仿，一直沿用至今。笔者所藏《呐喊》1929年4月第12版毛边本，就已把毛边从初版的书 根移到书顶，即为一个明证。当然，也有例外。1935年12月，左翼诗人蒲风出版的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毛边本，就是依然毛在书根的。 对于毛边本，笔者虽然也十分喜爱，但并不刻意搜求，因为笔者懂得“可遇而不可求”的觅书之道。中国毛边本“始祖”《域外小说集》初版本，笔者无缘得见，但笔者有幸入藏中国开本最大的毛边本，即1946年上海贝多芬学会出版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R.H.夏莱著，彭雅萝译），16开道林纸本，厚达六百余页，而且毛在书根，颇为难得。笔者还藏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最后的毛边本，即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名著《吝啬鬼》（1949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为“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五，全辑七种，均有毛边本），但用的是普通西报纸，不够厚实。毛边本用纸必须讲究，这时毛边本已经式微，风光不再，只能将就了。 不切边的毛边本，对读者的耐心和时间而言，无疑是个考验。毛边本不裁边就无法阅读，因此，有边裁边读的，也有先裁后读的。但可以肯定，如果一本毛边本未曾裁开，那就说明书的主人从未读过这本书，不管他收藏此书的时间有多长。有趣的是，笔者所藏的毛边本中，就有几种是尚未裁开的。在东京购得的《呐喊》第12版，书中只有鲁迅《自序》的第一篇《狂人日记》裁开了边，可见这位书的主人读了《狂人日记》之后，也许中文根底太差，也许不能理解鲁迅小说的深邃意义，就此罢手，不再往下读了。又如林语堂旧藏刘半农译《国外民歌译》（1927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和周作人名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4年10月北平人文书店订正三版）等都是尚未裁开的毛边本。在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这些未曾裁边的毛边本所折射的人与书的互动关系，自可激发笔者的想像。 当年鲁迅所担心的由“和尚或尼姑”（即光边书）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在五十年代成为现实，惟一的例外可能是1957年北京出版的《诗刊》创刊号毛边本（应该补充一句，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杂志中也多有毛边本，著名的有《创造月刊》、《新文艺》、《新月》、《我们》、《水星》等，同样丰富多采，限于篇幅，不赘言）。八十年代大陆出版复苏，百花齐放，爱书人对书籍文化的探索和追求呈现多样化，毛边本开始卷土重来，“毛边党”也重振旗鼓，乘势复辟。1988年1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香港著名书话家叶灵凤的三大卷《读书随笔》，编选者、香港资深报人柳苏（罗孚）就印制了少量毛边本分赠友好，笔者有幸得到一套，至今宝藏。此后，笔者所得到的新毛边本，举其荦荦大者，计有姜德明著《余时书话》（1992年9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张中行著《留梦集》（1995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十卷本《唐文集》（1995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凌叔华文存》（1998年12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和黄裳著《来燕榭读书记》（2001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等等。其中，《唐文集》是中文书中极为难得的精装毛边本，《余时书话》和《来燕榭读书记》则是非主流的毛在书根的毛边本。同辈文友中，小宝的《爱国者游戏》（2001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陈学勇的《浅酌书海》（2001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因都是毛在书根的非主流毛边本，也值得一提。最近，东南大学出版社“六朝松随笔文库”第一辑12种均有毛边本行世，可谓新世纪毛边本印制中的大手笔。而笔者自己所编诸书中，《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学人书话》（文汇出版社）和李欧梵著《音乐的遐思》（文化艺术出版社）等，也都有少量特制的毛边本，只不过海内外“毛边党”外人士不曾知晓罢了。 毛边本在香港和台湾恐早已成“广陵散”了。1947年1月，台湾省编译馆倒是印过李霁野译《四季随笔》（英国吉辛著）毛边本，但那也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事了。五十年代以降，台港许多诗人印制的诗集精美漂亮，却也未见有情致独特的毛边本，也许我孤陋寡闻，不曾见到。不过据香港书话家黄俊东回忆，已故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早年在台湾出版自己的著作，分赠友好的就是毛边本，可惜我未曾寓目。去年初冬，笔者赴台开会，在远景出版集团主持人沈登恩办公室书架上得见林行止著《到处风骚》（1993年7月初版）一书，居然是毛边本，且毛在书顶，正好符合鲁迅翁主张的毛边本标准，当即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虽然明知不可能，笔者仍不禁奢想，要是有可能拥有一整套“香港第一健笔”林行止著作的毛边本，那该多好！ 如果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裁读毛边本是一种时尚，那么今天大概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毛边本为何物了。甚至连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对毛边本不甚了然，不少现代文学硕士博士从未见过毛边本，这实在有点悲哀。然而，真正的爱书人，真正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入迷的人，恐怕都会对毛边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倒不是“物以稀为贵”，重要的是毛边本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参差美、朴拙美和本色美；更重要的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毛边本的兴衰正与新文学的进程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见证了新文学的曲折坎坷，许多新文学名著最初不正是以毛边本的形式问世的吗？ 当今世界已进入电脑时代，“上网”阅读已成为时尚，连光边的书籍能否存在都已成了问题，你还来奢谈什么毛边本，岂非迂腐？其实不然。记得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曾建议当今各界“成功人士”在紧张繁忙的拼搏之余，不妨选听几段古典音乐以为调节。那么，爱读书的朋友，可能的话，找一部毛边本边裁边读，一定也能放松自己的情绪，舒展自己的思想。毕竟，夜深人静，清茗一杯，在灯下欣赏毛边本特殊的美感，从容裁读毛边本，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态度，一种陶然的读书境界，别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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