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生存战略（27）

（曹恩硕∣文）

与晚清帝国的生存战略具有可比性的是同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这样说而不是拿中国1898年的百日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是因为前者虽然借鉴于后者但却只是一次昙花一现的失败的变革，名称上的相近并不能作为比较的依据。纵观19世纪后半期的大部分时段，或许有必要将考察的期限延长到20世纪末头十年，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过程横跨两个世纪，真正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的也只能是晚清帝国的整个近代化过程。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条件在于：变革派的真正掌权；最高统治者变革的坚定决心，以及一批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制度、技术文明且能够在日本政坛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学者、官僚群体；团结一致的民族意识，日本民族单一、人口规模较小容易形成团结意识，相反，中国人口众多，过于复杂化难以在当时的状况下形成团结意识；还有一点虽不是主要的但确曾产生过微妙影响的是，日本较之于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这部分地是由于中国过于庞大的市场、资源等对于西方列强更具吸引力，还有一点证明是，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产生形成的联日制俄的远东政策。

而对日本巨烈的维新运动，中国最初的反应是显露出钦佩的情感，随后就开始感到疑虑甚至有些恐惧和不安，因为日本的全盘西化的做法将有可能会促使它倒向西方列强一边从而对中国不利。当李鸿章在1875的试图对来到北京的日本代表森有礼发起共同的传统文化加快并且警示日本过分西洋化的危险性时，后者答道：“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

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力，导致帝国的政策断断续续、敷衍了事，帝国缺乏变革的决心，而最高统治者则只将变革的目标设定为维护既得的统治地位，而这些无疑限制甚至是明显背离了帝国复兴的整体战略目标。日本生存战略的成功在于其国民一雪国耻的决心与奋发精神，而明治新政权的形成则成为这种决心与奋发精神的良好载体。

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宣告以自强标榜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的情形刚好相反，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向世界展示了其“明治维新”的初步成功，当日本于1905年接着战胜俄国后，则可以确实地说明“明治维新”已经成功地挽救了日本败亡的命运并使它得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从此在远东地区发挥着巨大影响力。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明显带有军事导向型的变革特征，这一点对清末宪政有着重大影响，因为其中有提倡国民尚武的政策主张，而事实上，中国留日学生以及那些支持宪政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是感触最多的。

叛乱镇压得很彻底，帝国基本恢复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变革创造了条件，然而问题也就在于这种传统社会秩序的恢复是中兴的官员、士大夫们通过给儒家正统思想注入新的活力而得以实现的，结果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得以巩固。在从1861-1895年的三十五年间没有哪一种类型的西学可以悍动儒学的根基，制度上的变革也没有施行下去。典型的代表是“中体西用”说的流行，西方先进的社会文明中只有技术、军事装备被当作是有用但属于末位的应用工具，变革也只是从最初的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到对于制度本身的懒散且有限的小修小补。

相反，清廷虽然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作出某些不必要的妥协政策，然而，变革正是在外部环境的刺激状态下进行的，而每一次由外部环境刺激所进行的变革却总是会遭受儒学正统理念的排斥和湮没。

帝国在一种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战略框架中长期遭受折磨，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对内的镇压与对外的妥协政策执行得淋漓尽致之后，帝国再也没有决心去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以求获取再度强盛而总是满足于生存的最底线追求。

无论妥协还是镇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首先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其次利用短暂而相对稳定的局面进行变革，最后的目的则都归结为清皇室及其统治机器的巩固与正常运转。

一头习惯了吃草的野兽消化不了肉食。

尽管在与列强的数次交锋中，帝国形成了一种“求和、避战”的妥协心态，但是，部分清军在战争过程中的抵抗行为以及随着战争结束而进行的极为有限的变革行动则足以证伪那些认为妥协是完全媚外政策的定论，而评价妥协方针的政策性质，一个根本的标准是要看它是否是在为变革创造条件或者说它是否具有策略性而非一种消极、僵化的政策。

列强对于清帝国战争的胜算就如同清帝国对于其在国内镇压起义活动的胜算那样，都是有着必胜或至少是不至于根本毁灭其战争意图的把握。

（曹恩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