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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到广西玉林见到一幕幕让我很困惑的场景，其中之一，是不论何种类型、何种体格的犬只，见到完全陌生的“爱狗人士”都毫不犹豫卸下防御。瞬息转变眼神，眨巴眨巴，尽是善意。有的还直接摇起尾巴来示好。但前一秒，它们可能还在笼子里狂吠不止。 近些年的玉林，是中国动物权利争议最激烈的一座城市。从2011年以来，每年的六月中下旬，都有一批批抗议者前来，通过街头辩论、行政举报和司法诉讼等途径抵制“狗肉节”——按照当地人的一种说法，全称是“夏至日荔枝狗肉节”。外界称他们是“爱狗人士”。我用更中性一些的动物权利倡导者或行动者。  玉林城区一家菜市场门口的激辩（2015年6月22日），作者供图。 为收集硕士毕业论文的材料，我到了这座城市，时间是夏至日前夕。烈日当空。 那些外来的抵制者，有的戴着墨镜，在当地人群中显得尤为突出。隔着墨镜，传说中的眼神交流甚至都不存在。但这样的突兀并未激起犬只的丝毫警惕。同年七月下旬，我到重庆参加一部叫《旺旺》的纪录片拍摄，导演说，他到各地拍摄，所见所闻莫不如此。你说怪不怪？我心中的困惑于是更大。 这些困惑，原本只是材料收集中不太重要的花边。我的关注点只是这一场抵制里的“国家—社会”关系（作者注：论文题目《边缘的中心性：动物权利运动中的国家与社会》）。但现在，连日来，围绕成都一起遛狗未拴绳被打毁容事件的争议，重新唤醒了两年前的场景。  成都一女主持人遛狗未拴绳被邻居暴打 按照媒体报道和视频监控，这起事件的过程不复杂。一位女士下楼买东西，将金毛带出门溜，没拴牵引绳。在超市门口，金毛朝一名小孩跑去。小孩家长立即护住小孩，另一名家长一脚将狗踹开。女士见狗被踹上前理论，双方旋即发生肢体冲突。一目了然。 遛狗冲突有（成都）城市养犬管理条例——要求出门遛狗需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拴牵引绳——打架冲突有民法。照常毋需争议。然而，网上的讨论还是炸开了锅，表现为一边倒地狂批遛狗被打女士。骂其“活该”。 被打的女士说，金毛跑到小孩面前只是高兴示好，而非攻击；而在小孩家长看来，贸然冲过来已是一种危险，谁也不知它会不会攻击，如果真咬为时已晚。两者都觉得自己的判断才是对的。“我家狗不咬人”，“它是畜生谁知道”。  “我家狗不咬人”，基本上是绝大多数遛狗者的观念；“它是畜生谁知道”，可能是所有反对者的意见。 毕业来北京工作一年，常常一出门下楼就见遛狗不拴牵引绳，我也有不开心。网上的言语“讨伐”很可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目睹过这样的场景，而新闻报道中的遛狗伤人事件，乃至前段时间西安和上海等地流浪狗咬人致死，都添了不满和恐慌。但遛狗者是真的相信“我家狗不咬人”。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道理很简单，谁也不敢看到悲剧产生。 第一个问题来了。“我家狗不咬人”这一现今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怎样诞生并流行起来的？ 最直接最容易的一种归因是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既指土地商品化，更指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城市化。这意味着，犬只在其中的位置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守护者到伴侣者，而跟着改变的是我们对它们的性格假设。 我小时候家中养狗，看家护门，俗称中华田野犬。很喜欢它们，高兴时更要搂起来亲吻；但我同时也是一个怕狗的人，看到它们绕着走生怕被瞧见。我猜这或许是生长在农村的许多孩子，都会表露出来的两面，因为狗是两面的，夜以继日地严格判断孰“敌”孰“我”。如果判断失误，是要被视为“不看家的狗”的。养狗的人家非常清晰“善意”是单一向度的。到访者畏惧狗吠，却不太会担心被咬，预设并相信是有绳在拴。这是一个持续了千百年的生活共识。变数不大。  而你看城市生活中的犬只，就不一样，数经变革。早年的民国，商人和知识分子已在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兴起养猫狗当伴侣。改革前的一段时间内，城市人家养狗养猫一度被批政治觉悟不高，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格调；到新旧世纪之交，成了新中产阶级的一种“标配”；再到当下，政治和经济的标识意义都已式微。可一直不变的是对犬只的性格假设，是宠物，是伴侣，是可爱而充满善意的。它们眼中可能存在“主人”和“一般人类”的区别，但再也没有“敌我矛盾”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但很重要的不同。你听到的“我家狗不咬人”由此而来。它早已存在，只不过真正的流行是如下两种力量的支持结果。一是新世纪前夜的中国城市住房市场改革，标志着城市化替换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城市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新媒体的成长，即便媒体不报道，那些大街小巷的遛狗冲突也能得到传播。 既然犬只在生活中的位置变了，那一句“我家狗不咬人”为什么还是没有人相信？现实生活中有烈性犬，有咬人事件，这些都是原因。但这里要讨论的是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因素，换种问法可能更清晰：这些犬只眼中不分“敌我矛盾”了，但表情和举止，为什么在养狗者和外人的解读中截然不同？这是第二个问题。而现在，需要重提玉林。 常听到一种流行说法，包括评说成都这起事件的，都把养狗者和“爱狗人士”等同起来。在我看来，两者存在天壤之别。 我确实理解不了两年前的那一幕幕，完全超出了自己的生活经验。是不是他们懂得怎样和狗打交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带着善意？何种交道，何种善意，这些都是听起来很虚的主观定义。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是带着善意即可，就该是像我们常听到的，你不惹它，它怎会惹你，大家相安无事才是。 但直到现在，遗憾的是，我还只能从“交道”和“善意”上归因。真后悔当时只看成花边而没有观察更多。 两年前的“狗肉节”前晚，做广州来的一位动物权利行动者的案例访谈。两个半小时，哭了不止四次。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向着窗外，“明天又有数不清的’狗狗’要被残忍地杀害，我真的很难受、很痛心。”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情绪的人，也不善于安慰别人。更何况作为一个观察者，除了其中一些交流需要变通，其它时候都不干预他们，反而倒在甄别他们言语中的可靠度。 到了夏至日即“狗肉节”当天下午，玉林城区下了一场大暴雨，天空阴沉，只在电闪雷鸣中被照耀一下。我与四川来的两位动物权利倡导者，走在狗肉餐馆最集中的市场，到帐篷下躲雨。地面上的雨水汇集到路边地处，向着下水道湍急地流，淌着一滩滩狗血，餐馆后院和市场传来狗叫声，撕心裂肺，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血腥味。 他们两位一男一女。向着天空流泪祈祷，随之念出一段话。 刹那间愣住了，我甚至认为不可思议。生于九零年，和同辈人一样都在一种去“仪式化”的叛逆中长大，怀疑中心，怀疑权威，怀疑信念。 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日复一日地到各地行动。我不能完全认同他们的观念，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距离，但回顾现场的那些场景，我选择相信他们与犬只长年累月的交往、互动和磨合，已经改变了他们言行举止，乃至细致到一个嘴角动作和眼神。潜移默化的烙印。他们自己也只能用一个简单的“带着善意”来简化概括。 我们知道，动物表演中的驯服，通常用诱饵和暴力来刺激条件反射。而他们打交道的方式不一样。乍一眼看，是他们的一个动作、一个眨眼、一个声音和犬只建立了信任，但更深刻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却在影响每一个言行举止的日常观念。  可见“善意”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需要实践中的训练才可能具体操作。但现实是，至于这样和陌生狗交往的训练，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比如刚来城市的乡下人，刚上小学的小孩，还有生来怕狗者。眨巴摇尾，十分可爱，稍有不对就可能猛地一攻击。 目前的中国城市化还是低水平的，和陌生的宠物狗相处的经验匮乏，冲突不断，事件一出来，各种争议满天飞。于是有了第三个问题，养狗者和另一部分人的相互交流为什么就这样艰难？“我家狗不咬人”的困境根源是什么？ 我们都清楚怎样和陌生的“看家护门”的犬只打交道，对不对？这是因为，默契千百年来都没有大变过。而现在，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实，有的人没有意愿或没有需要和陌生宠物狗直面打交道。因此更重要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与陌生人相处的能力依然很低。 你看“我家”是一种主体性认同。经历过计划下的集体生活，城市中的单位制、农村的人民公社，“我家”是改革年代中破土而出的一种个体化。这一波个体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同当下出现的单身、独居为两回事。破土而出意味着一种社会自主空间的增长，走出熟人社会和陌生打交道，然而，旋即迎来二十世纪末的消费转型，还有其它层面的因素，使得我们自己并未过上一种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和妥协的公共生活。  传说是台湾养狗人士与邻居的对话，图源网络 相比于以往，我们更关注自己是否满足，是否开心，而不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宏大符号。然而，缺乏公共生活的个体化，难免会磕磕碰碰，冲突不断，各方受伤。原因是我们会自负自满，会无条件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是正当的，而不顾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经验。 美国青年政治学者阿林·弗莫雷斯科在他的《妥协》中回顾十六七世纪的英法两国，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英国的个体主义能同时做到“向内坚持内心”和“向外平等地协商和妥协”。但法国不。法国的人们认为，向外协商和妥协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而历史证明，那时候，英国比法国的公共生活更漂亮。现今全世界的公共生活和妥协都面临着挑战，只是因素不同。这是题外话了。 我会在脑海中重现两年前的场景，令人称奇，令人困惑，但也知道，那些同犬只打交道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会。我仍然选择相信“我家狗不咬人”是真诚的，并不如人们所言是一个借口。还是那句话，谁也不敢看到悲剧发生。但“我家狗不咬人”也只是一厢情愿，它的诞生是犬只城市化的结果，而它的流行，是在一个自主性腾飞但公共生活干瘪的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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