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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精神和文化表达的书法，集中反映了时代的审美观念，也折射着社会的精神风尚。一个时代能否有体现时代审美特征、准确表达社会精神面貌的书法作品及代表人物出现，是历史评价这个时代书法所达到高度的重要标准。 苏轼《寒食帖》 时代书风的形成，是这一历史时期书法创作和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这一时期的书法家个性特征的充分表现。书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奔腾前涌，不同的时代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时代精神的内驱力也成为书法艺术不竭的发展动力。书风递嬗、求变出新，始终是书法发展的轨迹。中国书法从浑拙古朴的甲骨文开始，在时光的隧道中穿梭，踏着秦砖汉瓦一路走来，不断彰显出时代风采。秦朝威严，小篆遒劲刚健；唐人尚法，楷书名家辈出，颜、柳、欧三家的书法表现出恢宏、正大的气象；宋人“尚意”，苏、黄、米、蔡四家的书法舒展开张，四面出锋，“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元人“尚古”，复古出新，别开新途，如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明人“尚姿”，承宋元帖学而重结字章法，如“三宋””“二沈”，祝枝山、文徵明；清人善书者则杂糅各体，以势袭人，自出新意，如初期的傅山、王铎等。蓦然回望，历代书家们都以他们聪慧的悟性和大智大勇的求索，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每一时代自有这个时代之精神特质和内涵，从而应验和诠释出了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内涵。 书法是独具中国精神、中国表达的文化形态。时代书风的形成与书法传统存在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因果关联，是书家群体在艺术实践中长期创造和积累的成果。那种缺乏根基，为创新而创新，甚至抛弃书法固有的审美理念、以“丑、奇、怪”为标榜的“创新”，不会成为艺术的时尚，只能是艺术的时弊。因此，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短命而已。书法在渐渐失去了实用的价值而趋向一种职业化的艺术形式的当下，以及有别于史上“文人书家”的大批“专业书家”的涌现，使书法的精神文化遭遇着巨大的危机，书法与文人、文化人、文人精神渐行渐远。尤其是一些视书法为“线条艺术”的创作者们，不断以西方理论解析书法、用西方元素解构书法，暴露出他们在书法文化认知上的迷茫、在书法精神领域的缺失、在笔墨耕耘上的不深入。书法要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要用西方的形式来改造书法，书法的推陈出新也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另辟新途。殊不知，书法这一中国特有之艺术与西方艺术各自有着不同的艺术精神，彼此并行延展，只有差异，而非差距。当代书坛虽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气象，但在书法创作上仍缺乏精神的引领和时代风貌。 “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个朝代的生命情调和文化精神。”（宗白华《美学散步》）离开了时代精神的所谓“个人风格”，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是没有价值的。书法史上但凡有建树的书家，都是追求精神境界、道德理想的哲人文士。身处于一个时代的书法家，只有感受时代的脉动、倾听生活的呼唤、接受传统的熏陶，方能“健笔凌云意纵横”。《乐记》中有“治世之音安”“乱世之音怨”之说。当今之中国，时代风云竞相激荡，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书法创作理应呈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景象。而面对当下书法精神的缺失、时代风貌的缺位、文化含量的缺少以及古韵的不足等种种弊病，今天的书法家应把根深深地扎入传统中，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不断推动书法创作与时俱进，使古老的书法艺术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 一个磅礴大气的时代书风的形成，既需要时代精神的氤氲，又需要书家们个体素养的支撑。清代沈德潜在论诗时曾说，诗人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 。因此，有志于推动书法繁荣发展的书家们应牢牢把握住书法的文化精髓，在创作上既不能违背书法文化的内在逻辑，同时又要不断汲取时代的精神芬芳，从而去拥抱文化的大格局。确定当代的书法审美原则、建构书法的时代精神，是时代的命题和一个需要的追寻目标。我们期待当代书法迎来一个融会贯通的时期。这一时期应有众多独具个人风格和精神风貌的优秀书家相继涌现，而这其中更应有集大成的书法作品脱颖而出。 与历史上此起彼伏的书法高潮相比，今天的书坛尚缺少力透纸背的精品力作，缺少众望所归的大师级人物，缺少群英荟萃的盛世华章。喧嚣热闹的书坛烘托不出书法高峰的出现，人多势众的场面也无益于代表性人物的涌现。书法的时代高度往往依赖于少数精英人才的寂寞坚守。只有将时代气息凝聚于笔端、时代精神蕴寄于胸次，才是大家产生的前奏。如果只是斤斤于点画之间、拘泥于技巧之内，无外乎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只有在一个多维度的视野中，书法艺术的高峰才有可能出现，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书法现象中酝酿出时代书法的正大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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