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生存战略（7）

（曹恩硕∣文）

鸦片战争

地主、乡绅们召集地方乡勇来对抗侵略者。清军屡战屡败，而乡勇的表现则更像是乌合之众，然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神话显然在清廷眼里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是，皇帝已经明知清军不堪一击，却对于呈乌合之众的民团信心百倍。这些乡勇，手持大刀长矛、凭着血肉之躯勇敢地向英军冲锋，不过战斗的结局总是很滑稽的，常常是英军没放几枪，乡勇们的冲锋就会受阻或者干脆是畏缩不前、一哄而散了。

儒家以仁为本的“民本”思想塑造出来的是一种“民心不可战胜、仁者无敌”之类的文化物质，但是，在东方帝国漫长的岁月里，“仁者无敌”得以成立的条件总是在打着“仁者”旗号的统治集团获取足够击溃或摧毁敌对势力的地盘、武装之后才具备的，而1840年的清帝国相对于英帝国而言根本不具备上述条件。

现在的史学家们自然很清楚鸦片战争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型国家对于一个庞大但处于颓废状态的古老帝国的挑战。然而最早在1860年之前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这样想的，中国人依旧保持着思想上独一无二的文化优越感并且继续保持着“天朝上国”之类的主流意识。

清廷对于乡勇的态度始终都是很矛盾的，既利用乡勇在战时抵御外侮又同时担心地方士绅会凭借乡勇抗拒清帝在地方基层中的权力。

尽管林则徐对于的坚船利炮有着真切而肤浅的看法,他在向道光帝的奏折中对于英军“浑身缠裹，腰腿僵硬”③不适合于陆战的荒唐说法却显然打动了道光帝，结果是“林则徐的‘以守为战’的海防策略便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所采取的海防战略方针”④这种“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的实质是放弃海防集中兵力于关键性的出海口及沿岸要塞，以便诱使英军登陆从而凭借陆上军队歼灭英军，这种战略得以实行的两个基本假设前提是：一、即如林则徐等人所认为的寻样英国军队不适合在陆上作战，而清军的优势恰恰是被认作为陆上数量庞大、得尽天时地利的骑步兵；二、清帝国的水师建制及装备状况不适合于在海上同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军较量，而内河则正是清帝国水师的用武之地。但是，这种战略很快归于失败，因为清军在陆路上的连连失利直接证伪了关于英军不适宜登陆作战的荒唐说法，同时第二个假设前提也立即失去说服力，因为英军已经登陆并连续获得陆上作战的胜利。

那些从19世纪末期晚清帝国衰落过程中对于向西方学习的近乎本能性的抵触中推断出中国历代所实行的封建大一统体制在本质是以扼杀创造性为目的的诊断只是在形式上得到了印证，人们不应该忽视，正是在中国封建大一统体制的作用下，中国人创造出了传统世界中最为辉煌灿烂的文明。我们所熟知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无疑反证出中国人具有极高的创造水平，这样我们建议在比较中国的封建大一统体制的功能时应当与其处于同等时代层次的其他体制作为对象。而清朝的封建大一统体制与当时西方文明中所开创的先进社会体制则显然是属于两个层次的不对称阶段。

当然，怀疑论者会反驳说，正是由于西欧长时期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样的封建大一统体制所以最终西欧人在相互竞争的状态中掌握了统治世界的先进手段。但是，这样的诊断将西欧几个世纪中出现的空前的社会进步归因于它在过去1500年间所遭受的纷乱与战争的痛苦之中，却不顾及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的辉煌成就而只是到了最后封建大一统体制的功用得以充分发挥之后才陷入停顿的事实。因此说，清朝解体过程中对于变革与自强举措基于本能的社会抵触并不能归因于封建大一统体制对于创造性本能的扼杀，而是出自于大一统体制效用充分发挥后所产生的体制优越感的自觉维护。

而且我们也看到，正是这种体制优越感的自觉维护功能反过来加强了清朝的封建大一统体制并使得它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下能够始终保持作为一个整体帝国而保存下来。这并不等于说否定保守势力在晚清近代化过程的消极作用，事实上，保守派的消极作用的发挥并不能定义为他们在本质上是蜕化、落后、罪恶、反动的势力，而是他们从体制优越感中所衍生出来的那种无知、妄自尊大的心态使他们鄙视和反对除中国大建大一统体制之外的其他任何类型的社会体制。只是在19世纪末期中国渐渐融入西方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普通的国家成员之后，保守派的体制优越感才面临着被彻底颠覆的命运，但此时，能够称之为保守派的势力更多地是专制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兴盛之前贪污腐败被视作为走向盛世期间的不良现象，而兴盛之后贪污腐败就立即被转用来作为解释这个王朝兴盛之后极为漫长的一段时期中走向灭亡的根源。

（曹恩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