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生存战略（6）

（曹恩硕∣文）

第一章：内外交困的战略形势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实质是一种商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而技术的进步与积累则是促成近代商业迅猛发展的一个经常占据重要地位的因素，而殖民扩张以及近代早期一系列政治革命则是这种商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的重要契机或是某种程度上的结果。有一点可以完全被所有人所普遍认可的观点即是近代商业的扩张特性，那是基于市场需求、利润刺激、夹杂着技术条件与军事侵略所决定的，而扩张的结果则是占据这种优势地位的西欧人渐渐获得了对于整个世界的支配权。

晚清帝国的被卷入则只不过是众多被纳入这一西欧人支配体系的传统地区的一部分，而在东方这片古老而又肥沃的土地上清帝国享受了百余年的太平盛世。而卷入西方世界体系的标志则是1840—1842年间的中英鸦片战争——从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业帝国清王朝与工业化进展迅速而享有强盛之名的英帝国之间的交锋中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启示：富裕与强盛之间并非成正比关系。而且在这次交锋中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帝国几乎是每战必败，直至1842年以战败者身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

战争以媾和的方式结束了，而道光帝连同满清的整个官僚集团以及大部分民众从心理上都是不服输的。皇帝因为丢掉祖宗遗留下来的领土（香港）而“不得死后入皇陵”，官僚集团除了极个别有识之士发出一些呼吁之外大多数都陷于迷惘状态而无法接受天朝上国惨败于“蛮夷英邦”的残酷事实，而民众则近乎于本能地抵触外夷，随之抛给他们的是更为沉重的赋税，因为皇帝将战争赔款分摊到平民百姓头上，就像先前帝国的官僚们所经常肆意增加的苛捐杂税那样。

英国人以及紧随其后的法国人、美国人惊奇地发现，偌大的中国竟没有它们获利的市场，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形态以及整个帝国固定的多半僵化的思维模式都在本能地抵制（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比如英人入城事件，当地的官僚会同绅士外加市民的配合，一度将英夷拒于城外而不得入，尽管条约中有英人可以入城的规定。

令中国人大为吃惊的是，作为战胜者的英国人并没有提出大的土地要求（香港岛除外），那是中国传统式战争的主要目标，相反，英国人最为重视的是通商口岸的开放，以便利其商品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内陆的广阔市场，除此之外又索要了200万英镑的战争赔款并增加一些特权待遇。通商对于清帝国来讲似乎并未有丝毫损伤，至少大多数官僚都这样认为，而赔款，对于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所构成的庞大帝国的皇帝来说也只能算是九牛一毛。

而中国人的愚昧无知状态在此次战争的冲击下昭然若揭，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找不出一个能够将英国准确描述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中英交战过程中，道光帝的一道上谕中这样问道“其（英国）至内陆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今新疆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①

然而，皇帝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之所以被看作是愚昧，是因为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而他却仍然是一种自我尊崇的心态，将战争的失败归罪于用人不当而竭力为自身开脱，为此，他惩办了与战争有关的一大批臣僚，也包括那个禁烟的林则徐。

不过皇帝还是兴奋了，一年多的惨败事实尽损天朝的威严，现在可以体面地结束战争了。

1850年道光帝去逝，继位的是被后世人称之为“苦命天子”②的咸丰帝（1851—1861），在他主政的十年中，政局动荡激烈，在1851年初咸丰正式改元称帝的伊始，叛乱就爆发了，这是一场延续了近14年之久的“农民革命战争”，一个企图凭借科举进入仕途而屡屡失意的乡村私塾教师用宗教组织了几千人之后便开始爆动，响应者数以百万计，它将深深触动帝国的统治根基而使之呈现出大厦将倾的态势，然而内忧并未止息，外患又来，1856年英国和法国以看似不起眼的事件为借口而联合出兵攻清（1856—1860）。再接着便是慈禧太后的逐步当政，慈禧太后是一个才智可与卡捷琳娜二世相媲美但同时目光却又十分短浅的女强人，在她长达48年的漫长统治期间，清帝国艰难地支撑了下来，但是却已经是满目疮伤、行将就木了。

鸦片战争显然使一向以天朝上国的清帝国威严扫地，但是却并未威胁到帝国的生存，准确地说，应当是一种信号——传统帝国与西方近代国家之间正面交锋的一次尝试。从1842年至1850年间，帝国的统治根基依然相当稳固，甚至到了1856年英法联军再次侵入时，帝国的最高掌权者似乎也抱有一种“势必渡过难关”的积极心态，尽管事实上，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正如狂风暴雨般深深触及乃至于动摇帝国大厦。

然而，北京的陷落（1860）却或多或少地使帝国的高级官僚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鉴于列强的“坚船炮利”，清朝现时无法取得对外的根本胜利。而这种认识的结果与其后帝国对外以妥协为主的做法之间存有密切的联系，渐渐地又形成为一种近乎于策略的路线，通过对外妥协来缓解压力，以此来为自强与复兴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

叙述晚清帝国大事年表的目的并不在于陈述历史，而是在于从对这些大事件的解析中找出晚清帝国在19世纪下半期政策之间的一致性，进而寻求把握晚清帝国衰落的整体脉络。

（曹恩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