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生存战略（23）

（曹恩硕∣文）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仿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种形势为变法派的再度活跃提供了契机，这一次康有为到北京后直接向清帝上书并受到清帝的器重，维新派提出开制度局以总领和主持变法活动，而且这种制度局将代替旧有的决策机构而享有真正的决策权力，而这却恰恰是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所缺乏的最为关键的步骤。

尽管维新派的人物猛然抨击洋务派“舍本求末”，后者被指责为仅仅学习外国技术之类浅层次的东西而招致甲午战争的惨败，而事实上，洋务派在前后三十多年的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整个晚清帝国最为夺目的地方。

接着，维新人士便掀起变法运动，这是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为直接导火索的。变法维新的思想最早产生于70年代末，受启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自强运动，而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则达到了一种高潮，他们竭力主张变革传统愚昧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以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为蓝本，但是，维新派却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即权力问题，变法者是否掌握最高权力或获取最高权力的支持将是决定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而这却是帝国数千年历史中众多改革失败的通病。一群激昂奋进的先进知识分子企图依赖于一个并无实权、近乎于傀儡的皇帝来推行变法，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居于幕后实际操纵政权的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容许任何有损于其最高权势地位的任何举动，而维新的失败并不在于太后本身是否喜欢变法却恰恰是因为他们将光绪皇帝视为最高权威或用一种近乎于蔑视的态度来对待太后。

为了后权免受新兴帝党的“侵蚀”，太后决意要干涉乃至废除新政，那些在变法中受到打击的官僚集团则坚定了维护后权与本身地位及传统秩序的立场，最后，变法以皇帝的被囚禁与变法派主要人物的逃亡或被捕杀而告失败。

“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则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慈禧太后起先是默认变法的，至少没有表示出公开的反对，当她确定将任命三品以上官员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事实上却极不利于新政的推行，因为那些守旧但握有实权的官员根本无法容忍变法派对于大权的染指。

作出这样的推测即光绪帝想利用变法改变其与太后之间的政治权力配置甚至完全掌握大权又难以避免有太多的主观臆想，然而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一心想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④的做法显然是要以夺取政治权力为要旨的，而康有为的这一意图如果不是直接指向太后本人的话也至少会使太后意识到自身的权位势必会受到侵损，因此，当1898年9月14日光绪帝前往颐和园请求太后批准开设新议政机构时慈禧太后甚至以胁迫他退位来作为警告。

从此前9月4日光绪帝罢黜抵触变法的礼部六党官的做法可以从反面反映出变法派的权力基础是多么脆弱，事实上，当太后决定再次走到前提“训政”的时候，变法派几乎是束手无策，他们对于聂士成、袁世凯等直隶军事将领的策动要么流产要么归于失败。

在晚清帝国发起的两场变革与自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中，维新派没有获得甚至是洋务派官员们所掌握的那种有限的大权，尽管洋务派官员们所掌握的有限权力还远不足以将一个彻底的近代化纲领上升为现代国家战略的国策高度。当慈禧太后在抵制顽固守旧派而支持洋务运动的同时，她也安排顽固派官员进入洋务机构中来牵制洋务官员以避免他们的势力坐大，而顽固派不是认为从事洋务运动无利可图，而只是感觉到这样做只是一种耻辱。

政变的结果对于维新派而言具有反讽性意味，因为除了维新派所提出的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政策条令被保留下来之外，所有法令都被废置，这似乎从某种角度使维新派活动的意义返回到文化教育与思想启蒙的轨道上来了。

翁同龢本来对于维新派有着情感上的同情与认同，然而他却不是一个主张进行激进变革的人，而且他坚持他只应当是皇帝和太后之间的调解者而非摩擦的制造者，因而翁同龢几乎同时受到来自于两方面的不满与压力，维新派将他视为阻碍进一步变革的保守力量而慈禧太后则怨恨他将维新派引荐给光绪皇帝的行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想念光绪皇帝进行维新的决心，然而翁同龢的去职却无疑使得变革派与光绪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联系与权力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不堪。6月15日翁同龢被罢黜了所有职务，自此以后，维新派与光绪皇帝之间联系的有力中间人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光绪帝下旨维新派可以直接上书言事的做法则显然进一步刺激了慈禧太后敏感的权力神经。政变前的情况是维新派将慈禧太后当作是阻碍变法与进步的根本障碍并力求促使光绪帝发挥乾纲独断式的作用，然而光绪帝在心理上与实际行为上却显露出对于慈禧太后的惧怕。

梁启超建议湖南士绅官员在必要时仿效日本的长州、萨摩等藩首先脱离北京政府的控制而进行试验性的变革尝试，然后将变革由省份自治推向全国。但是，梁启超忽略了日本长州、萨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自身具备更大的独立权力，而当时湖南省包括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省份都不具备那样的独立权力，结束清王朝命运的辛亥革命也只是在南方及东南沿海大部分省份被革命所感染的背景下才首先发生在湖南并迅速波及全国的。在湖南总督张之洞有意接触变法运动时，他邀请维新派人士到湖南进行活动，而在张之洞有感到变法派过激的言论其矛头直指清朝帝制并可能造成颠覆活动时，便又立即将维新派人士赶出湖南省。

变法派自身的缺陷在于，他们妄想与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大受益者合作来结束君主专制政体本身。

变法派缺乏一种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来有效地支持和贯彻他们所提倡的政治纲领，然而这只是就内部而言的，或者能够称得上变法扔组织体系的是他们在巨大阻力中所作创建的学会和报纸机关。康有为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的强学会是变法派每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团体，它的创立不仅吸引了同情变法的众多高级官员，而且很快在其他省份引起响应，但是，强学会不到五个月就被御史弹奏而强制解散了，这时变法运动在它的两个中心活动地区北京和上海同时受到了清廷的打压。就外部而言主，在变法运动遭到打压的时候，变法派几乎难以寻求可以支持他们应对打压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在1898年那场宫廷政变中，变法派绝望地寄希望于一个编练新军的袁世凯来帮助他们解除危局而终于遭到失败。

就连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由变法派起草、光绪皇帝下诏实行的那些变革的具体纲领与措施本身也很难说会是切实可行的，在此之前康、梁从未游历过西欧进行实地考察而更多地是受到中国沿海西方影响的耳濡目染，另外变法派也没有或者说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的方式促使法令得以执行。

（曹恩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