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生存战略（28）

（曹恩硕∣文）

如果清廷的最高决策者具备足够高超的战略眼光的话，那么它为维持安南这个藩属国而不惜与法国开战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能够避免。不错，安南曾经在王朝强盛的时代可以作为中国西南安全的一道屏障，而且如果允许法国人占领安南，那么法国人就会以此为跳板威胁到中国的云南、西藏省份，但是我们却同时看到，清廷能够容忍它从东北至西北边疆上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丧失而无法坚决进行反击，而现在却为了它实际上已经无力继续维持的藩属国朝贡体制而不惜与一个西方头等强国进行战争，难道东北和西北边疆的战略位置就没有西南方外部的一个藩属国的战略位置重要吗？

保障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无疑是极为正当的政策理由，然而清廷的决策者们考虑更多的却是要确保中国对于安南的宗主权地位以及那种继续发挥重要影响的潜在的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的维护。在战略家的视角中，像晚清帝国这种战略形势，为了帝国心脏地区的战略安全在必要时可以暂时性地牺牲某些边陲地区来保障在腹心地区进行的变革与复兴政策少受干扰。朝鲜同属于清朝的藩属国，然而我们却反而认为清朝对于朝鲜的保护是极为明智的，而与日本进行的战争的惨败是因为它的政策执行不力而并不能说明清朝对于朝鲜的保护政策本身是错误的，这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所处的地缘位置使得任何一种占据它的外来势力都能够获取直接威胁到清朝首都北京以及心脏、沿海地区的安全。

一个战略家的思维方法特征并不以考虑道义上的应然与否为主线，而是深思在当下的具体形势中如何能够使处于其中的对象做出最为有效的举措从而最终走出困境。现代的中国人在痛惜晚清帝国领土和主权权益日益丧失的历史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晚清帝国的疆域是如此之广阔、它的统治是如此依赖于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人口密集地区，以至于它从东北至西北的大片领土丧失，它在新疆、云南地区太多权益的丧失，甚至包括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部分领土与太多权益的丧失，都无法终结帝国的统治体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帝国因为内部的革命活动而解体。

晚清帝国的统治者们更难以深入想像到变革与复兴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使用已经建立起来的巨大力量驱逐外国入侵者对本土的侵略行为，这一个驱逐阶段包括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从列强手中夺回失去的领土，通过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扭转商业交往中的不平等局面以及如有必要可以派遣军事的或者经济、政治的力量向外部世界宣扬中国的复兴已经成为事实。在以战略指数为主题的战略思维中，力量如何形成、力量本身如何维持与力量如何使用是相互衔接的三个基本环节，假设一个国家没有在第三个环节有效地使用力量，那么它就无法达成它所想要实现的目标。

然而，对于晚清帝国来说，它还远远没有达到实施第三个环节的程度，它的力量与所处的严竣形势不容许它具备那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在晚清帝国所有有关近代化主张的言论中甚至根本不提或者去关注第三个阶段，晚清的官员与士大夫们主张变革后的目标是自保或者是更具中国传统特征的邦邻和睦，然而没有人会想到那种自保或者邦邻和睦的前提条件是这个国家必须能够有效地使用自身力量来促成这一目标和局面的实现，而那种指望别人会因为自身的强大就顺从自我的想法是荒诞不经的。

当代中国人从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历史悲剧中总结出来一句令人醒目的警语“落后就要挨打”，然而却没有谁会认真思考这句话的内在特征，与这句话相契合的另一句反语是“进步就会揍人”，现在我们用战略指数的思维方法来看，这两种话都是实力决定论的翻版，前者是弱者的强势思维而后者是弱者成为强者之后的强势思维。人们也几乎会一致赞同晚清帝国对外政策的特征是同由于当时中国的实力低下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体现，然而这种说法更符合于1898年维新变法至1911年晚清帝国灭亡的这一段外交政策，而从1861-1898年间晚清帝国的对外妥协的政策原由是为了通过策略性的“和戎外交”来为中国实行变革争取到有利的外部环境，而绝不能将这一段时期内的妥协外交政策视作为简单的因实力低下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做法。

李鸿章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所遵循的准则就是在中国未完成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建设之前，应当竭力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的冲突，主动的挑衅更要禁绝，同时，当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也要尽量化解冲突并用及时的、尽可能缩小的权益让步为代价来换取和解。然而，终李鸿章的全部政治生涯，中国始终没能建成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而人们则看到李鸿章在几乎所有的外交事务中都表现出忍让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对于外事的解决方法要比他更坚决，然而曾国藩却没有足够的寿命与好运来允许他将自己置身于晚清的军事现代化的框架之中。

当曾国藩承担起主持镇压太平天国的重担之后，他一直坚持他镇压叛乱的目的是恢复儒教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秩序，而李鸿章在进行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中却反而受制于他曾经致力于恢复的儒教社会秩序。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目标：一方面清朝模糊地意识到应当加紧进行变革与自强，为此需要镇压起义活动以便恢复传统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在叛乱得以成功地镇压之后而得以恢复的传统社会却又本能地抵触它加紧变革与自强的意图和政策。

（曹恩硕∣文）